魔侠传（汉西版）_[西] 西万提司著，林纾，陈家麟，雷林克（Alicia Relinque）译_9787100186919

　　商务印书馆于1933年出版林纾、陈家麟所译《魔侠传》，是《堂吉诃德》这部经典世界名著首次在国内出版，开启了国人了解西班牙文学的先河，为如今《堂吉诃德》成为国人家喻户晓的世界名著奠定了基础。如今西班牙汉学家雷林克将林纾译本再次译成西班牙文，让这部经典文学名著重新彰显活力。

　　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林纾君坐在书房里，手捧一本书。这本书用一门他不懂的欧洲语言写就，而这门语言还并非作者创作时所用的语言。这都无关紧要。他已决心翻译此书，将其译成中文。他认为中国人应该了解这部作品，不能像那个年代的好多书那样，本该被知晓，最后却鲜为人知。
　　在此几年前，一场革命宣告延续千年的帝制结束，这场革命使中国不得不直面现代世界和活跃在这个舞台上各方的新要求。其实不论林纾，甚或整个国家对现代世界都不大了解。这也不足为奇。毕竟中国傲然孤立五千年了，一直自视为世界中心，始终称外国人为“蛮夷”，哪怕这些“蛮夷”如今已变得强大。
　　林纾知道他有个使命，即帮助中国“开眼看世界”，接受新思想，接受来自别国文化的知识，这些文化属于或许不曾是世界中心，但实力和财富却已超过中国的国家。通过了解这些新思想与新知识，他的国家能更清楚地认识到自身成功和衰落的原因。
　　有人告诉林纾《堂吉诃德》是一部欧洲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巨著。他已决定要译它，可如何才能完成这项任务？毕竟他不懂西班牙语。
　　这正是《魔侠传》奇幻之旅的起点，我所读过的最出色的作品之一。1922年该书出版的最初动因，存在的实际困难以及林纾战胜困难的强大决心，这三个因素促成了一部优秀故事的诞生。事实上《魔侠传》并非是《堂吉诃德》的简单翻译，而是林纾对《堂吉诃德》英译版的个人诠释。在好友陈家麟口述翻译的帮助下，林纾创作了自己的中文版。
　　如果“译者，叛徒也。”的谚语是正确的，我们可以想象林纾多少“背叛”了原文。首先，他没接触过西语原文，只接触过英译文。其次，他并非直接阅读英译文，而是好友念给他的。最后，他没有逐字逐句地转写，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重写。也就是说他三次“背叛”原文，是叛徒中的叛徒。林纾将自己对20年代中国紧张而失衡状况的思考缓慢融入文本。他的国家与16世纪的卡斯蒂利亚王国大不相同。然而，凭借《堂吉诃德》和他自身的伟大，在彼时屈辱的岁月里，林纾找到了堂吉诃德的梦想和自己强国梦想之间的契合点和可鉴之处。虽然不曾读过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的书，林纾仿佛听从了他在《堂吉诃德沉思录》中所说的话：“对环境的再吸收决定人的具体命运。”
　　实际上，我不赞同译者是叛徒的说法。分毫不差地将文本从一种语言转化成另一种是不可能的，因为语言反映着说话者的经历、情绪以及对世界的见解，这些在各个语言社群中都各有不同。语言还如同生物不断进化，而且不同语言进化的方式会因使用这门语言人群所在地区、文化、氛围、习俗、饮食或爱的方式而有所不同。因此，每种语言不仅使用不同的单词来描述同样的感受和经历，还使用不同的图像、比喻或语言结构。好的译者应该拣选正确的表达将作者的原意翻译到目标语言。尽管这样一来译文在许多方面难免与原语言不同，但应包含作者原语言中想要表达的经历和感受。
　　因此，优秀的译者并非“叛徒”。优秀的译者本质上是忠于原文的，这并不是说忠于所有的词语，但的确忠于原意。因此译者是作品的再创作者，几乎是被委以重任的第二个作者，承担着使世界上语言不同、文化不同、参照点不同的人了解一部作品的美丽任务。起点虽不同，终点却相同。
　　对吉诃德的神奇再创作，造就了“魔侠”，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中国对西班牙的了解。林纾的工作毫无疑问帮助了彼时西班牙驻华大使拉近两国之间的距离。其实，大使也是译者，但大使翻译的不是语言，而是国家。他们传达国家的世界观和利益。传达的方式应该是双向的，不仅得在驻在国阐明派遣国的观点，而且得提升在派遣国对驻在国的了解。
　　因此，作为林纾谦虚的同行，我很荣幸受邀作序。我对塞万提斯学院，尤其对推动此翻译项目的易玛·孔萨雷斯·布依和伊莎贝尔。塞尔维拉两位院长，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对刘瑞明提供完成翻译不可或缺的《魔侠传》副本表示谢意，诚挚感谢他慷慨同意该副本在塞万提斯学院安东尼奥·马查多图书馆永久展出。
　　我尤其为雷林克对《魔侠传》的精彩翻译表示衷心祝贺，她是西班牙最重要的汉学学校之一——格拉纳达大学汉学专业——的创始人。在她的努力下，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德·拉曼恰冒险故事最美丽的一环——从西班牙文到英文，从英文到中文，最后从中文回到西班牙文的中国之章一一才能够圆满结束。我建议有时间和好奇心的读者可以将雷林克老师的翻译与《堂吉诃德》的西语原文进行对比。通过对比，你们也可以将一个世纪前林纾边在书房里拿着陌生的书边逐步开启的那段旅程画上一个圆满的圆。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