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望乡 : 田野中国五讲_曹东勃著_9787208168169

本书首先描绘了当代农村的生活面貌与生产面貌，接着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与三农问题的演变，最后探讨了地方治理与农业发展的理想模式。作者结合亲身调研与理论探讨，帮助读者跳出日常生存空间，在经济社会的宏大变革中，认识中国的另一面。

全书由五个方面进行展开：1.农村生产生活的现状，社会结构的流变；2.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关系的变迁，包括产业平衡、三农问题、粮油关系、税制变化、基建等；3.以土地、产权、开发为核心的农村现状；4.行政区划调整、基层治理与以上海为例的城乡协调；5.农业创新与寻找“理想农民”，落脚点在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多样化经营。

序言从乡村能看到什么

熊万胜（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一

东勃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从2010年开始认识，一晃就是十年，这十年中我们一起研究中国的乡村问题。他将这些年来的一些思考结集成一本书，嘱我作序。我欣然应允，但谈不上是作序，仅是笔谈而已。

东勃是一个有趣的人。

他是地道的城里人，却深度地卷入到乡村研究领域中。其实，农业问题是他的家学，他的父亲是粮食系统里的一位资深专家，还能搞粮食机械的发明。正是因为这样的渊源，他当初才会加入华东理工大学的乡村研究团队，去开展驻村调研。前两年居然又到云南的红河边上去挂职做教育副县长。估计当地师生很少见过这么喜欢调研且能上课的副县长，他在那里跑了很多所中小学，而且还上课。回来后就写了一本《红河边的中国》，显然，这包含了向华东理工大学乡村研究的开创者曹师锦清教授的致敬，《黄河边的中国》正是曹师的代表作之一。

东勃是学经济学出身的，在上海财经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毕业，但他是一个人文主义的经济学者。他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喜欢用历史叙事来说明道理。而且他会关注一些很细腻的问题，然后用细腻的笔触表达出来，正如我们在这本书的开篇看到的，他关注农村女性和老人的生活。即使是思考宏大的历史或结构问题，他也一定要从有趣的细节中展开。当他和我一起驻村调研时，我们每晚都会有讨论，通常他都比较寡言，当我在高谈结构时，他总是在琢磨一些实质性的细节。

二

《在城望乡：田野中国五讲》写的是东勃从乡村看到了什么。“从乡村”看到了什么不同于“在乡村”看到了什么。后者隐含了乡村本位的立场。曹师锦清教授讲过，乡村研究的好处之一是从边缘思考中心问题，东勃大致也是这么一个路子，所以，他是“从乡村”理解真实中国。

理解真实中国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在这种在城望乡式的跨界

式理解实践中更为显明。对于国情的通透理解是中国社会体制的要

求—在美国，我们不会要求加利福尼亚的经济学者对得克萨斯州农

村的方方面面有真切的理解，因为他们的社会秩序具有更多的自发

性，各行其是。但在中国，需要将整个社会融为一体来应对前所未有的竞争环境。上下、城乡、区域、阶层、民族、宗教等不同类别的人群之间的相互理解是“融为一体”的必要条件。体制可以区隔，人心却要互通。可以说，所有的学者都在从事这种社会融通工作，东勃作为一个城市学者来研究乡村，在这种融通实践中具有特殊的代表性。当越来越多的学者变得过于城市化时，他是“逆流而下”。

曹师锦清教授曾经提出过，研究中国的农村问题要从四个线索切入：国家、市场、社区和土地制度。在城望乡也要从这四个方面切入。东勃这本书基本上涵盖了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写得深入浅出，可读性很强。读完这本书后，我有了一个想法，这本书其实可以作为乡村社会学的必读参考书目，尤其可以作为初学者理解乡村问题的入门读物。读了这本书，可以建立对于乡村社会的多层次理解；对于理解大城市的郊区乡村社会来说，这本书的针对性更为明显。

三

东勃的自序中已经说明了自己从乡村看到了什么，如果再进一步概括，我感到他总体上是在考察我们这个社会经济基础的稳定性，尤其是某些平衡性。地势坤，厚德载物。乡村就是中国社会的大地，承载万物和城市社会，但是，它并不能无限制地承载，其中的平衡是微妙的，甚至也是越来越脆弱的。

东勃在历史部分讨论了温铁军的八次危机理论，而且他自己还加上了对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的研究，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温铁军提出的第一次危机之前的统购统销过程，这其实也是一次应对危机的情境，是从民族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变。工农剪刀差在这个过程中就开始形成了，乡村承载全系统压力从此成为常态。粮食问题是东勃的本行，他着墨较多，所涉问题从粮食安全到家庭农场经营，再到农业治理问题，等等。这其中，他讨论了十八亿亩红线的合理性，也研究了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问题。坚守十八亿亩红线是一个大平衡，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是一个小平衡，无论大小，都事关全局。现在看来，坚守十八亿亩红线是能够做到的，可是家庭农场的小平衡到底怎么维持还没有答案。东勃对陈云的综合平衡论的推崇是发自内心的，实际上东勃自己就很有这种平衡论的立场，包括他一开头谈到的代际关系的平衡和两性关系的平衡。

平衡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中国的前途来说，城乡关系的平衡与否是致命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乡村的未来是非常有帮的。很多人可能有一种错觉，以为城市化还可以提高很多，但如果从平衡论的立场，可能要更多地讨论城市化率的极限。城市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它本无所谓极限。但在中国却要提出一个城市化率的极限问题，这是中国的国情和全球化竞争格局共同作用的结果。因为，只有平衡的城乡关系才能让乡村社会承载大中国。当然，城乡关系的平衡不等于说城市化率要停留在50%。这个平衡的内涵需要在实践中逐渐地揭示。一个总的趋势是，要建立生机勃勃的城乡关系，而不是让乡村持续地凋敝下去。

当前，中国处于新的发展环境中，挑战与机遇并存，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台，也显示国家高度重视乡村对应对当前挑战所承担的作用。和以往不同的是，传统乡村社会系统的瓦解已经到了一个很深刻的程度，必须先要养护然后才能利用。振兴的过程包含了拉动内需的经济意图，这是中国开始注重内需以来的一个选择，这使得对于乡村的投入本身也具有了化解外部挑战的意义，城乡之间的共赢发展成为可能。目前这种共赢发展本身还不充分，城市“赢”了乡村的情况还是现实。实现平衡的核心障碍是我们的城市发展模式过于依赖土地财政，集体土地转化成国有土地之后，成为地方政府的金融工具，继而成为创造财政收入的基础要素。随着中国新增人口下降，城市化率达到高位，各地区房价上涨态势不再，旧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即使新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还没有形成，旧的模式也只能自行中断，乡村振兴再次承载国家的期望。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形成新型的工农城乡关系，这种新型的工农城乡关系其实也是一种平衡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东勃的平衡论立场是站得住的。当然，具体到如何才能建立这种新型的工农城乡关系就不是这本书中所能说尽的了，因为它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探索的问题。学者的表述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在对实践探索做出解释和反思，这也就是东勃所说的“理解真实中国”吧。衷心期待东勃的理解之旅越走越深广。

自序

我并不出生在地地道道的乡村，而是在辽宁西部的一个县城。县城的中心区域面积不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地用“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大体描述它的四至。虽然，打记事起我就从未见过这四个门，也许历史上曾经是有过城墙和城门的吧。总之，这是一个慢节奏、慢生活，自成一体、颇有风味的小县城。

在业已度过的37载光阴中，前面18年，活动范围都没有跑出“小县城”；后面19年，生活场景则切换到“大上海”。上海是一个省（行政），上海是一个市（市场），上海是一座城（生活）。上海是独特的、迷人的、可爱的。有趣的是，在上海学习、工作、生活的19年间，我机缘巧合地逐渐发现了对农村研究的兴趣。这种兴趣起初只是局限在粮食问题上，这得益于家父在粮食系统的工作经历和丰富实践；在工作后，这一兴趣则被延伸到更为广阔的农村研究领域。

我要感谢在这一过程中给予我很大引导和帮助的兄长，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熊万胜教授。我始终记得，2010年3月面试结束当晚，接到他的电话，热情邀约我在6月毕业后加入他正在牵头筹建的研究中心。2010 年7 月到2015 年5 月，我在华理任教的五年间，得蒙曹锦清先生的点拨和教诲，也多次与万胜兄等中心同事们一道驻村调查，而住在农民家中的时间，累积下来也有300 多天。那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也让我懂得了什么叫“扎根中国大地做学问”。

上海很大，上海农村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并不大。老熊不止一次、不无遗憾地提起，上海曾经也是农村问题研究的重镇，为什么不少学者逐渐转型到城市研究的道路去了？是上海这座城市不再需要关注和研究农村问题了吗？

老熊的这个困惑，也困扰着我。只不过，农村研究之于他，还另有一重情结在。对他这样生于1970 年代初、老家就在农村的学者而言，他们对农村的生产生活毕竟还是较为熟识，也有直观的感受和经验，研究农村不只是一种知识生产，更是一种使命和责任。那么，对我这样生于1980 年代初且无农村生产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的人来说，关注和研究农村的意义和动力何在？

我不敢奢谈责任与使命，但也非常确定这并不仅仅基于兴趣。

2008 年夏天，我作为一年级博士生，参加了上海财经大学刚刚开始筹划组织的第一期“千村调查”大型暑期社会实践项目。那次调查完全是“一个人的旅行”，虽是自己家乡，一切却倍感新鲜。 2015 年5 月，我从华东理工大学调回母校上海财经大学任教，后又承担了一些管理工作，可支配的学术研究时间更少，下到农村去做第一手调查的机会也更稀缺了。然而我对乡村的关注兴趣非但挥之不去，反而益发浓厚。于是在2017 年、2019 年，我又两次作为“千村调查”带队指导教师，带十几个学生下去做定点调查，聊作不忘初心以自我慰藉。

2018 年7 月5 日到2019 年6 月13 日，我作为教育部第六批赴滇西挂职干部，来到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挂职扶贫，担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协助分管和负责教育工作，同时也被抽调到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参与一些专项工作。这给了我近距离调查、研究和思考城乡间之种种非均衡的绝佳机会，是我终生受用的宝贵人生阅历。

这些年来，看不懂的现象太多。城里人时而要逃离农村，时而又挤破头地扎堆儿跑到农村追寻什么乡愁；时而恨铁不成钢地对农民指指点点，以一副“我都是为了你好”的姿态去改造农村；时而又大谈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呵护农村的原生态。反反复复，雾里看花，莫名其妙。

时代在变，思潮在变，结构也在变。在大变革的年代，认清实然状况是做出应然判断的前提。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也是摆在青年学者和大学生面前的重要课题。而真实中国的拼图，离开乡村这个重要的板块，必然破碎不堪、凌乱无比。

尽管一代代青年人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农村“逃离”或“迁徙”到城市，然而到了某一个时点，必然会反过来迫使他们回眸反顾，重新深入思考城乡之间的关系。在充满生机与活力、源源不断融入青春热血的年轻都市，回望遥远的、属于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的衰老乡村，会有一种别样的尴尬。

如果说城市是大脑，乡村是身体，那么这种体脑差别之悬殊显然已经到了体脑双方都深感别扭的程度。超前的头脑拖着疲惫而沉重的肉身，这正是当下中国城乡关系的一个写照。然而嫌弃和抱怨、逃离与区隔没有任何益处，拔起自己的头发并不能离开地球。城市依然离不开农村、有求于农村，城乡之间终究是一个紧密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特别是，随着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当城市中人开始“保持社交距离”、调整生产生活方式之后，人们倏然发觉，以往被视为城市优点、农村缺憾的那些方面一夜之间实现了某种翻转：集聚，固然带来资源的集约利用，也连带产生风险的集中放大；分散，固然限制了规模效应的实现，却也造就了危机降临之际规避风险的降压阀、缓冲带、蓄水池。农村的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小农的适度规模，前途无量。

温铁军先生多年前曾以八次危机概述中国的三农与整个国家战略大开大阖之间的勾连，其基本结论是回归三农。我也在阅读和比照毛泽东、陈云等领导人在1950 年代初期的文稿讲话、《薛暮桥笔记选编（1945—1983）》和《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的过程中，发现了些许历史的褶皱与痕迹。如果我们把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受到的对华封锁和面临的经济环境、两三年之内中苏最高领导人围绕橡胶种植问题的九次通信和汇率核算问题上的三次切磋，与后来的“一化三改”、工农业“剪刀差”、政协讨论会上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大小仁政”之争直到城乡二元结构的确立相贯通来理解，就会深刻体会到三农于国，兹事体大；也会更加感慨事非经过不知难。

今天，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融合发展过渡，是大势之所趋；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尊重和保有农业、农民、农村的主体性，也是逻辑的必然；而打通城乡间的梗阻，促进城乡交流协调，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背景下畅通国民经济内外两个大循环的前提基础。这是理解真实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深感在城望乡、在城言乡意义重大的根本原因。

带着上述问题，这些年来，我有意识地阅读、调查、写作，同时也在课上、课下与学生的讨论中被激发出不少灵感、教学相长。另一方面，一些媒体朋友们不断约稿和催稿的变相鼓励和鞭策，也让我在每一次文债“出清”、如释重负之后，加深自己对鲜活的社会现实的理解。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便是我2010年工作以来，在日常阅读、社会调查、课堂教学、科学研究过程中，围绕着这个起初模糊到逐渐清晰的主题或曰范围，断断续续、点点滴滴积累下来的一些思考。

全书分作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现状：沉静的乡村，流变的结构”，涉及妇女、老人、孩子、技术、文化、传统，这是农村社会变迁中的一些重要元素。大凡提到农村，人们总是将之与广袤田园、忙碌农作相关联，这是只注意到农村作为生产空间的一面。而农村还有生活空间的一面，由于生产的现代化与生活的现代化往往并不同步，因之发生的社会结构的错配及随后的重构就不可避免了。我始终认为农村真正的意义在这里，农村真正的难题也在这里。第二部分为“历史：谁的城市，谁的故乡”，新中国70余年的历史中，围绕城乡关系的互动留下了诸多政策设计与实践的痕迹，我试图从宏大叙事的历史角落中发现一些别有生趣的片段。第三部分为“土地：城乡关系的核心”，撷取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融合发展格局演变的历史进程中若干标志性案例，如农村集体产权和城市社区准集体产权的建构、土地流转与土地开发权的争夺、18亿亩红线背后的真问题等，把对历史与政策脉络的梳理与农村调查中获得的一手案例相结合并加以解读，试图发现潜藏于城乡发展看似独立、实则贯通的制度逻辑。第四部分为“治理：复杂的博弈”，从城乡关系角度观察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嬗变，从“市管县”到“省直管县”，探讨大流动时代、个体化时代的社区再造和特大城市的城乡协调路径。第五部分为“出路：创业的农民，适度的规模”，汇集了我过去几年在上海金山、上海松江、安徽宣城、湖南娄底等地驻村调查时，围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家庭农场这两个关键且关联性的主题所做的系统思考和总结。值得一提的是，我有幸在上海家庭农场制度的试点和初创时期，近距离观察这一制度的发生、演变与生长，研究上海经验与模式，这对我理解后来在全国遍地开花的各类相近或相异的经营制度与模式，大有启发和帮助。在“结语”部分，着重谈了对于“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一些体会。

以上是我对本书写作过程、动机和问题意识的一点说明。此外，尤须对上海财经大学各位领导、师长和同事，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人文科学研究院诸位同事，以及教育部第六批赴滇西扶贫挂职的各位“挂友”与元阳县的各位同事，致以深深的谢意。资深媒体人张彦武兄多次鼓励我将近年来的所思所想撰成此书并为之精心策划，世纪文景的贾忠贤女士、周灵逸女士、曹迪辉先生在本书结构修改和后期编辑过程中多费心力，“助产”之功大焉。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上海市阳光计划项目和上海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项目等对本书相关论题的研究和出版先后给予过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真诚感谢这些年来我在调查过程中遇到的那些淳朴村民、基层干部。他们的人生是活出来的，本书的文字是写出来的，而活出来的人生远比写出来的文字更加精彩。

曹东勃

2020年8 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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