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海微澜_黄鸿钊著_9787509776391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本书是资深澳门史学者黄鸿钊三十年学术活动的总结，也是其对澳门发展历程的梳理，内容涉及澳门的发展历史、葡萄牙与中国交往的历史及其对澳门主权的干涉、葡萄牙对澳门的占领、澳门海外贸易的发展、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港口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中葡交往和澳门发展中的重要人物。同时，作者也介绍了澳门学研究中的重要文献及成果，并分析了澳门史学研究近年来的发展情况。

序　　言

时光流逝，一转眼间我从事澳门研究有30年了。如今趁着《镜海微澜》出版的机会，对我这段澳门史学之路做一个简短的回顾。
我1935年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县石岐镇。中山旧名香山县。父亲黄民兴少时从台山来到香山香烛店铺做学徒和店员，晚年是四邑公会职员。母亲李萍心是香山叠石乡人，出身贫苦，文盲。父亲在我两岁时去世，我与母亲和姊姊相依为命，共同度过日军侵华时期家乡沦陷的苦难生活。五岁入学，读私塾，后相继在启智小学、世光小学和妇女会小学就读。1945年日军投降，县城光复后进入杨仙逸小学读书，1947年毕业，考入县立中学。
1951年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我投笔从戎，入伍后曾在空军服役。转业后进入大学读书九年。之后留校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
中学时我的学习成绩平庸，高中也只读了半年。晚年自我反思，我之所以能在著名的南京大学立足，主要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关怀。当时干部报考大学有加分优惠，读书时还有干部助学金。试想如果没有这些优惠政策，我无法上大学，即使被录取了，我这个城市贫民子弟也无法读下去。上大学后，我发现我所具备的基础知识与高中毕业生的有明显差距，但后来我赶上来了，以优良成绩毕业，并考上了研究生。这又得益于几年部队生活的磨炼，它使我有了比较健康的体格，以及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20世纪80年代初，我参与了史学界前辈创建中国世界史学会的工作，担任常务理事和副秘书长。受学会的委托，我们三个“年轻人”承担主编《世界近代史》以作为全国高等学校专业教材的工作。之后我又参加了中国国际关系史学会联合主编《国际关系史》十卷本的宏大计划，并成为第三卷的主编之一。90年代初，我主编了一套世界史丛书，在香港开明书局（中华书局）出版。该丛书先后出版了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八国的历史，以及东欧史、中东史和远东史共11种。丛书出版后，香港中华书局又转让版权给台湾书局，该丛书远销海外。
此外我还对中外关系史方面做了一些研究，先后出版了《香港近代史》、《西藏问题的历史渊源》、The West Powers and Tibet（《西方列强与西藏》英文版）和《澳门史》等专著，根据大量史料，客观地论证了香港、澳门和西藏的历史发展，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对这些地区的侵略阴谋。尤其是在澳门历史的研究方面，我在1987年出版了《澳门史》，为国内首创之作，开澳门史研究的先河。以后又陆续撰写、翻译和编辑有《澳门海洋文化的发展和影响》、《濠镜集》、《濠镜新集》、《镜海涛声》、《香山商澳·濠镜春秋》、《中葡澳门交涉史料》、《澳门史料拾遗》、《历史上的澳门》（英译中）、《澳门文化与文化澳门》等。其中有些成果在澳门及内地均获得重要奖项。澳门历史研究是我的学术特色，退休以后也一直延续至今。
追忆自20世纪50年代入门学史，我走了两段不同的道路，本来打算毕业后长期从事世界史方面的教学，为此也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但到了80年代以后，我又突然间转入了另一个方向。我开始在系内开设澳门史研究课程；在香港出版第一本《澳门史》著作；在澳门参加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慢慢地竟把澳门史研究作为主项，而世界史老本行却慢慢被撂下了。这些年我在澳门各报刊先后发表了总计数十篇论文，各报刊名称如下：《澳门研究》《文化杂志》《中西文化研究》《“一国两制”研究》《行政》《濠镜》《澳门理工学报》《澳门历史研究》《澳门杂志》《澳门月刊》《澳门文献信息学刊》《澳门日报》等。另外还发表了若干篇有关香港和西藏的论文。此外还在珠海和中山刊物发表过文章。这些以澳门为主题的论文记录了我30多年探索的轨迹和研究的心得，是我奉献给澳门的礼物。
我热爱澳门历史也绝非偶然。在《澳门史》再版时，我曾经说过澳门情结对我研究澳门历史的影响，以及我所获得的多方面的帮助。
“澳门本是中山市（旧名香山县）的一部分，而中山是我的故乡。由于地理贴近，澳门的松山镜海、大三巴和妈阁庙等等，都是我少年时代非常熟悉的去处。我从小时候就获知葡萄牙人占领和统治澳门的历史，并为这种民族的耻辱深感义愤。记得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山人民曾发起收回澳门运动，学校里也以此事命题作文。小小年纪的我，也执笔奋书，表达一个普通中国人要求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这些往事铭刻心底，难以忘怀。50年代末我在大学攻读历史，便选择以澳门史命题，撰写毕业论文。毕业以后，又长期注意国内外澳门研究的动向，广泛收集史料，以期作进一步的研究。80年代初，我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澳门史，撰写了《澳门史稿》作为教学讲义。”这部讲义随后修订成书稿，先后由香港商务印书馆(1987年)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我虽然出生于广东中山，本与澳门邻近，但长期生活和工作于南京，又与之遥隔千里，这就为及时获取有关资料和讯息带来困难。令我感到欣喜幸运的是，在我学习道路上多年来一直得到了众多师友们的热情相助，大大弥补了这一缺陷。已故的广东文史馆长郑彼岸先生和澳门史专家戴裔煊教授，以及英国伦敦大学博克萨(C.R.Boxer)教授等，均曾给我以极大的鼓励和支持；澳门文化学会主席彭慕治先生曾赠送许多澳门书籍；学友郑奕钧先生惠赠参考资料；谈小伦先生盛情邀请我去澳门访问，使我得以实地考察和拍摄照片；周灵女士也协助我收集了许多澳门报纸资料；等等。由于有了他们的帮助，本书的初版才能顺利问世。
此后，在我继续研究澳门史的过程中，我有了较多的机会前往澳门，结识了更多的学友，得到了更多的帮助与支持。其中，澳门基金会的吴志良博士先后惠赠该会出版的百余种图书，使我受益匪浅。澳门大学黄汉强教授、霍启昌教授、郑炜明博士、杨允中博士、澳门文化司魏美昌先生、黄晓峰博士、澳门日报社李鹏翥先生和陈树荣先生，以及澳门中华教育会刘羡冰理事长、郑国强先生等都曾相继赠予新书和资料。谭志强博士寄来台湾版全套《澳门专档》，令我如获至宝。此外我每次南行，均先后得到邓开颂教授、汤开建教授、邱树森教授、章文钦教授，以及刘芳、杨仁飞、彭海铃等女士赠送的书刊和图片。李保平教授和陈永祥教授曾帮助审订英文目录。还有在多次学术会议上，许多旧友新交，均曾有新作赠予，恐难一一列举，遗漏之处，尚祈鉴谅。总之，学友们给予我充分的学术养料，是我得以完成这次重写澳门史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将一筹莫展，难以前进。
这次将以往在澳门各报刊发表过的文章汇集出版，也意味着对我从事澳门学术研究30年的反思。我是热爱澳门历史文化的学人，也许我的文章曾在镜海文坛引发过微小波澜，但自然规律不可抗拒，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将逐渐从这个舞台离去，仅留下本书以为纪念。
我已是80岁的老人，退休多年，但仍保持着对历史研究的浓厚兴趣。最近我又开始涉猎中山乡土历史文化，先后出版了《香洲开埠史料辑录》《辛亥革命时期的香山社会》《动荡年代》等书。通过研究拨开历史的迷雾，探明历史的真相，表彰先贤的业绩，感悟人生的真谛，使人感到无穷乐趣。既然历史有如此魅力，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回顾我的一生，虽然平淡，但数十年坚守在平凡的史学岗位上，没有虚度年华；学业无止境，能在有限的生命中学到一点东西，深感知足无憾。而我最为幸运和欣慰的是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儿女贤惠孝顺，生活和谐温馨。尤其是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始终得到老伴周淑英女士的鼓励、支持和帮助。我们共同生活了半个世纪，经历过曲折坎坷的蹉跎岁月，始终相濡以沫、患难与共。她为了保证我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研习史籍、伏案爬格，总是包揽一切事务，不让我操心分神。即使是我家住房改建或搬迁装修时，她也是独自挑起全部生活重担。她对我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以及她面对困难的勇气，使我大为感动，并且成为我工作的一股动力。因此，她对我研究所取得的微末成绩着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编撰本书最初缘于一次与友人的谈话。2013年岁末一个晴朗的早晨，胡根博士与我在拱北茶聚。他从澳门带来学会年刊，谈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门史学发展的盛况。胡根兄古道热肠，极力劝我出版一本论文集。我对他的建议也甚表赞同，因为这样可以促使我进行再创作。我深知过去发表的论文无论观点和史料方面必有陈旧而需要更新改进之处，如果给以时间，坐下来仔细推敲一下，重新核实资料，勘正错漏，精简润色，然后以新的面貌汇集成书出版，这样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又想到从事澳门学术研究几十年，在离开的时候整理和反思一下也是很有必要的。但当时因《动荡年代》一书后期工作尚未结束，就将此事搁置下来。直至今年春天才向基金会提出申请，开始启动文集的编撰工作。
我历年来在澳门各报刊发表的论文主题以澳门历史文化居多，但间或撰写一些其他论题，诸如香港和西藏问题，以及宗教问题的文章。这次《镜海微澜》所选的40多篇文章，内容比较广泛，主要包含澳门史上各个方面的问题，大体上分为几类：第一、二部分为澳门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论述；第三部分为文化；第四部分为人物；第五部分为史学文献和其他。
最后，承蒙澳门基金会领导吴志良博士和黄丽莎处长的热心支持、允诺立项，还有李静莹和林文诗女士的悉心帮助，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晓卿女士等编辑在精心审读过程中改正了一些不易察觉的错漏，本书才得以顺利出版，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黄鸿钊
2017年春于珠海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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