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图志（24）:生态破坏与社会控制_武菁编著_9787547414798

日本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正常进程，对中国社会生态和社会秩序造成干扰和破坏。本书主要介绍了日本侵华活动对中国自然生态、社会生态造成的危害，通过暴力镇压和奴化宣传等方式，对沦陷区民众进行人身控制和精神控制，进而影响甚至改变民众的社会生活。

综述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摧毁了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社会生态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战争期间，日本采取军事占领、集体屠杀、烧杀奸淫、资源掠夺、利用军警宪特进行恐吓威慑、摧毁国民政府各级政权、建立伪政权和基层统治机构等手段将其统治力量渗透到社会基层，通过欺骗宣传、奴化教育、奴化训练、宗教信仰，以及发放所谓良民证、通行证、实行保甲连坐等人身控制手段，进行社会控制，企图以战争摧毁中国人的肉体，用控制削弱中国人的意志，靠宗教扭曲中国人的灵魂，从肉体和精神上彻底奴役中国人民，达到其统治中国的险恶目的。

日本侵华之前，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史发展轨迹，表现出革故鼎新的社会文化特色。在全国行政区划内，虽不乏地区差异，但是，整体上的社会变迁，体现出独立又融合的和谐发展趋势。究其缘由，自然生态环境与传统文化的惯性影响、求新应变的时代精神，成就了中国近代社会生态的发展脉络。然而，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打乱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一）

随着战争进程的推演，中华大地狼烟四起，战火遍地，中国社会灾难深重，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日本对中国的农业、工业、矿业等进行疯狂掠夺，造成中国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整个侵华战争期间，中国人民遭受的直接财产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达5000亿美元。史实证明，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损失最惨重的国家之一。日军侵华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使中华大地满目疮痍。日军铁蹄蹂躏之处，造成极其严重的自然和社会生态破坏。

日军在中国四处砍伐和掠夺林木资源，将这些木材用作军事设施、兵舍修建材料或者运往日本，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除了掠夺性砍伐，日军的军事行动也对森林及植被等自然资源造成毁灭性破坏。战事所及，森林被毁，绿地化为焦土，自然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的破坏。

日军军事行动对中国的交通设施造成了巨大破坏。在日军的炮击和飞机轰炸下，许多交通设施被摧毁，铁路和公路干线中断，水路航运亦陷入停顿。以上海为例，淞沪抗战期间，闸北火车站成为日军重要军事目标，经过80余日的狂轰烂炸，闸北成为一片废墟。此外，日军还抢占各种交通设施，扰乱原有的交通秩序。交通破坏，给中国经济恢复发展与居民生活造成了巨大困难。

日军在乡村进行军事行动，肆意毁坏农田、焚烧房屋、辗压桥梁，造成生产资料和生活设施的损毁。日军在乡村开展大规模扫荡和清乡，制造无人区，掠夺农产品和毁坏村庄。除了军事行动造成的破坏，日军还滥施淫威，以焚烧村落和屠杀居民为乐。日军在乡村进行大规模的炮击，农田房舍不可避免地成为日军攻击的目标。日军所到之处，强掳劳工，强拉牲口，为避免日军袭扰，许多农民流离失所。原有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生产秩序难以恢复，乡村满目疮痍。

（二）

从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至1945年战争结束，日本侵略者长达14年的军事镇压及精神压迫，使中国社会文化生态遭到严重破坏。

日军通过发动战争，占领城镇，控制交通要道和经济设施，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力量，同时，为日军掠夺战争资源提供便利条件。日军所到之处，立塔树碑，广建神社，进行精神压制。

日本侵略军为巩固其在华北沦陷区的殖民统治，于1941年春开始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非治安区。非治安区，即敌后抗日根据地。日军对非治安区的方针是：以扫荡为主，采取囚笼政策和三光政策，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同时，还伴以散布细菌、施放毒气，企图使解放区人畜不留，从根本上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

日伪实施清乡活动。1941年5月，日伪在南京马台街正式成立清乡委员会并开展清乡活动。1941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特别需要在中国敌占区建立一个较为稳固的后方。为此，日本一面加紧对蒋介石进行诱降，一面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华北进行扫荡，在治安区实行清乡。1941年5月，汪精卫去日本东京访问，乞得五亿元清乡费，随即在南京成立由他任委员长的清乡委员会，企图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特务等各种力量摧毁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伪化统治。自1941年7月1日开始，日伪先后在苏南、苏中、浙东等地进行军事清乡和政治清乡。军事清乡是日伪军以梳篦、拉网等战术，向根据地分进合击，寻歼我军主力和领导机关，同时增设据点，四处搜剿抗战党政人员，并在边缘区沿公路、河川设重兵驻守的封锁线。政治清乡是加强地方伪政权统治，清查户口，颁发良民证，编保甲，拆屋并村，推行连坐法、自首政策，建立特务网，组织反共自卫团爱乡会等。

日军制造冀东无人区。1942年8月，日军集中四万六千余兵力对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把冀东分割成二十余块，进行分区清剿。日军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古北口的长城沿线，制造了东西长七百余里，南北宽八十余里的无人区。在无人区内，日军实行集家并村，选择公路附近较大的村庄，驱赶周围十多里的村民归并进来，成为部落。周围用二丈高的土墙围绕，村民住在窝棚里，人畜杂居，吃糠咽莱，衣不蔽体，病疫流行。部落外大批田园荒芜，打下的少量粮食统统交给谷物组合，三日一捐，五日一献。每个部落设有部落长，下设保长、甲长、牌长，还胁迫群众参加武装自卫团协和会道德会等伪组织，加强控制。部落五里以外，就是无住地带，群众进入无住地带，就以通匪被杀害。凡是拒绝迁进部落的村庄，都遭到日军的血洗和烧光。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使得中国近代以来所积累的财富丧失大半，直接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断。作为中国现代化缩影的上海，在30年代以人口380万，中外银行及其他金融机关而百余家，进出口贸易占全国半数以上，专科以上学校达30余所，中外报馆、通讯社多达百余家，而成为世界五大都市之一，远东独步之商港，我国工商业、金融、文化之重心。近百年来，上海虽也经历过大小不等的多次战乱，却没有哪次能与此次战争对上海的打击度和损害度相比。可以说，经八一三至1941年底日军占领租界，上海近代以来的发展进程基本停滞，甚至倒退。

日本侵略上海时，完全不顾国际公法，对非战区、平民区狂轰滥炸，导致平民死伤惨重。1937年10月25日，850架日本海军飞机对上海华界轮番轰炸，除军用设施外，主要是平民区。上海北火车站附近商店、民居几成灰烬。连当时驻扎在上海的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亚纳尔将军，也认为日本严重越轨，我很痛心地看到上海在目前这场战争中遭受如此严重的破坏。他认为，战争是有规则的，这一规则必须遵守，而如今这一规则正在受到日本破坏。

在南京大屠杀之前，上海即已开始了这场屠杀的预演。据《侵沪日军暴行》一书所载，市区暂且不谈，仅据宝山、金山、奉贤、南汇等郊县部分乡镇统计，日军在上述地区即焚烧房屋达137834间，屠杀无辜百姓14826人，蹂躏妇女达2114人。被日本飞机炸死、炸伤者达2267人。现宝山县罗泾乡，在当年日军登陆杀人的池塘边矗立永志不忘石碑一块，上载：八一三日寇于此登陆后，在不到100天时间里，仅罗泾公社范围内惨遭杀害的无辜群众就有2244人，烧毁民房10908间。

残暴的日军，在上海大肆奸淫妇女。1932年一·二八期间，日军即在上海设立慰安所17家。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的第一家慰安所就设于杨树浦沈家宅。宋美龄在《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一文中揭露道，日军在上海掳掠中国妇女作为慰安妇，甚至当众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上号码。据苏智良教授考证，上海不仅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也是这一制度维持时间最长、最为稳定的城市。

日本侵略者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日军铁蹄践踏之处，瞬间成为人间地狱。淞沪战役后，日本针对中国首都南京的屠杀，其血腥程度，更是令人发指！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沦陷。日军疯狂屠杀南京平民，奸杀妇女，杀戮儿童，30万同胞血溅金陵。日本侵华期间，对中国人民实施了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大屠杀，使中华民族陷入苦难的深渊。

日军侵华期间的暴行，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造成沦陷区大量战争流民和难民。工厂、学校被迫内迁，民众在战乱中颠沛流离。日本侵华战争严重破坏了中国社会生态环境，日军在其占领区建立伪政权，征发民众修铁路挖战壕，到处掠取粮食等物资，将民众纳入其战争机器当中。通过发放良民证、通行证、实行保甲连坐等人身控制手段，进行社会控制，民众在其残酷统治下艰难生存。

随着侵略战争的推进，日本逐渐在海外广泛建立本土神道教的日本神社。据不完全统计，从1897年到1945年，日本共建设了海外神社1600余座。其中在中国的台湾、东北等地建设了约550处日本神社。天皇是现人神、天皇家族万世一系的观念，是神道教的基本信念。日军所到之处，必有神道教和佛教人员紧随其后。宗教完全屈从于侵略意志，这也是近代历史所罕见的。神道教与日本军国主义密切结合，成为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特点。

（三）

日军在占领区，采取军事打击和严酷镇压的措施，实行殖民统治，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从1937年8月起，日军在实施军事占领的同时，建立社会统治机构，以维护其占领区的所谓社会治安，妄图通过社会控制，实现其彻底征服中国的目的。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陷落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适应战争长期化的要求，重新调整对华方针，政治上实行以华治华政策，建立伪政权，军事上大力整顿汉奸军队，进行所谓整肃（沦陷区）治安，为日军提供军事支援和后勤保障。1939年4月2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在《治安肃正要纲》中强调：为了恢复治安，首要的政策是恢复警察、保卫团和自卫团等组织的自卫力……在此方针指导下，先后在各地成立了警备队、宪兵队和特务机关，对统治区的中国民众实施军事镇压和社会控制。

（四）

侵华战争期间，日军为达到其社会控制的目的，通过建立各种基层社会组织，不断向基层渗透其政治统治力量。日军每攻一地，即建立各种统治政权和奴化机关，采用军警镇压、机关管控、欺骗宣传等措施，实施以华治华统治政策。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日军所到之处国民党县或县以上政权机构瘫痪，县政府官员有的随中央政府西撤，有的则转移到农村。当时县一级行政机构极其混乱，一县常有几个县长对立：有原国民政府的县长，有国民党军队新委任的县长，也有未经委任而自行由地方绅士推举的县长。

1938年3月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维新政府所谓法规规定，各县公署下设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建设科以及秘书处，各科设置科长及科员2至4人。负责本县之户口调查、保甲编制、财政整理以及战后建设、教育复兴等各项行政事务。另外县公署还要负责本县的禁烟、自卫等事宜。县公署之外还成立县政咨询会，由县知事延聘地方公正人士6至12人组成。县政咨询会为议事机构，议决的事项包括县单行规则、县预算决算、县地方应兴应革之事等。有关法规还规定凡未设地方法院或县司法处之各县，由县知事兼理司法事务。1938年8月，维新政府又命令一部分县知事兼任县警察所所长。伪县知事似乎总揽一县的行政、司法、财政、治安等诸多大权。事实上，维新政府时期，尽管华中、华东地区的日军并不像它在东北那样，大小机构都有日本人做副职，但其对各县行政事务插手较多，甚至在日伪政权成立后长时间内日本顾问与县知事同室办公。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取代维新政府。为取得其统治政权的合法性地位，汪伪政府宣称继承战前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正统。1940年6月，汪伪政权改省长制为省主席制。8月，县公署改为县政府，县知事改称县长。县政府下设第一、二、三科和秘书处。各县直属机构设有区公所、卫生事务所、县立医院、县警察大队、自卫团总部、县金库、警察局、教育局、财政局，仿效战前国民政府科局并行制度。

北洋政府时期县政府的科是县公署的一个下属单位，县知事掌握科长的任免权，并全权管理一县之政。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政府的局，虽然隶属于县政府，但各局的人事权控制在省政府相应的主管各厅，各局局长大多由省政府主管各厅指派。实际上一省之内的建设、财政、民政、教育等各部门均各自为政，如关于教育政策是由省政府的教育厅制定，下达至县府的教育局执行，县长对此无权过问。沦陷初期南京国民政府这种制度已中断实行，汪伪政府将财政科、教育科改为财政局、教育局，各局长多由主管各厅指派，自成系统，下则径发局令，对上则径报本厅。各局之间，亦只有个别发展之企图，缺乏统一意志，致一县工作中心，无从确定。汪伪此举旨在渗透基层，收回事权，控制税收。

然而，此时的县府各局对伪省府各厅的依赖程度，远逊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伪县府各局之于省府各厅不再唯命是从。为改变省县之间这种不相统属的关系，日伪在华东、华中地区频繁发动清乡，扫除基层渗透的障碍。

除了军事镇压，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民众进行欺骗与愚弄，鼓噪中日亲善互相提携，通过维持会、自治会、新民会、宣抚班等各种组织活动，极力向基层渗透。对日本占领者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对农村地区的有效控制，以便取得各种资源。而农村精英分子的支持足以使政权保持稳定。日伪在实施军事进攻的同时，在农村建立各级行政组织，全面向基层渗透。

（五）

如果说建立各种社会基层组织是日本实施基层渗透的硬功夫，那么，推行奴化教育、编练伪军、组织集会、推行日本化生活方式与宗教信仰等，即成为日本进行社会控制的新手段。除了欺骗宣传，蛊惑人心，日本还着重针对中国儿童进行奴化改造，妄图割裂中国儿童与祖国的感情联系，为日本培养臣服天皇和日军的归化顺民。

日本广泛推行奴化教育，通过宣传传统文化，利用社会名流的影响力，进行欺骗宣传，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与反抗精神。日本侵略者强行在学校推行日语教学，消灭进步人士，教导日本化的生活方式与信仰，恭敬天照大神，尽忠于天皇陛下，与日本一德一心。妄图通过奴化教育，实现其征服中国之目的。

1942年9月10日，华北伪政府在北京孔庙举行秋祭孔子演礼。企图为其侵略与殖民统治罩上一层神圣的外衣，使被侵略与被奴役的中国人甘心做侵略者统治下的顺民。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推行奴化训练，妄图通过奴化训练，使中国民众成为为其侵略活动服务的工具。并且，通过训练伪军、体育活动、奴化集会、友谊活动等方式，对民众进行集体洗脑，消灭其反抗精神与自主意志。

日本企图以战争摧毁中国人的肉体，用控制压制中国人的意志，靠宗教麻痹人的精神，扭曲人的灵魂，最终从肉体和精神上彻底奴役中国人民，达到其统治中国的险恶用心。

战争初期，日本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在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吠中，迅速占领了中国沿海和大中城市。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日本战线越拉越长，其在战争的泥潭越陷越深，为进一步掠夺战争物资，支撑旷日持久的战争，迫切需要在其占领区实行有效的社会控制。为切实控制地域广袤的中国区域，日本侵略者采取了军事占领与思想控制相结合的社会控制手段。

残酷的日本侵华战争，破坏了中国的生态环境，损害了中华民族的血肉之躯；严密的社会控制，压制了中国人的行动自由，扭曲了民族败类的丑恶灵魂。然而，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支撑我们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家园。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终于走出阴霾，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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