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政府便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战争动员,但多在政府层面,未达到举国一致的程度。19311945 年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政府不断在国内进行战争总动员,涉及军事、精神、人力、物力等多方面,范围之大、途径之广,前所未有。在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推动下,日本形成举国一致的战时体制。本书以日本陆海军省等部门、《朝日新闻》等报刊以及日本侵华部队所拍摄和发表的图片为主,配以简洁的文字说明,再现了日本侵华战争动员的整个过程。
综述
近代日本发动两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一次是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一次是19311945年的全面侵华战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也是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但战争的对象是俄国,战事复杂,另当别论。本卷论述的日本侵华战争动员,只涉及前两次大规模的战争。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力强盛,为改变华夷秩序,遂对清一战。开战之前,日本军政要人大肆制造侵华舆论,宣称日本要脱亚入欧,不与中国为伍。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提出清国征讨策,主张在清政府军制改革之前,发动对中国的进攻。为筹集战争军费,日本政府于1894年8月颁布军事公债条例,陆续发行1.25亿元的公债,并向银行借款4 250万元。当时,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宣称:日清战争不是人与人、国与国之战,而是文明与野蛮之战,是文明的义战,纵然全国四千万人种尽灭,也不能后退。为了援助战争,他不仅在《时事新报》登载募集军费的计划,还带头捐献家产一万日元,并在《日本臣民的觉悟》一文中建议,全国官民都应忘却政治上的恩怨;在事件发生期间谨言慎行,不随意攻击政府的政策;国民应相互鼓励报国的义理,表彰报国的行为,彼此以真诚宽容相待。
甲午开战后,天皇将大本营移至广岛,亲自督战。《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报社的从军记者纷纷以通讯、纪事、评论、绘画等形式报道战况。当时,《喇叭之音》《雪之进军》《妇人从军歌》等军歌流行,以日清战争为主题的锦绘在画坛独树一帜,宣扬士兵忠勇献身精神的战场美谈被编入教科书,在民间广为传颂,如在成欢战斗中,号兵白神源次郎的军号至死不离嘴;在平壤战斗中,原田重吉第一个冲进玄武门等。博文馆发行的《日清战争实记》旬刊,虽名为实记,但对旅顺大屠杀却只字未提,反而美化日军纪律严明,秋毫不犯,文称:大连湾附近的居民,在旅顺陷落时,一时携父母妻儿去他地避难,后见我军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城市安宁而陆续归来。现在恢复正常,各就其业。此类夸大及虚构之词,不知凡几。
甲午战争中,日本动员兵力24万,随军夫役15.47万,海外派兵17.4万。此时的战争动员,多在政府层面,并未达成举国一致的体制,但其军国主义的宣传手段,却一直被继承下来。
甲午战争后,日本政府于1895年12月在靖国神社举行临时大祭,合祭1500名战死军人之灵,天皇亲自参拜。三国干涉还辽以后,日本以俄国为敌,卧薪尝胆,弘扬军国主义精神,青年以参军为荣,军人以战死疆场为荣。1899年,在东京上野的街头,在亲友送新兵入伍时,出现了祈战死的标语。在日俄战争时期,还有这样的一段故事。某天,有一个日本军官经过营房的时候,偶然地瞥见一个士兵手里捧着一封信,一面读着,一面流着眼泪。这个军官忍不住气起来,跑近士兵的面前喝问道:在哭什么?怎么这样没有男子气呢?这个士兵即刻立正,一面行礼,一面说明他接到他母亲寄给他的信,祈祷他为日本帝国战死,他因此被感动到禁不住眼泪滴下来!说完的时候,他把那封信递给那军官看,军官读这封信的时候,也被感动得滴下眼泪来!这段祈战死的故事在日本不但传为美谈,而且被编入敎枓书来灌输国民的侵略思想。[1]
19311945年间,日本为建立东亚新秩序,再次发动侵华战争,日军先占东北,旋占华北、华中、华南各地。为全面吞灭中国,日本不断在国内进行战争总动员。总动员涉及军事、精神、物资、人力等多方面,范围之大,途径之广,前所未有。在军国主义及法西斯主义的推动下,日本进入举国一致的战时体制,上下抱团,形成一股不计后果的战争狂热。
为赢得民众及对侵华战争的支持,日本政府首先进行军事动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各部队频繁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并用防空演习、防毒演习、防火演习、警备演习等形式,进行军事大众动员。此类演习,在主要都市举行,如:1931年10月以横须贺军港为中心的防空演习,1931年11月以大阪、神户、京都为中心的防空演习,1932年3月以千叶县市川为中心的防空演习,1932年7月以北九州为中心的防空演习等等,在演习时,除陆海军部队参加外,在乡军人会、青年训练所、青年团、少年团、妇人会等地方团体都被动员参与,他们组成防毒班、防火班、救护班、守望班、警戒班等组织,成为演习的一部分。
为培养民众的国防意识,日本政府不仅在陆军纪念日(3月10日)、震灾纪念日(9月1日)、满洲事变纪念日(9月18日)、建国日(2月11日)等纪念日举行军事宣传活动,还不定期举行国民大会,让陆海军将校到会宣扬圣战精神。在军方的鼓动下,日本民间准军事组织发展迅速,如:东京的帝国在乡军人会、东京的帝都防护团、大阪的航空协会、北九州的六都市国防协会、各地的国防研究会国民国防协会护国共济会爱国恤兵财团助成会等,这些组织吸纳了众多的民众,成为协助军方对外侵略、防止内乱的重要工具。
为煽动民众参战热情,1937年8月21日,内阁会议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实施纲要》,提出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三大口号,掀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稍后发布的《内阁告谕号外》对精神总动员运动的主旨进行了说明,文中指出日本进攻中国的原因是:支那屡屡忘却邻交之谊,失信于我,长年行排日、抗日之国策,损我帝国之权益,其状甚为严峻。告谕要求全体日本国民:齐心一致认识时局之重大,决心不顾今后局势如何之艰难,以坚忍不拔之情操,为贯彻当初之目标而果敢向前。《告谕》表示:打破困局,图谋国运昌盛之路,振奋尽忠报国精神,在国民日常生活中进行实践,乃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之目的。全体日本民众应该:忠诚奉公,团结一心,昂扬日本精神,举国一致,付诸实践,图谋国力之日益强大、扶持皇运。
1939年2月,日本政府通过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强化方策》,4月,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开展之基本方针》,做好了长期战的精神准备。1939年8月8日,内阁设定兴亚奉公日,规定每月的第一天,民众都要早起,遥拜皇宫,做战争祈祷,全国百姓须思念战场之劳,自觉节制实际生活,体现翼赞兴亚之大业,以及一亿一心奉公之诚。
1940年4月,日本政府废除了民间团体形式的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新设了以米内光政首相为部长的精神总动员中央本部,各道府县则设立地方本部,精神总动员运动成为由内务省和文部省发起的官制国民运动,主要活动如下:
参拜神社、遥拜宫城,举行敕语拜读典礼。
欢送出征士兵,迎接战死者遗骨,慰问军人家属。
奖励武道(柔道、剑道),做广播体操。
进行清扫等劳动服务。
开展国防献金、购买国债和储蓄报国运动。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政府又把每月8日定为诏书奉戴日,取代了兴亚奉公日。具体要求是:在官厅、学校、会社、工厂等地奉读诏书;在神社、寺院、教会等场所祈祷战争必胜;升国旗;职域奉公(在当日休假者也须工作)等。
国民精神总动员除了正面的告诫外,还采取了思想文化统制措施。1937年7月下旬,日本政府设立文部省教育局,负责在学校教育和国民教化中灌输超国家主义思想,对大学教授的著述进行检查、揭发,对学生实行思想取缔。9月,设立内阁情报部,从事宣传、出版,新闻、广播的统制和取缔,类似的机构还有内务省图书课、特高警察和陆军省报导部等,禁止写作、禁止发行的事件层击不穷。东京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因为在《民族与和平》《国家之理想》等论著中提出唯和平乃真理,主张尊重个人自由,1937年12月被迫辞职。同月,宫本百合子、中野重治、户坂润等被宣布为令人讨厌的作者,事实上被剥夺了写作权利。1938年10月,东大教授河合荣治郎的《社会政策原理》《法西斯主义批判》等著作遭禁,次年本人又被撤职、起诉。早稻田大学教授津田左右吉在先前撰写的《神代史研究》等著作中,有理有据地指出了《古事记》《日本书纪》的失实编造之处,在学术界享有盛誉,但却在1939年12月被指责为冒渎皇室尊严的大逆思想,次年著作遭禁,本人受到20多次审讯,被判处禁锢3个月。1940年12月,内阁情报部扩大改组为内阁情报局。它开列了禁止写作的名单,水野广德、清泽洌等自由主义者也包括在内。1941年12月中旬,政府颁布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规定结社、集会、出版物一律要报请审批,传播流言蜚语、惑乱人心者将受刑罚。1942年8、9月号《改造》杂志刊载了细川嘉六的《世界史的动向与日本》一文,事先已通过检查,但是陆军省报导部指控细川的文章是赤化宣传,细川因而被捕。后来,神奈川县特高课搜查到一张细川宴请友人的照片,就用来编造了一个密谋重建共产党的案件,陆续逮捕了30余人,由于严刑逼供,4人死于狱中。这个案件牵连到中央公论社、改造社、日本评论社和岩波书店,《中央公论》和《改造》杂志被情报局命令停刊。
在学校教育中,文部省要求用皇道精神培养忠君爱国思想,《国体之本义》和《臣民之道》成为学校教育和国民教化的指南。学校虽然也有自然科学,但要求讲授 对国运发展有贡献的科学,对战争有用的科学,提出建立日本的科学、皇道的科学等口号。
1937年后,许多作家被编成笔部队随军出征。一时之间,战争文学、报国文学、大陆文学等国策文学和战争影剧作品大量涌现。1942年,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后,要求以宣扬皇道文化、鼓舞国民精神为宗旨,公开号召作家为战争献力。哲学也染上了战时色彩。19421943年,《中央公论》刊登了京都学派哲学家高坂正显、西谷启治等人的3次座谈记录:《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与历史性》《总体战的哲学》,他们挖空心思地论证大东亚战争的合理性,大谈日本精神的无比威力,认为只要有精神力量,就不需要科学。
在实施精神总动员的同时,日本政府发动了战时物资动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进入准战时经济统制时期。在政府财政开支中,军费在1931年占30.8%,1932年增至35.2%,以后几年都占38%40%。而在增加的开支中,51%用于增拨军费,投资的重点则是重工业、化学工业等与军事密切相关的部门,到1935年,重工业、化学工业的产值超过了工业总产值的半数以上。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先后两次支出华北事件费合计5亿日元。8月,制定华北事件特别税法,预定1937和1938年度分别增税6650万日元和3490万日元。9月初,更决定追加战费21亿日元,并设置临时战费特别会计。9月,第72次帝国议会制定了《进出口品等临时措施法》《临时资金调整法》《临时船舶管理法》等法规。10月25日,日本政府将负责生产计划的企划厅和主管国家总动员业务的资源局合并,成立了企划院,在内阁总理大臣的管辖之下,起草审议战时有关扩充、运用综合国力的政策方案,调整统一各官厅制定和实施国家总动员计划的有关事务。企划院成立后,即按照军部的要求,负责起草《国家总动员法》,1938年4月由议会通过,政府公布实施。该法规定,对于国民的动员、征用,对于物资、金融、企业、设施、进出口、物价、工资、利润以及出版的统制,政府均有权不经议会而发布敕令或命令。战时经济统制正式确立。
1940年7月第二届近卫内阁上台后,大力推进新体制运动。10月,成立大政翼赞会,号召万民翼赞,为大东亚圣战献力。12月,政府通过《确立经济新体制纲要》,提出官民协力、公益优先,把经济团体组成一个有机的国民经济整体,发挥整个国家的力量,实现高度国防国家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各种产业、行业的统制会随之产生。1941年4月,钢铁业统制会首先成立。8月,政府颁布《重要产业团体令》,自10月起,工矿行业建立了统制会,形成了企划院统制会会员企业的组织形式。同时,商工省增设了公务官,以加强对企业的行政指导,在少数重点企业设立了监理官,形成了商工省公务官/监理官重点工场的生产形式。在金融领域,1941年,兴业银行和另外10家城市银行组成时局共同融资团,1942年,成立了全国金融统制会,作为共同融资的辅助机构,形成了日本银行时局共同融资团、全国金融统制会银行的金融统制组织。在其他领域,统制组织也都逐渐完善。从1941年10月至1943年11月,工矿、金融、交通运输等部门先后成立了24个统制会。
为了促进物资生产,1942年,日本内阁会议决定设立临时生产增强委员会,推动钢铁、煤炭、铝、飞机、船舶等重要物资的增产。1943年,政府颁布《战时行政特例法》等法令,指定钢铁、煤炭、轻金属、造船、飞机制造为五大重点产业,授权首相对这些企业实行集中领导。同年11月,首相东条英机邀请7名财界巨头任首相顾问,并将企划院与商工省合并为军需省,东条英机亲自兼任军需相,以实现生产经营的一元化。为了确保精壮劳力用于战争,日本规定在一般事务及商业等17种职业中,禁止1440岁的男子就业,对于未婚的25岁以下女子,则以同窗会、部落会、妇女会等团体为单位组成女子勤劳挺身队,前往有关工厂、机关及禁止男子就业的行业长期服务。1943年,日本公布了《军需会社法》,决定加强对民间军需品生产的控制,民营企业、公司的经理直接对军需大臣负责,后者掌握其任免权。是年,政府首批指定150家公司为军需生产厂家,1944年4月,又第二次指定了422家公司。通过这些措施,日本政府进一步压缩了民营企业和轻工业的生产,军需生产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据统计,以军需为目标的重化学工业(机械、金属、化学)在整个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率,由1931年的33.9%猛增至1937年的55.8%,1942年又增至70.2%,1944年更高达79%。
为了解决军需工业的原料问题,政府还加紧了对废钢铁的回收,仅1942至1944年度,纤维工业中机械设备提供的废钢铁计达69.5万吨。到1944年底,由于大量设备被淘汰和用于武器制造,纤维工业各部门的设备能力已降至战前最高水平的30%50%,再加上原材料和劳动力的不足,其生产水平的下降比设备能力的下降更甚。农业生产也因劳动力大量外流和农用物资缺乏而面临严重困难。为了保证粮食供应,政府组织城市居民、学生参加劳动,提倡扩大耕地面积,还设法扶植自耕农,如1944年就支出l亿日元,扶植和发展了6万余户自耕农。19401945年农业生产年年低于1937年的水平,以大米生产为例,如1937年为100,1940年为92,1941年为83,1942年为101,1943年为95,1944年为88。
1938年下半年,日本政府把统制人力提上日程,1939年起颁布了若干重要法令,如《国民职业能力申报令》《雇佣从业人员限制令》《国民征用令》,1941年又实行《国民劳动手册》。根据这些法令,政府共征用劳力600多万到指定的企业、部门,工人的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在政府指定的一百多个行业里,不向雇主交出劳动手册者不得雇用。
战争破坏了原来熟练的劳动力队伍。为了弥补工业劳动力的不足,除实施国民征用令外,还强制中学生参加劳动,1943年的劳动时间增加了1/3,1944年变为全部停课劳动。同年又规定,1425岁的未婚妇女一律加入女子挺身队,违者将受刑罚。这样拼凑起来的劳动队伍,大都是非熟练劳动力,生产效率不高。
在战时总动员之下,民众的生活困苦不已。工人每天劳动1012小时,配给物品一年比一年少,薯类、豆饼等杂粮成为主要食物。政府原宣布要保证每人每天2400卡热量,后来减到2000卡、1793卡。黑市盛行,物价腾贵。国民营养不良,健康受损害,因肺结核而死亡者,1930年前每年14万人,1943年超过17万人。1939年12月实行木炭配给,此后配给范围陆续扩大,包括火柴、砂糖、大米、麦类、面粉、鸡蛋、大豆、豆油、豆酱、酱油、水产和肉类。
日本侵华战争后期,前线节节败退,民众滋长了厌战情绪,击落英机的暗语出现了。据内务省警保局统计,不敬、反战、反军及其他不稳言论,1942年4月至1943年3月为308件,月平均25件,1943年4月至1944年3月达607件,月平均5l件。1945年8月15日,天皇播送终战诏书,日本人终于放下了武器。
[1] 参见万居:《日本国民的厌战情绪》,《申报》1938年12月15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