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设诗学建构、诗史扫描、诗教纵横、诗歌传播、域外汉诗五个栏目，收录《杨慎诗论中的修辞思想三题》、《论杜诗是“文以载道”的典范文本》、《论毛泽东在中国诗歌古今演变史上的作为与影响》、《诗歌传播方式与传播媒介的演进》等17篇文章。

　　资深名家著作，古今观点碰撞，长诗短词共赏，古今诗学大家跨时空对话。诗歌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延绵年代为长久、形式和题材为丰富、创作数量为巨大的文体，历来是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由于各种原因，迄今为止的研究往往按照时代、作家、思想内容、作品形式等机械的程式分割得过于细碎，而且几乎很少注意古典诗歌与现当代诗歌之间的关系。本书涉及中国诗歌古今演变方向研究，覆盖中国古代诗歌与现当代诗歌，但并不是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简单相加，而是着重强调以一种古今联系的视角和方法对中国诗歌作整体性的观照和探讨。

　中华诗词研究院，隶属于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诗学建构
刘永济论“填词之事”（陈文新）
杨慎诗论中的修辞思想三题（曹晓宏）
大雅正声，继往开新——中华诗词“求正容变”再认识（蔡世平）

◎诗史扫描
论杜诗是“文以载道”的典范文本（莫砺锋）
皮、陆的“变体”实验——《松陵集》杂体诗唱和研究
七言长篇歌行之古今演变——近百年名家七言歌行的重大成就与诗史意义（刘梦芙）
从新发现的散佚诗稿解读晚年的杨圻——兼论上海图书馆藏《江山万里楼诗钞》续编稿本的               文献价值（周兴陆）
“我词非古亦非今”——论顾随词（马大勇）
论战争诗歌中鼓意象的演变（吴竺轩）
论中日战争诗歌的演变（唐湘元）
论忍寒词的源流与创变（朱纯正）

◎诗教纵横
歌行体与长篇叙事诗的演化（程毅中）
论毛泽东在中国诗歌古今演变史上的作为与影响（黄仁生）
如何提升古代诗歌的品鉴能力（查洪德）
略论中华吟诵的抢救与现代传承（赵敏俐）

◎诗歌传播
诗歌传播方式与传播媒介的演进（杨志学）

◎域外汉诗
关于日本汉诗的历史（陈福康）

　　松浦友久谈及中国古典诗歌中诗歌语言的典型性时，曾这样论述道：“与此同时，容易导向对以典型为标准的变相追求，换言之，即能确切地依据典型，便是有来历的派生性新境的开拓。”[1]前人似乎已经将鼓意象各个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且塑造了诸如象征意义、情感表现等诸多方面的典型，抗战时期的战争诗歌，在运用鼓意象时，即依据已有的典型，用那些无比熟稔的诗语来表现抗日战争时期的战争特色。从鼓意象典型性而言，更多地表现在抗日时期诗歌里对于前代该意象的继承性。在意象内涵的抒写中，“从此闻鼙识猛士”（沈均儒《闻克百灵庙刘团先入城》）是沿袭着传统的“闻鼙鼓而思将帅”的象征意义；“鼙鼓渔阳又费筹”（马叙伦《闻警》）则选取了鼓对于战争的指代内涵。在环境的刻画上，抗日战争中既有大陆的战争，故有“笳鼓人行边塞上”（王用宾《前线劳军返渝，承二适作诗见迓，依韵奉答》）句写边塞的氛围；也有海边的战争，亦有“势浩荡兮江与河，急鼙鼓兮摧东倭”（程潜《秋风辞》）来写海战的情况；而“鼓鼙声震石城摧”（刘凤梧《闻日寇攻陷皖城，愤而赋此》）之句又是传承了岑参诗中常见的“鼓声”对于大环境的震撼作用。此时期鼓意象在情感表现方面的运用，有“哀师直指江东去，风雨鸡鸣听鼓桴”（徐启明《桂林抗日誓师》）写怒极哀极而生发的壮情；也有“铁券河山战鼓殷”（《王陆一《喜闻台儿庄大捷》》写抗日胜利的欢乐；还有也有“乍闻战鼓漫心悲”（陈匪石《丁丑和少陵秋兴》）写面对国情战事产生的无限悲慨之情。
　　但正如前所述，鼓意象是种“现成意象”，上述所论的典型大抵是其“沿用的约定性”，但在抗日战争这个特殊的时期，诗人们的生存环境与先前相比发生变异，心态也不尽相同，所以在具体使用时，还应该注意到“随机创新的多义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在战争环境的营构上，虽然不脱离陆地海边或水边的大背景，但是当鼓意象与现代高科技的战争武器结合时，表现出的战争氛围却截然不同了，“现代性”特征展露无遗。在姚伯麟的《台儿庄大捷歌》一诗中，诗人用“青天霹雳炮声隆”的炮响刻画出战事的激烈，“飞机炸毁油池地”“机械化部队，坦克铁甲军”等句将现代高科技的武器引入战争描写中，更具有时代性，而这些意象又与“鼙鼓连营数百里”中的鼓意象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具有现代战争特色的环境氛围。又如谢树英的《歼倭寇》里，鼓与其他意象的结合更为紧密。“弹雨枪林”一开篇，读者仿佛就置身于紧张激烈的战斗中，“战垒重重笳鼓动，飞机簇簇云天阔”，将“笳鼓”与“飞机”对举，这是前人战争诗歌里没有也不可能出现的情况，战争的范围从地上扩及到天上，天地人一体的环境里，对战争的展现更加具体而充分。
　　其二是在鼓意象的修饰上，出现了一些与前人不同的倾向性。一是在利用鼓意象表现一种战事紧急国情危急之状时，或是直接用“急”这样表示情况紧急的字眼修饰鼓，如“急鼙鼓兮摧东倭”（程潜《秋风辞》）、“日色西沉急鼓笳”（《刘希武《廿哀诗》》等句表现鏖战方急的情状，诗人们对于战事的关注以及战争进行的紧迫，都在急密的鼓声中反映了出来。或是以鼓之“催”直接造成逼迫之感，如“又听三湘金鼓催”（胡先骕《蒿目》）“又报前线战鼓催”（罗卓英《上高会战奏捷》）“战鼓声声日夜催”（濮智诠《日军侵入宛平书此以勖我国人》）诸句皆是如此，催促之意扑面而来，带着极大的鼓动性，催使着国人为了保卫祖国抵抗外族入侵而奉献自己。再或者是将鼓与传递战况信息的战报对举，如“急鼓逢逢羽檄飞”（杜衡《卢沟桥衅起》）、“万里秋风杂鼓鼙，惊天流火羽书驰”（李木庵《应林主席邃园延水雅集之宴，即日成立“怀安诗社”，赋此志胜，分呈与会诸君》），“鼓声”与“羽书”一起扮演了传递□新战况的作用。战争信号的传递同样营造出国家存亡关头的急迫感，正是因为诗人们心系战争、心忧祖国，所以才高密度地在自己的诗歌中表现这般危急紧迫的感受。二是对于鼓声音的描写，也多使用“喧”这样少见于前人作品里的修饰词。“鼙鼓声喧战马嘶”（陈小翠《送长孺》）“危亭乍喧戍鼓”（吴白匋《壬午七夕，巴东登舟再入巫峡，感怀有作》）“羯鼓顿喧歌舞地”（陈逸云《感时》）等句很写实地在描绘“鼓声”的喧哗喧闹，展现的氛围是一种带着热闹的悲壮，当前人们普遍倾向于关注“鼓声”的震撼效果时，此时的诗人们则另辟蹊径地发掘出“鼓声”的另一重听觉感受，没有琴瑟的清雅，它本身就是一种喧嚣，战场本身就是一种喧杂。
　　其三是在鼓意象的情感表现上，也有新变之处。正如论及继承典型性时提到的那样，抗日时期虽然不乏将鼓作为单纯的乐器与其他乐器一起演奏，刻画出军队得胜归来的场景，但更多情况下，在表现胜利的欢乐时，是从鼓原本的声音气势出发来歌颂军队的威武，表达胜利的喜悦之情。诸如“芒砀风云真矫矫，中原旗鼓正堂堂”（邵祖平《鲁南大捷美桂中将士》）、“铁券河山战鼓殷，临沂春服万朱颜”（王陆一《喜闻台儿庄大捷》）、“江上棋木连新草，昆阳鼓挟旧风雷”（《沈秩刘《台儿庄大捷》》等句中，鼓并非像前人作品里作为鸣奏凯歌的构成乐器的一部分，用以渲染胜利的欢腾气氛，而是纯粹以鼓自身声音之“堂堂”，如雷声般让人震撼而富有力量，进而展现战争取得胜利后的豪迈气概。
　　除了上述大多数抗战诗歌作品反映出鼓意象使用的新变性之外，还有两个值得一提的个例。其一是程潜的《战城南》诗中“鼓鼙息”的阐释。中晚唐诗人用“息”与“鼓鼙”结合表达希望战事不再、和平永存的厌战心理，程诗虽然采用了同样的词语及组合，呈现的意义却全然不同。联系前句“将军号令肃，士卒意气豪”和后面“出生入死国与立，愿为干城战必捷。东夷未平，誓不还家”的诗句可见此诗完全没有厌战的因子，而是在赞颂为国献身的战士们的豪情壮志，所以“鼙鼓息”意象展现的不是同前人一样的厌倦战争之意，仅仅是一场战事休歇，战士们心中仍然豪气无限，随时准备着投入下一场保卫祖国的战役中去。这说明，不同的时代其精神观念的差异，会在反映在诗歌中，也会反映到意象内涵的演变里。其二是沈祖棻“鼓鼙声里思悠悠”（《记胜游》）之句，她以女子温婉细腻的情怀，给这个通常情况下刚烈甚至带着血腥气的鼓意象带来了一点柔和的气息，沾染了一丝人情味。“悠悠”的思绪让“鼓鼙声”也跟着温柔静谧起来，在徐徐鼓声中追忆往事，看斜阳落下，沾染上莫名的愁绪，词境非常柔软，很难想象这些感慨都是在那样喧闹的鼓声中生发而来。联系沈氏写词的抒情背景，她的愁绪当然根植于日寇入侵中华的战争环境，但是却用从这样一个柔和的角度写来，让鼓这样喧闹的意象，带着宁谧的气息，虽然只是孤例，也不失为一个新鲜的观照点。
　　[1]松浦友久著，陈植锷、王晓平译：《唐诗语汇意象论》，中华书局1992年版，□□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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