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思想肖像_刘北成编著_9787300154879

作为特立独行的思想家，福柯及其著作影响世界学术界甚广。他侧重边缘历史的研究，为西方当代文化的发展重新建立了坐标。其知识考古、系谱学、知识－权力理论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依旧具有重大的影响。福柯的个人经历也颇值得关注，他与20世纪60年代以后法国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在风云变幻之间勾勒出那段时间法国学界的气象；他的同性恋形象也使他迥异于其他学人。《大师传记馆：福柯思想肖像》取精用宏，叙事生动，为中国读者了解福柯打开了一扇大门。

    在福柯看来，惩罚与犯罪乃是一个互动的矛盾体，是社会权力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种角度看，18世纪改革者的批判话语乃是已有机制的进一步要求。
    18世纪的犯罪情况发生了变化。17世纪的罪犯是因饥寒交迫而冲动的穷人，而18世纪的罪犯则是处于社会边缘的“诡计多端的”罪犯。总的趋势是，从“群众性犯罪”转向“边际犯罪”，从人身攻击转向攫取财物，从暴力犯罪转向诈骗犯罪。
    惩罚的暴烈程度也相应地减弱了，但法律更严峻，执法更严密。这种变化“与其说是对犯人的人性的尊重，不如说是追求更精细的司法、对社会实体作出更周密的刑法测定的趋势。……暴力犯罪的起点提高了，对经济犯罪的不宽容也增强了，各种控制变得更彻底了，刑法干预不仅变得更超前了，而且更复杂了”①。
    改革者之所以批评王权，固然出于对君主专制的抗议，表达了社会精英因未能分享权力而产生的不满，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反对一种效率低下的“糟糕的权力体制”。权力分布杂乱无章，各种权力相互冲突。司法集暴虐和软弱于一身，既耀武扬威又漏洞百出。尤其是在公开处决这种危险的仪式化的暴力中，双方都超出了正当行使权力的范围。暴政面对着叛乱，两者互为因果，形成双重危险。司法惩罚的过分与其说是滥用权力的结果，不如说是权力机制混乱的结果。当然，混乱之源是君主的“无上权力”。
    改革者中的首要推动集团也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些启蒙思想家。事实上，改革的酝酿工作大部分是由法律机制内的一些司法官员完成的。是他们规划了改革的基本原则，即审判权应独立于王权，而依赖于具有连续效果的公共权力。无论是伏尔泰那样的启蒙思想家，还是布里索、马拉那样的报人，实际上都以不同形式的斗争策略体现这些基本原则。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使对非法活动的惩罚和镇压变成一种有规则的功能，与社会同步发展；不是要惩罚得更少些，而是要惩罚得更多些；或许应该减轻惩罚的严酷性，但目的在于使惩罚更具有普遍性和必要性；使惩罚权力更深地嵌入社会本身。”①
    从法国大革命到19世纪初，改革得以实行。其根本原因在于，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新秩序的建立，出现了新的威胁、新的非法活动。西方的历史教科书上，往往把法国大革命描绘成各社会阶层联合起来反抗王权、争取自由的斗争取得胜利的历史。福柯从惩罚权力同非法活动的关系演变看到的却是阶级的对立。他认为，17世纪，各个阶层的非法活动维持着互助和共谋的关系。从18世纪后半期起，形势逆转。下层民众的非法活动从争取权利转变为侵犯财产，这使资产阶级感到严重威胁。“换言之，非法活动结构也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改造。财产的非法占有和权利的非法行使相互分离。这种区分体现了一种阶级对立，因为一方面下层阶级最能接受的是对财产的非法占有--所有权的剧烈转移，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则要为自己保留权利的非法使用，即规避规章和法律，巧妙地利用法律空隙，以使自己获得巨大的经济活动地盘。”②阶级结构和财产关系的变化导致非法活动的变化，从而使新的法律和新的权力技术得以施展。改革也就从设计阶段进入制度化阶段。
    改革的理论是社会契约论。罪犯被视为契约的破坏者。他不是反对国家，而是反对社会。惩罚权力从君主的报复变成保卫社会的手段，但是，这依然是一种不平等的斗争。一方拥有一切权力，成为“无上权力”的回归，因此变得十分可怕。这种理论困境导致了为惩罚权力确立一种“适度原则”的必要性，从而迫使改革者诉诸“人道”或“人性”原则。“这不是由于考虑到罪犯身上隐藏着某种人性，而是因为必须调控权力的效果。‘人道’是给予这种经济学和锱铢计算的一个体面名称。”③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