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之书_[日] 冈仓天心著；刘仲敬译_9787541143076

　　从飞鸟时代引入佛教开始，日本艺术经历了奈良时代、平安时代、藤原时代、镰仓时代、足利时代、丰臣时代、德川时代和明治时代数百年的风雨洗礼。作者以每个时代为一个阶段，详细讲述了在中国和印度的影响下，日本的宗教、绘画、雕塑、诗歌以及各大思想流派是如何一步一步演化成如今的模样的。作者强调，亚洲各国并不是想象中的单纯的地理片段，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现在所应该做的，就是尽量保存和复兴亚洲瑰丽艺术的本源。

　　长期以来，作为目前在世的最重要最权威的人士，本书作者冈仓天心在东方考古学和艺术领域闻名于世。本书所要探讨的，是日本艺术的理想。我们希望，关于这一主题，作者会在未来写出篇幅更长、插图更完善的著作。

　　1886年，冈仓天心年纪尚轻，就作为皇家艺术委员会成员出访西洋，研究欧美艺术史和艺术潮流。这次旅行的体验并没有使冈仓先生心醉神迷，反而加深、加强了他对亚洲艺术的欣赏。此后，他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促成日本艺术回归国粹，与目前风靡东方的伪欧洲化倾向截然相反。

　　冈仓先生从西方返回后，日本政府任命他主持东京上野的新艺术学校，这表示他们欣赏并肯定他的学识。但由于政治变化，学校掀起了所谓的欧风新浪潮。1897年，新浪潮坚持增加欧洲学术的分量，冈仓先生因此辞职。6个月后，日本最出色的 39位青年艺术家会集到他身边。他们在东京郊外的谷中建立了日本美术社（参见本书第十四章）。

　　如果我们说：在某种意义上，冈仓天心就是日本的威廉? 莫里斯（William Morris）；同样也可以说：日本美术社某种程度上就是日本的默顿修道院（MertonPriory）。这里的装饰艺术丰富多彩，漆器、金属工艺、青铜铸件、瓷器应有尽有，还有日本绘画与雕塑。社员试图深入理解一切当代西方艺术潮流的精华，同时保存并延续民族的灵感。这些艺术家的作品置诸全球而毫无逊色，他们为此自豪。这些社员包括：桥本雅邦1、下村观山2、横山大观3 和其他同样著名的艺术家。冈仓先生除了美术社的工作以外，还帮助本国政府给日本艺术珍品分类，同时参观和研究中国与印度的古迹。就印度而言，游客对东方文化了若指掌，这还是首例。冈仓先生拜访了阿旃陀石窟（Ajanta Caves）——这是印度考古学的里程碑。他熟悉同时代的中国华南艺术，因此立刻看出窟中石像显示出的仅仅是雕像的基础或粗坯，雕像的一切生命和运动都留在此后覆盖的石膏表层上。更仔细地研究雕像后，他发现跟英国的教区教堂最近的遭遇一样，“唯利是图的欧洲人蒙昧无知，恣意破坏”，导致了不幸的“清洗”和无意识的外形损毁。这一观点获得了充分的佐证。

　　一个民族只在享有自由时才能发展艺术。它的确是所谓的民族感在自由的环境中所催生出来的果实和风范。因此，印度在几千年的压迫下失去了自发的生机，在劳动与美所编织出来的艺术的世界中丧失了本有的一席之地，实在不足为奇。但非常明显的是，印度曾经有过干练有为的权威，正如她的阿育王（Asoka）时代的宗教一样。那时，她显然引导着整个东方，无数中国朝圣者拜访她的大学和石窟庙宇，对她的思想和品味印象深刻，印度风范影响了中国雕塑、绘画和建筑的发展，又通过中国影响日本。

　　冈仓先生对所谓“希腊影响印度说”的个人主张，只有已经深入了解印度考古学的人才能领会。他提出了伟大的另类世界艺术谱系——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冈仓先生能够证明希腊学说的荒谬。他指出：真正跟印度文化发展关系很密切的主要是中国，这可能就是他寻找远古亚洲共同艺术的原因。这种艺术在希腊海岸、爱尔兰极西、伊特鲁里亚（Etruria）、腓尼基（Phoenicia）、埃及、印度与中国留下了痕迹。在这种理论中，一切关于孰先孰后的不体面争论都告一段落，希腊回归其适当位置，只是古老亚细亚文明的一个部分，学者长期将其视为挪威神话仙宫的背景。同时，新世界向未来的学者开放，运用更综合的方法通盘考虑，可能会纠正过去的许多错误。

　　关于中国，冈仓先生的提议同样丰富。他对华北和华南思想的分析已经吸引了许多中国学者的注意，他提出的道家学说和道教的区别论也获得广泛认同。但他的著作有更广泛的价值。因为他掌握了最伟大的历史景观：佛教越过喜马拉雅山和海峡水路传入中国，全世界一定非常熟悉，这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公元 2世纪龙树菩萨（N agaruna）时代，阿育王统治的印度和中国之间大概已经开始实在的交流。不用说，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亚洲才能生存、繁荣。被我们称为佛教的事物，本身并不是精炼、明确的教条，没有严格的边界，不需要与所谓异端划清界限，不会产生自己的宗教法庭。我们毋宁将佛教视为一个统称，代表外国人意识到的种种印度思想。冈仓先生研究 9世纪的日本艺术，充分明了整个东方的神话，不限于佛陀的个人教义，它们都是一个相互交融的整体。真正的过程是：蒙古人种的心灵并没有佛教化，而是印度化——就像基督教在陌生国土称为方济各教（Franciscanism），因为第一批传教士属于方济各会。

　　众所周知，艺术始终是日本国民活动的重要元素。我们发现，每一个时代，这些内容在她的意识中都留下了必不可少的足迹和回忆。它不同于全民参与的古希腊艺术，也不同于全民精炼的印度思想。因此，问题变得极其有趣：是什么通过日本艺术，全面表达自身？冈仓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是亚洲大陆文化汇聚于日本，在日本艺术中找到了自由生动的表达。他明白：这是亚洲文化的一大分支，正如印度宗教和中国学术。对他而言，本国艺术的典型元素并非由装饰性和行业性特征构成的，而是伟大的生命或理想。欧洲人对这种理想还几乎一无所知。他们没有几幅李花图，却有龙的深厚意识；没有花鸟，却有死亡崇拜；没有些微的现实主义，无论多么美丽，却有人类心灵所达至的最伟大主题的最伟大诠释——渴望佛陀拯救众生，而非一己。这些才是日本艺术真正的责任。日本艺术表现的方法和技巧始终取自中国。但让冈仓先生满意的是，这种理想本身有赖于印度。他相信，日本艺术表现的新纪元总是紧随印度精神觉醒的浪潮而来。因此，日本如果不是享有南方大半岛的有益刺激和中国优越的艺术直觉之利，一定会缺乏活力，目光短浅。甚至北欧和西欧如果脱离意大利和教会的启示，一定也会这样。我们的作者坚持认为，与德国、荷兰、挪威有着鲜明的对比，亚洲艺术不可能“布尔乔亚”化。但我们可以设想，他也承认日本艺术可能会停留在乡土雕饰的美丽构图与宏大的水平之上。

　　作者在以下内容中向我们展示了印度精神的浪潮具体是怎样激发民族灵感的。首先，我们要理解印度精神发挥作用的环境：日本大和民族；华北人出色的伦理学天赋；南方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我们看到佛教的潮流涌入，淹没这一切，将其整合为一。在这里，我们第一次接触普世信仰的梦想——普世信仰在科学上产生了宇宙论，在艺术上产生了大日如来。我们又看到印度精神瓜熟蒂落，形成了平安时代的泛神论，藤原时代的多愁善感，镰仓时代的男儿豪气。

　　大和民族的原始宗教——神道教的复兴似乎在伟大的明治时代就已经大功告成。新神道教大量借用了佛教元素，但这种恢宏可能远离了灵感的本源。与西方竞争的结果是品味和理想的崩坏，所有热爱东方艺术的人都对此感到沮丧。因此，值得做一些努力，召唤亚洲人民回顾过去的伟大，追溯其本真根源。冈仓先生表示：亚洲不是我们想象的地理分区，而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生命体，各部分相互依存，构成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价值无与伦比。

　　过去10 年里，天才的游方僧斯瓦米? 维韦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去了美国。1893年，他在芝加哥宗教会议上发言。像阿育王时代一样，正统印度思想又一次得到弘扬。六七年来，他们的传教士前往欧美各地，为未来传授宗教：综合了新教的知性自由（登峰造极于自然科学）和天主教精神与虔敬等财富。帝国民族反过来被臣民的宗教征服，这似乎是命中注定的。“正如受到蹂躏的犹太人在 1800年来将《使徒信经》（ The Creed）传遍了半个地球，”这位伟大的印度思想家如是说，“受到鄙视的印度人主宰全世界，似乎并非不可能。”这是亚洲北部的希望。回溯创始之初，我们的印度化用了 1000年时间；而今，在蒸汽和电力的帮助下，可能只需要几十年时间就能够重现历史，让世界再度见证东方的印度化。

　　如果真是这样，后果之一就是我们将看到日本艺术理想的复活，类似中世纪艺术在 20世纪的英格兰复兴。同时，中国和印度会不会有同样的发展呢？因为这个东方岛国毫无疑问一定会影响到外邦。我们的作者必须坚定地平息这部小书开启的争论，否则他的话将会徒劳无益。他的论点是：伟大的亚洲母亲永远是一体。

　　尼维德塔·罗摩克里什纳- 维韦卡南达

　　（NIVEDITA，OF RAMAKRISHNA—

　　VIVEK?NANDA）

　　加尔各答花园市场，伯里克·帕拉巷17 号

　　在6世纪接触佛教前，日本艺术沐浴了第一波大陆春风，这就是汉代和六朝时期的中国。

　　汉代艺术本身是中国原始文化成熟的产物。中国原始文化在公元前 1046年至公元前 221年的周朝登峰造极，其理念泛称儒家或孔教，得名于体现和阐明中国人基本观念的伟大贤哲孔夫子。

　　中国人是从事农业的，他们从远古时代起，就定居在富饶的黄河谷地。他们衍生出伟大的大同主义体系，跟他们留在蒙古大草原上的游牧兄弟判若两人。不过，在最早的时期，同样的元素之核无疑已经在那些高原城市中存在了，儒家的萌芽已经就绪。那个时代已经迷失在史前的黑夜中，从那时到现在，黄河谷地的居民依然如故。鞑靼牧马周期性打断他们自己的发展，然后被同化为农业民族。

　　牧民的利剑变成了农民的犁头。这个过程削弱了新公民的抵抗力，使他们周而复始地遭遇“长城以后”的命运。就这样，中国漫长的朝代记录总是由新兴部落领导国家，当原来的情况再次出现，便继续循环往复。

　　不过，中国人虽然在平原上居住了许多年，却仍然保持古代政府的观念。古中国分为九州，其总督号称“方伯”或“祭师”。他们信仰祖先神，以“上天”为象征。在上天保佑下，数学般准确地划定人类的命运。汉语“命运”的词根是“命”或“命令”，意思是宿命论。他们将宿命论传给阿拉伯人，变成穆罕默德教义。他们仍然对无形世界的各种精灵保持敬畏。他们所保持的女性理想，后来成为东方的闺房传统。他们保存了高原茂草中收集的天文知识和图兰二元论神学。尤其是，他们还延续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这是从阿穆尔河（Amoor）到多瑙河（Danube）的一切牧人民族的共同遗产。事实上，中国牧民是农民的先驱者。这反映在他们的神话中：第一位皇帝伏羲氏1 是畜牧业的导师，他的继承人是神圣的农民神农氏。在长久的平静的年代里，随着农业社会越来越完善，产生了基于土地和劳动的伟大伦理和宗教系统。直到今日，土地和劳动仍然是中国永不枯竭的力量来源。千真万确，他们有祖传的组织，在值得赞美的社会主义中自给自足，他们有孩子，不谈政治，继续辛勤耕耘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周朝末年，孔子（公元前 551 —前 479年）阐明和体现了这种伟大的共同劳动理想，值得每一位现代社会主义者深入研究。他献身于伦理宗教的实践以及人与人的奉献。对他而言，仁就是上帝，他的最终教义是生命的和谐。让印第安人的灵魂翱翔，融入无垠的天空；让功利的欧洲人探索大地和物质的秘密；让基督徒和闪米特人遨游在梦想的天国中——让他们所有人都去吧，儒家一定要坚守其博大的普遍理性及其对普通人的无限悲悯。

　　《易经》是中国人的《吠陀经》（ Veda），充满了暗示，祭司能够通过暗示抵达不可言喻的存在。《易经》差不多是不可知论者的禁区。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根据中国人的伦理学，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由分级的服从体系组成，人民跟皇帝同样重要。皇帝以家长式统治者的身份进行管理，天下大同，兄弟互助，完全基于社会的本意和选择。

　　生活的最高法则就是为社会牺牲个人。艺术为社会道德契约服务，从而获得褒奖。值得注意的是，音乐是居于最高等级的。它的特殊作用就是协调人与人、社区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因此，周朝贵族青年的第一项课程就是研究音乐。

　　根据孔子生平的某些回忆，不仅有几段对话记载了他对音乐之美的热爱，还有故事说：他先斋戒再听音乐。有一次，他为了观察节奏对人们行动的影响，便饶有兴趣地跟随着一个敲打砂锅的孩子。后来，他去齐国旅行，欣赏到了从太公时代流传至今的韶乐。

　　中国人利用类似的方式，把诗歌视为促进政治和谐的途径。君主的天职不是命令，而是建议，臣民要表达心声不需要通过谏言，而是讽喻。这些都以诗歌为公认的媒介。这种理论暗示：就像中古的欧洲一样，乡野民歌承载了爱、劳作和大地的美，边塞舞曲回荡着金戈铁马的铿锵，以怪诞的异域谣曲体现边塞的荒凉。这些都是公认的形式。只有在这类元素极其丰富的时代，这种理论才能形成。其中，体现个人意识觉醒的诗歌尚未诞生。贤哲收集的中国古代歌谣体现了夏、殷、周三朝黄金时代的风貌，这些歌谣可以证明相关的省份在当时是繁荣昌盛还是破败落后。甚至绘画也被视为教诲道德的实践手段。孔子在《家语》中提到：他拜访周朝列王的陵墓，描绘周公辅成王的壁画。他对照另一幅桀纣（古代暴君）图，看到荣辱有别，不禁衷心喜悦。

　　据说周朝的甔和其他青铜器虽然宗风各别，但其纯正性不输希腊。确实，它们的配件，例如纯净精美的玉器，与闪耀着个人主义的玉器相比，更体现了东西方装饰品截然不同的理念。我们在金匠和玉匠的作品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渴望和谐的思想，同时代的画家和歌手也同样对此心醉神迷。

　　周朝的大一统持续了500 年，最后由于强大封建世卿的崛起而被削弱。大约公元前221 年，秦统一了中国。古代儒生对这些暴君极其憎恶与恐惧，但他们毕竟是实现周朝统一的因素。他们用长城和道路统一了中华帝国；他们的行省制度类似波斯帝国；他们发明，或者更准确说，选择了民族的字体。是他们正式将中国解除武装，首先采用皇帝的称呼和头衔。总而言之，虽然秦人随后就被推翻了，但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实现了中央集权，开辟了帝国的普遍传统。

　　甚至秦人对文学的敌视和迫害都未必是对儒家学者或压迫自由思想的抵触。他们在学校以吏为师。在这个时代，伟大的政治思想在全世界出现。雅典是一个活生生的范例，亚历山大人开始理解基督教。大陆东陲，暴秦学术昌盛。他们实行审查制度，号称“秦火”。但很有可能，令后世悲恸惋惜的各种文献的毁坏，原因其实是：20 年后短命帝国灭亡时内战的怒火。

　　汉（公元前206—公元220 年）继秦后，遵循大部分秦制，只有一点不同：汉代第三位皇帝规定儒学为文官考试的必修课。这种制度非常有利于吸引最优秀人才为国家服务。不过，考试基本内容被严格限定，阻碍了其发展和演变，儒家学说越来越僵化。

　　这段时间里，儒家的影响确实极其强大。基督纪元1 世纪，宰相王莽登上皇位，声称他的即位是当时贤哲的选择，是符合传统规范的。

　　有趣的是，王莽天赋卓绝，他建立了新朝。在14年的短暂统治中，他的钱币遍及已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据说，“支那”这个词最初就来自“新朝”。不过，从更早的印度文献看，他可能只是强化了这个词的用法。新朝是第一个下诏废除奴隶制的王朝。王莽遵循儒家的理想，下令给人民平分土地，遭到了贵族集中力量的反对，因此倒台。公元23 年，王莽遇害。他的死亡经历是儒家宿命论的绝好例证。他坐在宫殿里，手握玉尺，仰望群星，对周围的激战视若无睹。他平静地说：“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敌人冲进来杀害他，他安坐不动，毫不反抗。

　　汉代艺术光大了儒家的理想，正如罗马光大了希腊文化。鲜明的色彩和华丽的图像，以及广大一体的奢靡生活是汉代意识的一部分，在大赋中留下了痕迹。有趣的是，作家总是为铺陈放纵的华丽辞藻寻找伦理基础，很大程度上从社会认知角度看问题。任何中国学者都能回忆起《子虚赋》和《上林赋》。大赋描绘了皇帝辉煌的行猎队，闪闪发亮的战车，远方的大象和狮子，宴会和舞女。最后他们补充说：“天下太平，可喜可贺，因为这样诸王才能穷奢极欲！”他们还描绘了帝国名城的宏伟，结束时提示：京师真正的美不在于高塔和盛饰，而在于人民欢乐的面容。这一时期的建筑大多是宏大的宫室，雕梁繁纹主要代表了道德生活。这些秦朝真正的继承人建造了砖木结构的高塔巨宅。秦朝皇帝留下的长城，西起陇右，东临黄海，与后来的罗马边墙有异曲同工之妙。长城象征着盛极而衰，它耗尽了政府的资源和威望。但许多后来的朝代仍继续修筑长城。不过，这一时期的另一些建筑成就，例如巨型青铜像和铁像，当时的文献经常提到，现在却已消失踪迹。部分原因是中国皇帝习惯在失败时焚烧财物，还有部分原因是改朝换代时的破坏。

　　当然，汉代绘画的风格已经无法复原了，除非我们能通过山东摩崖石刻、汉末地方贵族祖坟，在脑海中唤起汉代艺术的富丽与成熟。这些壁画描绘了中国的神话和历史，讲述了中国早期的生活与习俗。

　　我们要寻找美妙的汉代工艺品样本，就必须求助于日本皇室藏品、神道教庙宇和石棚发掘物。我们接受了代艺术品，因此很有可能早在朝鲜学者王仁传授儒家经典之前，就已经熟悉中国文献了。大量汉文铭刻证明了早期影响的存在，说明他来后不久，日本人就已经熟悉了这种语言。就这样，在中国和日本，儒家为后来佛教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大批中国和朝鲜移民是艺术家和工匠，作品多体现汉代风格。他们制作的镜子、马缰、剑鞘和美丽的青铜与黄金甲就是证明。于是，新兴佛教在阿育王时代广泛传播时，日本的艺术教育差不多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伟大雕塑家鞍作止利不是一夜间诞生的，而是长期孕育的结果。在他身上，我们能发现文化长时间耕耘后的丰收。不过，儒家理想、儒家二元论，相信部分从属于整体，必然会限制艺术自由。艺术受到伦理的束缚，自然发展缓慢。确实，中国的艺术思想倾向于装潢——中国纺织品和陶瓷便是很好的例子。有了道家游戏人生的个人主义和后来传入的佛教教义，中国艺术才有了主导的理想。但即使它停留在装潢层面，也绝不会降到资产阶级的水平，因为亚洲艺术最不可能走向这种失败，她博大的普世精神和客观的心灵永远会提供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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