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图志（10）:侵占华中地区（1938—1945）_马振犊潘涛陆军编著_9787547414651

武汉会战彻底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投降的图谋，抗日战争逐渐进入相持阶段。其后，在广袤的中国华中腹地，中日双方形成了持续七年的争夺战。中国官兵不畏强敌，与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万家岭大捷长沙大捷等一系列军事斗争的胜利，迟滞了日军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攻势，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综述

1937年年底南京失守，中国的抗日战争到了一个新的标志性节点。从表面上看，日军的侵略正值气焰嚣张之时，但这种疯狂的背后却隐藏着走向下坡的趋势；一片黑暗的形势下，中国的抗日持久战战略开始逐渐显现其作用。

日军攻占徐州后，下一个战略目标便是武汉。武汉位于中原地区交通枢纽位置，战略地位重要，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已被日本当局列入其侵华战略计划。日方战前在汉口的日租界已经形成了以日本居留民为主体的准军事武装，日本海军也在长江江面停泊兵舰，随时准备对华开战。

中国方面亦高度重视武汉及华中地区的保卫工作。中方按照战前所拟的抗日方略，对华中地区进行了全面部署，准备将其建成沿海抵抗的后方和退往西南的第二道国防屏障。对于日本在武汉的备战情况，中方也已经了如指掌。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统帅部制定了封锁长江下游围歼长江中日舰的计划，并对日方在武汉的军事武力作了歼灭性的处置方案。只是由于这一计划被日本间谍、中国行政院秘书黄浚密告日方，长江中游日本船只及军舰急速向下游逃窜，使中方未能达成目标。由此日本战前在武汉地区的战备亦告落空。

南京失守后，日军统帅部计划，以主力由徐州沿陇海路西进，再沿平汉线南下攻打武汉。另以华中方面军由合肥趋信阳，溯长江而上武汉，作为辅攻，准备在武汉地区捕捉并围歼中国主力军。

日军攻占徐州后，其机械化部队土肥原师团、九岛师团等部立刻沿陇海路两侧猛烈向西进攻，很快攻入豫东地区。中国统帅部急调一战区前敌总指挥薛岳所辖兵团组织兰封战役，意图阻止日军西进，但未能成功。1938年6月6日，开封陷落，日军先头部队抵达中牟、尉氏等地，郑州已危在旦夕。

蒋介石对北方日军之凶猛进攻忧心忡忡。他在开封失陷前夕，亲自由武汉飞往郑州，与第一战区指挥官们商讨阻敌之计。他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提出具体的阻敌西进方案。

当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晏勋甫和谞行两人提议，效法中国古代的传统兵法水淹七军之术，炸开黄河南岸堤防，以水为兵抵抗日军。他们论证说这样可以把日军隔绝在豫东，以保证郑州之安全。程潜对此表示同意，并立即上报。该项计划上报后不一到小时，便收到了蒋介石的批准电。

6月1日，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部的新编第八师在河南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滔滔黄水，一泻千里。豫皖苏3省20余县顿成一片泽国。洪水将村庄、人畜、田地、房屋一切统统吞没，80余万人葬身鱼腹，上千万人流离失所。洪水造成了数千公里的黄泛区，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黄河决口在一定程度上也达到了阻止日军西进的战略目的，给侵华日军造成了巨大威胁。以机械化部队及骑兵为主的土肥原师团，陷入泥泞与大水之中不能自拔，造成了前后部队的分离。其中一支日军骑兵突击队，冒险深入新郑附近，被洪水遮断后路，中国军队乘机给予围歼，取得了一次小胜。更重要的是，黄河决口阻断了日军从北方战线西进之路，日军现代化部队无法在北线展开，使其进兵中原的计划顿成泡影。黄河决口之后，西进日军陷入洪水围困之中，纷纷搜集门板及其他浮水工具，准备东撤。仅17、18两日，日军由铁路线东撤兵力即达万余。同时，日本空海力量亦投入了救援被围部队的工作，在16日至24日之间给两个师团投下补给粮秣、卫生材料等，合计约61吨半〔1〕。日军统帅部原定作战计划被打乱，只好变更战略进攻路线，改以华中方面军绕道合肥、安庆，沿长江线主攻武汉，这在抗战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

1938年6月13日，日本内阁召开御前会议，正式作出决定：进攻武汉，彻底打击国民政府，逼其投降，或使之逃往重庆沦为一个地方政府；同时开辟华南战场，占领中国沿海要地广州和闽粤等地，切断中国海上通道，封锁中国之外援。6月24日，日本内阁又举行五相会议，决议贯彻御前会议精神，集中国力解决中国事变，大概以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为前提，使对内对外各种措施一切适应于此。日本当局为此再增拨临时军费25亿日元。日本大本营陆军部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2〕，只要占领武汉就可摧毁国共合作抗日的基地，就可以控制中原支配中国。

针对日军的进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6月5日召开会议，讨论武汉要不要守的问题。在会上有人提出：武汉在政治上不如南京，军事上比不上徐州，经济上不敌上海，文化上不如北平，既然京沪徐平等城市全都放弃了，为何要再守武汉呢？但占主导的意见认为：正是由于上述城市都已放弃了，武汉在各方面的重要性才更突出，成为中方非守不可的重要都市与战略据点。会议最后决定调集兵力，部署保卫武汉之战斗。

中国军队参加武汉会战的兵力计有130多个师，100余万人，蒋介石亲任作战总指挥。中方防卫部队由长江以北的第五战区、长江以南的第九战区组成，以李宗仁、陈诚分任司令长官；日军前后投入武汉作战的兵力达35万余众。武汉会战自1938年6月11日日军进攻安庆起，至10月25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止，历时约4个半月，双方在华中广袤地区进行了逐城逐地空前的攻防战斗，日军攻势虽步步得逞，但其进军势头已经远不如前期顺利，越打越难，甚至于10月初在江西德安万家岭地区，被中方第九战区薛岳指挥所部一举歼灭4个联队。日军伤亡逾万，遗尸盈坑塞谷，溪水为之不流，演成武汉会战中著名的万家岭大捷，是为抗战初期与平型关大捷及台儿庄大捷齐名的三次胜仗之一。

在武汉会战中，日军整体战斗力已呈下降趋势，诸多战役中，日军都是在面临战败之最后关头，依靠施放毒气来转败为胜，因为中国官兵装备低劣且受教育程度低，毫无防毒设备与知识，使得违背国际公法的施放毒气手段成为日军的撒手锏，具有战场奇效。如9月19日，日军猛攻潢川，中国守军张自忠部与之激战一周，日军死伤惨重，丧心病狂的日军竟不顾国际公法悍然向中国守军阵地施放毒气。为躲避国际舆论的谴责，日军将烟幕弹和速效毒气混合，并在攻击后杀死所有战俘，毁灭罪证，其手段之残忍无以复加。中国军队官兵大量中毒，日军依靠毒气绝处逢生反败为胜，攻占潢川、罗山，并于10月12日占领信阳。至此，日军在长江北岸作战目的基本达到。

在武汉会战中，日军使用了被称之为红剂的毒气共计300余次，发射毒气弹4万余发，命中率达80％，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战后日本百般抵赖，竭力否认其罪行，直到1984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现了日军在武汉会战中大量使用毒气的纪录材料后，日方才承认这一事实。其实，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武汉会战的历史档案中，早就发现有大量的有关日军使用各种化学武器的报告。日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这种特种武器才很快打入武汉内线战场。对于日军来说，在这一问题上，他们不仅违反了自己也曾签过字的《日内瓦国际公约》，而且其信奉的所谓武士道信义精神也已颓然扫地，在战场上日军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却胜之不武。

10月27日，在武汉市郊，守军全线撤退。日军从武昌、汉口渡江占领汉阳，对市民及未及撤走的中国军队伤兵进行了屠杀。10月31日，蒋介石在南岳发表了《武汉撤退告全国军民书》，表示了继续坚持抗战之决心。武汉保卫战至此全部结束。

武汉会战开启了华中战场的帷幕，其后在广袤的华中腹地，形成了持续到抗战最后结束时的7年中日鏖战的主战场。

中日战争伊始，日军具备了许多远胜于中国军队的优势，除部队装备精良、指挥官训练有素、各部间动作协调、士兵基本军事素质较高等因素外，其军国主义教育是很有影响力的。

日军士兵在长期的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和效忠天皇之愚忠教育下，战斗意志十分顽强。他们认为这是为了捍卫天皇和日本国家的生命线建立东亚新秩序而战，认为大和民族是世界上的优等民族，皇军是天之骄子，而中国人则是劣等民族野蛮的支那人，不堪一击，他们来华作战是为了制止英美的侵略，是为日本开拓新疆域，故而在战斗中气焰十分嚣张。日军下层官兵基本上出自平民阶层，他们在法西斯政治欺骗和武士道精神的麻醉教育下，泯灭了人性与良知，只知道为天皇献身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在其民族固有的顺从、愚忠与顽强奋斗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性格支配下，对中华民族怀有强烈的、盲目的仇恨心理，相信皇军战无不胜，一些日军甚至在战败被俘后还用种种方法伤人或自杀。因此，战争初期日军可以狂妄一时，在战场上实际上也取得了不少战果。

但是，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与扩大，特别是进入华中战场后，日军原有的各种军事优势已渐趋减弱消失。

华中地区地处中国第二级地理阶梯，从丘陵到山地，湖泊星罗，直至高山峻岭，地势逐渐险要。日军在此数省方圆的地区作战，其机械化部队的装备优势开始减少最后直至消失。特别是在赣西、湘北的险要山地，日军坦克大炮无法通行。失去了地面火炮的强力支持，日军步兵逐渐成为与中国士兵对等的单兵作战方式，其战斗力下降在所难免。但总体比较，日军战斗力还是要高于中方军队数筹，只不过在武汉会战中，中国各支武装都迸发出了拼死卫国的勇气，这才造成了日军在战术上取胜而在战略上失算的结局。

武汉会战是正面战场从战略防御阶段转向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标志。在这次大规模的会战中，国民政府统帅部集中使用了我国当时所拥有的陆空军力量，这是继八一三淞沪抗日之后，中日硬碰硬军事较量的又一表现。

攻下武汉之后，日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曾拟定计划，准备立即攻打长沙扩大战果，但未得到大本营的批准。不仅如此，大本营还明确指示在华日军改变进攻态势，在正面战场上停止战略进攻，以确保占领区为指导方针，把兵力转向解放区战场，对共产党武装及抗日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扫荡战治安战，以稳定后方。

由此正面战场便得到了一个相对较为稳定的时期。

然而，中国统帅部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武汉失守后，战火燃到湖南省境内，蒋介石估计日军将继续南下，故而决定以衡山为防御中心，准备在必要时放弃湖南省会长沙。为了不给敌人留下一草一木，以张治中为首的湖南省政府汲取武汉匆忙撤退之教训，准备在敌人入城前便举火烧毁长沙，以显示焦土抗战之决心。

11月12日，日军一部攻占岳阳，长沙城内闻讯陷入一片混乱。次日，当局在忙乱与惊慌之中，竟误信谣言，提前举火，将长沙全城最繁华区域烧得一干二净，虽远在数十里外而光可烛人，犹如咫尺〔1〕。然而，大火过后，日军并没有趁乱攻占长沙，甚至根本就没有继续南下之迹象。中方悟出了一个道理，这就是他们日夜所盼的日军进攻气势已竭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蒋介石在分析这一现象时曾十分兴奋地宣布：日军占了武汉并且接着占领我们岳州以后，照敌人的理想，他何尝不想一鼓挺进攻占我们长沙和南昌，然而他进到岳州以后，就不能再攻进来，这就证明他的力量不够，气势已竭。

1938年底，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日后，日军为了配合汪伪政权之出台，决定乘加快在华建立中央政权的势头，于9月下旬把敌第九战区军队消灭在赣湘北境地区。这便是日军攻占南昌及第一次长沙战役的所谓湘赣作战之起因。

1939年9月9日，日军大本营为适应新时期作战要求，决定撤销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改设中国派遣军（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在华日军作战。西尾寿造大将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前陆相板垣征四郎中将为参谋长。新成立之中国派遣军仍然以华中地区为主作战区域，决定在湖南战场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继续打击中国第九战区军队。此次担任主作战任务的是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其下辖第六、三十三、一○一、一○六等师团及海空军各一部。

中方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遵奉军事委员会指示，在长沙一线展开了积极的抵抗。其基本方法是利用山地争取外翼后退决战，以便打破日军机械化重武器的装备优势，以我之长克敌之短。

这次战役，日军以湘北为主战场，以赣北为辅战场，故其称之为湘赣作战。而中方以为日军是以攻占长沙为目标，故称为第一次长沙会战。9月23日，湘北日军主力在赣北、鄂南日军的辅攻下，开始强渡新墙河作战。中国守军作了殊死抵抗，使日军第一、二次进攻均被挫败，死伤无数。恼怒的日军情急之下集中火炮以毒气弹密集轰炸中国守军阵地。河防阵地全被炸毁，守兵大都中毒失去战斗力。日军终于渡过新墙河。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针对战局变化，决定中国军队后撤掩护湘桂、湘黔铁路，必要时准备放弃长沙，战术上采用步步抵抗或让开大路之方法。薛岳遵令留两团兵力牵制日军，其余主力退守长沙设伏。

9月26日至30日，第五十二军在福临铺、上杉市等地伏击日军，第七十三军在粤汉路两侧阻击日军，战斗十分激烈。中国军队英勇作战，给予日军大量杀伤，日军遭受沉重打击之后遂不敢贸然前进。

日军在进击过程中，沿路不断遭到中国军队袭扰、阻击、侧击。湖南民众自发组织了各种自卫队打击日军，使日军寝食难安，各高山顶鸣锣敲梆，敌膳饮虽具不敢就食，即仓皇向场外逃逸。日军强迫民众带路，当地农民便把日军引入深沟绝壁歧途之上，日军见山形奇险，丧气折回。而中国军队在后撤时将大路小路完全破坏，使路上大坑小坑土堆相连，无论哪一种双轮车都绝对不能通过，公路上更掘成深宽的坑，有时连路基都犁如稻田，至于一切桥梁，也都荡然无存。马路被掘有时竟长至一百码左右，所以日军的坦克车和大炮一入其中即无法走出。日军重炮坦克寸步难行，他们只好放弃重武器，这使其攻击力量大大减弱。对此困境，冈村宁次认为，战事再深入下去，将愈加对日军不利，遂产生了撤兵念头。恰逢日军大本营收缩战线命令下达，第十一军遂立即撤退。10月14日，战场已恢复战前态势。第一次长沙之役至此结束。

此役历时月余，日方投入10万余兵力，中方投入30万兵力，双方进行了相持阶段的第一次认真较量。虽然中国军队伤亡数倍于敌，但日军并未达成捕捉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的目的，且因自身力量之不足，不得已而退回原防线。

薛岳利用这一时机大肆宣扬其赫赫战功，对日军的后撤、中国军队乘胜追击作了扩大宣传。日本人被中方的扩大宣传搞得十分被动，又气又恼。冈村宁次在致派遣军总司令的信中说，敌虽已决心放弃长沙，而我方竟未加攻略，即恢复军原态势，此不啻号召敌人反击，对其作战军师予以鼓励，努力于提高士气。因此今后当进攻作战之际，一旦攻占要地则必须予以确保，以免给中方造成宣传借口。

总结长沙之役，日方主动撤兵的基本原因，一是在战略上遵奉大本营的指令，准备利用欧战之机发动南进太平洋之役，为此必须先在中国战场收缩战线，故而日军第十军在尚有余力的情况下奉令停止进攻，撤回原防。二是冈村宁次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他甚至认为日军一个大队便可对付中国一个师，同时认为在湘北战场中方军队最多只有30多个师。而实际上中方兵力是52个师。加上交通条件、作战环境以及民众力量等方面因素又不利于日军作战，因此，相对而言，日军战斗力已大大下降。在整个战役中，日军未能完全击破中方任何一个师，更无力再行深入包围中方军队。如果冒险攻打长沙，恐怕很难有必胜的把握，所以冈村宁次愿退而求安。第九战区在此役中受最高统帅部避战保存实力方针之影响，并未投入全部力量。加上薛岳与上级的意见分歧，在战役指挥上平均使用力量，被日军牵住鼻子。而一些非薛系的军队又不听调遣，实际上此役打得并不十分出色。但由于日军后退，这一切都被掩盖了。

第一次长沙会战是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上发生的第一场典型的战例，在抗战战略与战术具备了在相持阶段中各战役的代表性特征。在战略上，日军为准备和发动太平洋战争，必须抽调兵力开赴南洋，因此必须在中国战场收缩兵力，巩固占领区稳定战线。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攻势为主、以军事攻势为辅的方针，在军事上不再是以攻城掠地为作战目的，而只以局部的出击与攻势，打击中国军队，捕捉歼灭其有生力量，打痛他而不是打死他，以此来协助政治、外交攻势，达成在全局上不战而胜解决中国事变的目的，这种变化从根本上是由于日军力不从心造成的，并非出于什么别的原因。在战术上，中国军队在此次战役中采用的是节节抵抗，诱敌深入，让开大路，集重兵于后方要地，待日军孤军深入疲惫不堪之时，加以重兵围歼。其结果往往使日军非溃即退，收到较为理想的效果。以后在二战长沙、三战长沙乃至整个相持阶段各战役中，中国军队多采取此种战术。日军因为处于战略守势，无法纠集大量军队开展全面攻势和持久之斗，即使占领某些城镇亦无法固守，最后无论胜败与否都不得不撤兵原防。

湘北大捷对国民政府的对日战略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其一，国民政府由此确认了日军攻击力量已达极限，从而增强了坚持抗战的决心，使因汪伪降日而造成的内部失败主义、妥协情绪为之一扫；其二，在当时苏日达成诺门坎停战协定、德国军队席卷欧洲、世界大局黯然之情形下，此役在国内外造成了有益的影响，特别是对提高国内军民抗日勇气、鼓舞士气起到了良好作用。国民党及其最高领导阶层也因此认识到，在国内抗日正面战场上能否抵抗住日军，并非完全取决于国际力量和外部因素，而主要在于我前方同志努力与否，以及努力有无成效，即要依靠自己救自己。日军的退却使皇军不可战胜神话破灭。此次战争，不仅日军心理动摇，而且完全表现出他们失败涣散的心情，尤其国内民众看到军阀之穷兵黩武、永无结束之时，格外表示厌恶。敌我两方军民士气与心理之消长情形如此，实为我们抗战胜利之最大关键。

长沙之役后，中方统帅部于1939年10月底在南岳召开了第二次南岳会议，明确中国政府对于抗日的立场与态度。蒋介石在会上发表讲话说：在湘北大捷之后，国民政府坚定信心，决不与日本妥协，坚持抗战。但是，随着欧战的爆发，只有等待世界问题得到解决之日，始能获得抗战的最后成功。无论日俄停战或苏俄进军波兰，与我国抗战并没有什么妨碍，而且我们抗战始终是靠自己努力，只要我们自身能持久奋斗，愈战愈强，国际形势就会朝有利于我们的方面好转。

遵照这一方针，国民政府军在抽调部队轮流整训以期恢复战斗力之同时，部署各主要战区部队发动系列较大战役，并取得了不少成果。总计在这3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军队在华中战场上组织了长沙（第一次、第二次）、随枣、枣宜等较大规模的战役，其中虽有因日军进攻而引发的，但亦有由中国军队主动发起的战役，如1939年底的冬季攻势便是如此。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这段时间内，中日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还进行了大小战斗约计496次，占全部抗战时期战斗次数的44%，其中中国军队伤亡人数达137.6万，占整个战争时期中方伤亡数的43%，超过了抗战第一阶段及太平洋战争后至抗战胜利的第三阶段之数目。而其中绝大多数的战役是发生在华中战场上的。

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转折年。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击破了德国法西斯主力，转入反攻阶段；英美联军结束了北非战役，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垮台。在太平洋战场，日本逐步丧失了海空军优势，不得不转攻为守，美军已在所罗门群岛及新几内亚等地开展反攻作战，目标直指日本本土。日军在南洋一带50万军队陷入孤立无援、坐以待毙的境地。在中国战场，中美空军频频出击，猛烈轰炸台湾日军机场及各地重要目标，拦截日军舰船，给日军重大威胁。正面战场战事虽然总体处于对峙状态，但战局之发展已对日军明显不利。

日军大本营为了使东南亚守军与中国派遣军建立直接联系，保持亚太战场之整体性，摆脱被动扭转战局，决心孤注一掷，动用中国派遣军主力，开展一次空前规模的攻势作战。日军计划一举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沿平汉、粤汉、湘桂铁路线向前推进，彻底打通中国大陆通往东南亚半岛的交通线。此次战役，日方称之为一号作战。其战略目的有三：其一，建立一条日本朝鲜中国东北中国华北中国华中中国华南越南泰国新加坡的大陆交通线，恢复同东南亚日本守军的联系，挽救其灭亡，并继续掠夺当地丰富的资源，维持大东亚圣战战局。其二，彻底摧毁盟军在中国西南地区遂川、衡阳、桂林、柳州、南宁等地的空军基地，保证日本本土及交通线的安全，支持日军在中国战场的作战。其三，通过对中国军队的全力打击，进一步摧毁其继续抗战的意志，希望在中国战场收到意外之效果。

为完成一号作战计划，日本再次在国内进行了总动员，向中国战场增调了14个独立步兵旅团和8个野战补充队，停止了从中国战场调兵东南亚的计划。1944年1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拟定了一号作战计划大纲，动员总兵力达50多万人，日军由华北第十二军开展平汉路作战，华中第十一军及华南第二十三军实施湘桂作战，并立即付诸行动。

中国方面根据这一战役作战地域特点，称之为豫湘桂战役。

当时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总兵力达650万人，编制上有340多个步骑兵师。但这支部队经过长期与敌对峙，养成了散漫、腐朽之习气，其战斗力已较抗战初期大为下降，结果在整个豫湘桂战役中连连失败。这是进入相持阶段后期，国民政府政治、军事、经济腐败日趋严重化而结出的恶果。

整个豫湘桂战役由豫中、长衡、桂柳三次会战组成，其中长衡会战为战况最激烈者。

在一号作战的开始阶段，由于中方河南守军汤恩伯部在战场上一败涂地，日军在豫中会战中长驱直入，轻易得手，完成了计划中的打通平汉铁路交通线的平汉作战。于是，日第十二军主力按原计划南下配属武汉方面第十一军指挥，又开始了湘桂作战。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畑俊六大将由南京亲赴武汉前线指挥所，部署湖南作战。本来日军华中第十一军拥有兵力36.2万余人（海空军不在内），是日本中国派遣军实力最强的一支部队，但为了稳操胜券，日军又增援了10万余兵力，发动了自称为七七事变以后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其作战规模只有1904年日俄战争可以相比。为此，日方特别选择了1905年日军获胜的纪念日5月27日作为发动进攻的日期，试图重演历史。

此战役由日军第十一军军长横山勇指挥。战前日军派出二线兵力3个师团专门用于阻止中国第六战区等各部增援部队。第九战区薛岳部根据前三次长沙战役经验，依然准备从正面节节抵抗日军的攻势，然后后退决战。但是，日军这次动员了空前数量的兵力，在100余里宽的正面战线上分三路齐头并进，无形中已将中方侧翼迂回的计划彻底打破。尽管中方第九战区亦有10个军30个师近40万兵力，装备也不错，但在日军强大攻势面前，很快便陷入混乱。平江一战，守军几遭全歼。日军完成了对长沙的两翼包围。6月18日，长沙失陷。接着，日军继续南侵。25日，蒋介石电令确保衡阳，夹击来犯之敌，并命令衡阳守军方先觉部第十军死守衡阳。

6月23日，日军第六十八师团以施放毒气进攻拉开了衡阳之战序幕。双方激战至28日，中方放弃湘江东岸阵地，集中兵力守城。由于战斗空前激烈，日军战斗力也有下降，到7月1日，围衡之敌，攻势已颓，四出掠粮，炮兵停射，空乏之象毕露〔1〕，因此不得不停止进攻，等待增援。至20日，日军得到补充后，向衡阳发起第二阶段猛攻。日军频频使用毒气、燃烧弹。衡阳城内一片火海，但守军依然不退。整个战事呈现胶着状态。28日，日军发起了第三次总攻。双方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激战空前。日军一○九联队第一大队在20余天中连换的3任大队长均战死前沿，全大队官兵最后仅剩下7人。大批日军连伙食都无法保证，只好食用田间未成熟稻米，以咸盐下饭，敌军总指挥横山勇腹泻病倒不支。中方情况亦复如此，各部战病饥饿减员很多，预七师三十团第一营450人战至仅剩20余人生还。方先觉军长向蒋介石急电报告了前线不忍详述的惨状和战线危急情形，蒋复电勉其不成功便成仁。7日，日军攻入城内，中国守军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方先觉致电蒋介石，表示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蒋复电援军明日必到衡阳城，决不延误，并于当夜三度向上帝祷告。8月8日，方先觉违背誓言率余部向日军投降，衡阳终陷敌手。

持续47天的衡阳保卫战是豫湘桂战役中的一场硬仗，双方均受重创。此役我第十军共伤亡1.5万余人，其中阵亡7600余，残存伤病员2600余人，被俘后遭日军虐杀者甚多；日方自称伤亡19380人，其中各级将领战死390人、负伤520人。

当时集结在衡阳外围的中国军队共有8个军，总兵力10万以上，蒋介石虽严令其增援，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还曾亲赴桂林协调指挥，但各部仍畏缩不前。其中，第六十二军表现出色，打到衡阳南郊及西站，但在日军重兵攻击下，后援部队孤军作战，损失惨重，很快败归。此后衡阳便未得任何外援，这是造成衡阳战事最后失败的关键原因。

至于第六十二军军长方先觉在率部激战后的失节投降，虽然原因复杂，但毕竟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事后在军统组织营救下，方先觉潜回到重庆。蒋介石为了粉饰一败涂地的战事，把降将方先觉吹嘘为英雄，这足以表明最高当局领导无方，也显示了临近胜利前夕中国政治之黑暗程度。

衡阳守军的投降使整个战局发生了突变，中方集结部队来不及应变，整个战事陷入混乱局面。日军则乘胜南侵，并改调华北方面冈村宁次大将继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指挥第十一、二十三、三十四军等部沿湘桂路向广西进击。战火燃进广西，开始了桂柳会战，最后日军占领贵州独山，威胁到重庆。12月10日，由南宁南下与由越南北上的日军在绥渌会师。这样，日军一号作战计划基本完成。

实际上，经历了半年多连续作战消耗的日军已成强弩之末，不仅给养断绝，兵源不足，而且士兵仍着单薄夏服，军靴早已破烂不堪，加上中美空军不断轰炸，战斗力已难以为继。12月4日起，日军在对独山、六寨等地进行彻底破坏之后，开始后撤。濒危之战局，趋于缓解，国民政府终于松了一口气。

接着，趁日军撤退之机，何应钦与汤恩伯等人齐集贵阳，指挥各部跟进收复失地，12月中旬收复南丹，沿河池一线与敌对峙。至此，桂柳会战亦告结束。

大陆交通线的打通，并未能挽救日军必然失败的命运。此时，一方面美军在太平洋战场连连得手、迅速挺进，美军完全控制了太平洋上的制空权，美重型轰炸机频繁空袭日本本土，已经进入日本的防卫内圈。另一方面中美空军已掌握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日军打下的大陆交通线，在盟军飞机攻击下，实际上这条红线上天天在冒着火光，大批桥梁、车站、机车甚至铁路机修厂都被炸烂，大陆交通线已没有实际价值。另外，美军B-25重型轰炸机，每天还从中国湖北老河口、湘西芷江等机场起飞，对日军各据点要地实施攻击，压得日军抬不起头。日军实际已面临全线崩溃之境地。

为了作最后的挣扎，日军统帅部决定改变原来的战略，集中兵力加紧防守日本本土、朝鲜及中国沿海核心地区。为此，必须立即着手从中国西南收缩战线，把战略重心转向以日本本土为中心的最后防卫圈，布置大陆决战。

1945年4月，日本中国派遣军决定立即从西南、华南撤军，将广西南宁地区的第十一军3个师团调往宁沪沿海地区，将湖南长沙第二十军调往华北，将第三十四军部分由武汉调往东北和朝鲜，将二十三军由广东、江西调往华东地区，目的是集中力量准备抵抗中国军队的反攻和防备美军在中国沿海的登陆作战。

在收缩兵力的同时，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还决定于1945年春夏之际开展局部攻势，发动豫西鄂北战役和湘西战役（芷江战役），以摧毁豫西、湘西中美空军基地为作战目的。

3月21日，日军调动7万兵力分途向豫西南阳及鄂北老河口等地侵犯，第五战区抗击不力，南阳、老河口空军基地于4月初先后陷日，后经中方反击始行收复。

4月9日起，日军又以同等力量分三路向湘西芷江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在王耀武司令的指挥下，后退诱敌。日军以数月前一号作战的经验，以为中国军不堪一击，故而不顾地形之不利重犯冒险深入之错误。而这时他们面对的是已经用美式装备重新武装起来的中国军队，双方战斗力之对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5月初，中国军队在给予日军顽强抵抗后转入反攻，将日军主力第一一六师团分割围歼。日军在中方空陆部队猛烈打击之下，死伤惨重，师团长命令各部抛弃一切行装拼死抵抗，准备全军玉碎。大本营派出的援军亦被中方包围。双方血战至5月20日，残余日军侥幸突围逃窜。6月初战事停止。

总计此役，中方投入部队6个军11个师计20万人，伤亡1.9万余人，歼灭日军2万余。重庆《大公报》曾转引《纽约日报》的评论说，这场战役为一九三七年亚洲战争发生以来，华军首次以其与敌同等之武器在国内与日军作战。在空军密切掩护下，具有优良装备之华军，现已粉碎日军进犯重庆东南二百五十英里芷江美军基地之企图。此一佳音，可视为中日战争转折点之暗示〔1〕。

华中战场上的湘西战役是日本投降前发生在中国正面战场上的最后一战，以中方全胜而告结束，日军连芷江机场都没看见便大败而归。从此，日军结束了在中国战场上的全部战略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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