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侵略与奴化教育是日本侵华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从 1894 年甲午战争开始,在历次较大规模的侵华行动中,日本侵略势力所到之处,无不有计划、有预谋地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进行破坏和摧残。与此同时,又竭力推行日本文化和奴化教育。本书用 600 余幅珍稀图片和 7 万余字的精当文字,全面、系统、直观地记录和再现了日本自甲午战争到全面侵华战败投降期间,对中国进行的各种文化教育侵略活动,用第一手的历史事实揭穿其伪善外表掩盖下的险恶用心和侵略本质。
综 述
(一)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往源远流长。近代以前,两国交往多是友好交往。但近代以来,日本西风东渐,脱亚入欧,走上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扩张道路,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还对中国的文化和教育进行了大肆摧残和破坏。
日本对中国进行的文化教育的摧残与破坏,基本上是伴随其军事侵华的步伐而同步进行的。早在1895年,日本在强行割占台湾时就已经开始了对中国文化与教育的破坏与摧残。但在中国大陆,日本对中国大陆文化教育的破坏与摧残却主要还是在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成立之后开始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东北后,搜缴与焚毁一切不利于日本殖民统治的书籍。据记载,仅1932年3月至7月的5个月中,焚烧书籍就达650余万册;禁止发行报纸7445份,扣压56091份;禁止发行杂志2315份,扣压13644份;禁止发行的普通出版物3508册,扣压924852册。1932年,淞沪之战,日本对上海的文化事业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摧残和破坏,仅焚毁书籍就有七八十万册之多。国立暨南大学历年积存的500多种图书杂志等珍贵资料荡然无存。商务印书馆总藏书48万册,多数毁于日军炮火之中。七七事变后,日军在占领北平8年间,北平被劫夺、焚毁的公私图书多达59万册。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约20余万册图书被劫夺一空。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原藏图书20余万册均落敌手。国立北京图书馆45万册图书全部被毁,其中不乏大量善本、罕见之本,皆为国家珍宝。1937年7月,日军对天津进行疯狂轰炸,天津市立图书馆、南开大学都遭到严重破坏。仅南开大学就损失图书近10万册、西文图书4.5万册。河北省立工学院、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河北省立农学院、国立河南大学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私立齐鲁大学,战时被日军焚毁图书12万余册。
1937年8月,日军对上海、南京等60多个城市狂轰滥炸,仅上海一地就有92所文化机关和学校遭日机轰炸,其中全部被毁掉的占75%。八一三淞沪抗战前,上海有公共图书馆100余所,战后尚存的较大图书馆仅有10余所,被劫走或焚毁图书29万余册。南京市图书损失约有51万册,苏州图书馆、浙江省立图书馆、安徽省立图书馆全部藏书被毁于日军炮火之下。广东省被日本劫持或焚毁公藏书籍60多万册。西南地区高等院校图书遭受破坏有192万册之多。
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被日军破坏的程度是惊人的。图书馆方面,抗战时期,沦陷区和战区共损失图书馆2118所,民众教育馆839所。损失藏书总数在1000万册以上,其中南京被破坏的图书馆有43所,北平有61所。
抗战期间,在日军破坏下,民间藏书也有极大损失。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一人损失就有:普通书及杂志3万册,明及清初善本书6000册,抄本书500册,小说唱本3000册,史料500册,稿本书300册,信札30000件,稿本及印本讲义2箱。文化名人郑振铎所藏3000册元、明版书籍在香港遭劫。江南私家藏书浙江平湖葛氏守先阁藏书楼,抗战爆发时藏书已达10余万种、40余万卷,其中包括宋、元刊本及海内孤本4000余种,各地方志2000余种,宋元明清历代名家书画376轴。1937年11月,侵华日军第二次进入平湖城区,葛宅被焚毁,守先阁及其无数藏书和金石书画毁于一旦。浙江诸暨陈氏授经堂藏书民初鼎盛时已达30万卷,诸暨沦陷后,授经堂所存10余万卷藏书遭日伪抢劫焚毁,十不存一。郁达夫藏书全部被劫掠一空,其中中国书籍,当有八九千卷以上,除中国线装古籍外,英德法日文书更有两万余册。丰子恺在桐乡石门镇缘缘堂藏书、茅盾在故乡乌镇藏书量都很大,也都毁于日军兵火之中……
除图书损失外,图书馆馆藏旧档案、政府部门因战争无法运走的档案,也损失惊人。中国政府留在南京的许多文档被抢劫、焚毁,清凉山省立国学图书馆藏大量清季档案都被日军焚毁。因日军进攻山西,山西省府明清以来档案50余卡车,也全部被日军焚毁……
在日军对中国发动的大规模入侵中,还有大量古建筑物被日军毁坏。1946年3月的统计,中国除东北、台湾和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外,各地文物古迹被毁741处(公705处,私36处)。其中以山西、山东、河南被毁尤为酷烈。山东之章丘、高密、海阳、邹平、蒙阴、平阴、菏泽、沂水、济宁、郯城等地,可谓寺庙无一不毁。山西之太原、河津、解县各地之佛教、道教庙宇寺观,非毁即掠。河南安阳、洛阳、巩县等寺庙及古物、古迹、建筑也都先后被毁;开封、郑州也有不少损失。
1902至1914年间,日本侵略者还先后三次派遣以净土宗本愿寺派第22世门主(住持)大谷光瑞为首的中亚西亚探险队,潜入中国境内,以考古为名进行盗挖历史文物的活动。大谷光瑞等人在中国西部地区先后窃取了大量珍贵历史文物。
1911年,日本海军旅顺镇守府司令长官富冈定恭,把中国东北地区三大古代刻石之一的唐代旅顺黄金山麓的鸿胪井刻石,盗回日本并藏于日本宫内省帝室博物馆。
南京地区战时文物损失至少有古字画28000余件、古玩7300余件。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祸及私家文物,如南京民间私家收藏被劫者不可胜计。
博物馆方面,抗战前夕,全国博物院(馆),除国立者外,其独立设置及附属于学校或附属于图书馆者约80余所,战时大半被毁或被抢劫一空。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文化进行摧残、破坏和劫夺,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早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日本宫廷顾问九鬼隆一就亲自制定《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为了更有效地摧残中国文化,日军还组织了一些专门机构主持掠夺或摧残中国文化。其中主要有:满铁调查部满洲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政治经济研究所(东京),日军中支(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新民会学术数据接收委员会等,此外还有各种军方组织(如调查部、宪兵队等)及私人组织等机构进行劫夺中国图书的活动。
日本侵略者在对中国文化进行破坏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学校和其他形式的教育机关进行了大肆破坏。据统计,日本侵略者先后对中国各省市公私立各级学校和教育机关造成的损失约3.72万亿元国币(按1945年8月价值,2070元折合1美元),其中中等学校损失约594亿元国币、小学损失约298亿元国币、社会教育机构损失约54亿元国币、教育机关(教育所局学术机关等)损失约42亿元国币。对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及国立教育机关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442亿元(折合1945年8月之价值为47488亿元),其中建筑物损失约66亿元、图书损失约19亿元、仪器损失约40亿元、器具损失约15亿元、医药用品损失约1亿元、现款损失约900万元,其他损失约2亿元;间接损失共计约10亿元,其中迁移费约6亿元、防空设备费1亿元、疏散费近2亿元、救济费110万元、抚恤费133万元,其他损失1655万元。小学造成的直接损失国币268亿元,间接损失国币约29亿元;中学直接损失523亿元,间接损失也有70亿元。
1937年7月以前,中国有专科以上学校108所,大学42所,独立学院34所,专科学校32所。专科以上学校108所中北平14所,上海25所,河北(主要指天津)8所,广东7所。在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的狂轰滥炸、掠夺焚烧过程中,上述院校遭到极大摧残与破坏。1937至1939年,69所高校不得不内迁,浙江大学在抗战中迁校竟达六七次之多。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平津失守后奉命南迁湖南,后又西迁云南,是内迁院校中内迁最远的学校。
(二)
日本在对中国文化和教育大肆摧残和破坏的同时,还大力宣传日本文化并推行奴化教育。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占领区推行日本文化主要是推行日本侵略文化,即大肆宣传什么东亚圣战建立东亚新秩序中日提携和平救国反共救国等法西斯和汉奸卖国谬论。据1940年统计,日伪在我国十九个省中大约出版报纸139种。出版最多时达六七百种(东北地区尚未计算在内),其中较大的报纸大约有200多种,较大的杂志有100多种。这些报刊大多数集中在大中城市。如:北平37种、上海30种、江苏24种、天津17种、广东17种(其中广州市9种)、香港11种、浙江10种、安徽8种、山西8种、河北7种、江西7种、山东5种、厦门5种、绥远与察哈尔各2种、湖南1种。日本侵略者直接掌握的汉奸报大约有20多种,如天津的《庸报》、北平的《新民报》、上海的《新申报》、南京的《南京晚报》等,各种汉奸组织主办的主要报刊有200种左右,如汪伪集团的机关报《中华日报》《和平日报》《民族日报》等,南京伪国民政府的《民国日报》《南京新报》等,北平伪华北政委会的机关报《华北日报》等,天津伪冀东政府机关报《冀东晨报》,还有伪华北人民救国会主办的《救国日报》等。这些报纸拼命宣传什么大东亚圣战中日亲善中日提携等法西斯谬论。
这一时期,日本侵略者还在中国境内大肆设立广播电台。在沦陷区内,日本侵略者先后建立的广播电台约有56座。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设在北平的伪中央广播电台,上海的伪大上海广播电台,南京的汪伪中央广播电台和设在长春的新京放送总局等。
在占领区,日本还以武力为后盾,大肆推广奴化教育。为达这一目的,日寇令各地伪政权陆续开办各类小学,1939年整个华北敌占区恢复完小1248所,初小2036所,幼儿园25所,合计21629所各类平民夜校农余补习班职业班妇女识字班有1203所。在这些学校和教育机构里,日本侵略者大肆推行奴化教育和同化教育,妄图把中国人民都变成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忠实奴仆。
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实施奴化教育,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在东北,这种奴化教育主要是通过伪满洲国进行的。在伪满洲国境内,伪满在国务院下,先由民生部下设教育司,后改设文教部,作为掌管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实权则掌握在日本人手里。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日本对中国进行的奴化
齐红深,沈阳七方教育研究咨询中心研究员。曾任辽宁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研究员,兼任辽宁教育史志学会会长、辽宁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日本殖民地教育研究会会长,辽宁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处长等职务。长期致力于日本侵华殖民奴化教育的研究,撰写或主编的主要著作有数十种,主要有《见证日本侵华殖民教育》《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满洲奴化教育的经历》《见证日本侵华殖民教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