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思想界的神牛_肖琦著_9787520131339

科耶夫是法国思想界神话一般的存在。他在1930年代开设的“黑格尔导读”课程推动了法国黑格尔主义的复兴。二战后他又作为高级幕僚服务于法国政府，完成了向“哲学王”身份的转变。本书从知识史的视角出发，在法国政治变迁与学术生态变化的背景下，考察科耶夫从一位巴黎的俄国流亡者走上法兰西思想神坛的全过程，探讨他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机制、水准与途径，以期为深入观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及二战后的法国社会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前　　言 “头儿，您在向一头神牛发起进攻。”据法国国土安全局官员雷蒙·纳尔（Raymond Nart）回忆，下属在调查完科耶夫案件后回来对他如是说道。纳尔对科耶夫的最早认识来自中学哲学课堂。课上他的哲学老师大段引用科耶夫的话，仿佛是与科耶夫神交已久的故人。谁也无法料到，当年这位认真听课的少年日后会作为法国的情报官员主导对科耶夫的调查，并将此案称为“世纪大案”。在科耶夫生前，围绕着他的秘密调查并未得出一些明确结论。1990年代，苏联与罗马尼亚情报部门的档案被相继披露，法国思想界仍然对科耶夫可能服务于克格勃一事鲜少提及甚至避而不谈，这令纳尔不由感叹：“说科耶夫是法国思想界的神牛毫不夸张。” 这位法兰西思想界的神牛正是本书的主人公。1902年，亚历山大·科耶尼科夫出生在莫斯科。与当时俄国大多数富家子弟一样，他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中学阶段已经初步掌握了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等语言。俄国革命爆发后，科耶尼科夫不能正常进入大学学习，不得不辗转到柏林与海德堡继续求学。1926年，科耶尼科夫结束了在海德堡大学的学习，定居巴黎，并于1933~1939年在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开设“黑格尔导读”课程，其间入籍法国，改名为亚历山大·科耶夫——一个更法国化的名字。“黑格尔导读”课程最终奠定了科耶夫在法国乃至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他被认为是在法国推动了黑格尔主义复兴的关键性人物，许多法国当代哲学史也以其为开端。战后，科耶夫进入法国对外经济关系部（DREE），开始了政府高级公务员的生涯。1948年他被任命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秘书，在欧洲煤钢联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等国际性组织的建设与国际协议的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68年科耶夫于布鲁塞尔参加一次国际会议时，因突发性心肌梗死去世，终年66岁。研究概况半个世纪以来，科耶夫在法国哲学史、思想史与知识分子史中日益成为神话一般的存在，对科耶夫的研究也在法国本土及国际学术界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黑格尔主义在法国的复兴在法国学术界，20世纪初是新康德主义与心灵主义一统天下的年代。尽管早在一个世纪之前，黑格尔就在莱茵河的彼岸完成了他宏大体系的建构，但是在法国，除了在19世纪中叶，维克托·库赞（Victor Cousin）曾经做过一些引进的努力外，黑格尔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1930年，亚历山大·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在一份向第一届黑格尔国际讨论会提交的题为《法国的黑格尔研究状况》的报告中，不得不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内容可以言说而道歉。然而，自那以后直到1960年代的法国学界，被哲学史家樊尚·德贡布（Vincent Descombes）称为“3H”（Hegel，Husserl与Heidegger）的一代。德贡布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俄国革命之后重新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兴趣；二是科耶夫1930年代的“黑格尔导读”课程受到后来成为“3H”一代的主角，包括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梅洛-庞蒂（Merleau-Ponty）、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埃瑞克·韦伊（Eric Weil）、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等在内的人的追捧。1947年“黑格尔导读”讲稿的出版为人们再现了当年讲座的内容，提供了一手的研究资料。 2.科耶夫与施特劳斯之争科耶夫与施特劳斯相识于学生时代。后来，他们一位成为在美国政界与思想界都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一位是法国政府的高级幕僚。二人的友谊（尤其是后期）始终伴随着对学术问题的探讨与争论，他们彼此也认为对方是最能理解自己学术关切的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科耶夫与施特劳斯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古代与现代、政治与哲学的关系上，这些争论引发了英美与中国学界的浓厚兴趣。施特劳斯认为哲学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科耶夫认为两者并非互相排斥，而是可以相得益彰。“科耶夫-施特劳斯争论”集中在已出版的《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一书中，争论的背后是双方各自秉持的柏拉图主义与黑格尔主义体系的冲突。施特劳斯门生众多，他们经常来往于大西洋两岸，有机会受教于科耶夫，这也成为推动开展科耶夫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3.历史终结论在科耶夫的《黑格尔导读》中，黑格尔认为在拿破仑帝国之后，人类社会的历史已经终结，达到完善。无论是俄国革命还是中国革命，它们都是法国革命的复制，都是奴隶战胜了主人，人的完全承认只能存在于普遍均质国家中。那时否定性将归于同一，人类社会重新返回到动物性，这就是所谓“后历史时期”。美国似乎是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1950年代的日本之行使科耶夫做出一些重新思考。在日本，他发现在后历史时期同样存在否定性，这种否定性与斗争和劳动都无关，而是表现在诸如茶道、插花、艺伎等艺术上，“纯粹状态和总的追求高雅在那里创造了否定自然的或动物的给定物的纪律”，这些都与“在根据社会和政治内容的历史价值进行的斗争中冒生命危险毫不相干”。应该说历史终结论的思想既不是黑格尔，也不是科耶夫的首创。苏东剧变发生后，福山（Fukuyama）做出的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的判断引发了国际学界的热烈讨论。有中国学者提出，终结论的背后其实蕴育了西方的一场普世主义之争，争论的一方以查尔斯·泰勒为代表，主张不同文化体系的共同发展，另一方以科耶夫和福山为代表，认定人类的历史必将终结于一个普遍主义的发展模式。 4.科耶夫的国家哲学科耶夫在二战中先后完成了《权威的概念》和《法权现象学纲要》两本政治哲学论著。在书中，科耶夫提出了他关于权威的四种类型、三权分立与普遍均质国家的设想。战后，科耶夫很快拟就了一份《法国国事纲要》，在这份国情建言书中，科耶夫描述了战后法国所面临的两大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的共产主义与来自英德美等日耳曼国家的包围。他指出法国的出路在于联合南欧拉丁语国家，利用它们之间历史、文化、语言的优势，建立一个广泛的拉丁帝国，从而达到与共产主义帝国和日耳曼帝国相抗衡的目的。科耶夫的这一设想在他入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之后发生了变化，他开始不遗余力地推动欧洲一体化建设，并以他的敏锐、机智与博学成为国际谈判中一位令人敬畏的对手。最近一段时期以来，科耶夫研究除了在以上几个方面继续深入之外，又有了新的推进。例如对其早年学习与受教育的知识场域的研究，对他的俄罗斯思想背景的分析，对他与巴塔耶、韦伊、加斯东·费萨尔（Gaston Fessard）等人思想的比较等。然而，已有的研究中尚无著述从知识史的视角切入，对科耶夫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做较为系统的梳理。问题意识知识的概念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分为理论知识（自然知识）、实践知识和创制知识三类。近现代以来围绕知识与认识、知识的获得等问题的讨论将对知识的研究引向深入。20世纪以后，自曼海姆创立知识社会学到福柯知识考古学的风靡一时，及至彼得·伯克在知识社会史的框架下考察欧洲知识系统结构变迁的历史，知识与社会的互动、知识的历史维度等问题日益引发学界的重视。尽管我们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知识一词，但在知识史视野中重新审视科耶夫一定是他本人所不希望看到的。因为科耶夫喜欢谈论智慧而非知识，他认为哲学家与智者（或圣贤，Sage）是智慧的拥有者，他们了解一切，掌握一切。哲学家的任务在于提出问题，而智者的任务在于回答问题，“他能以可理解的方式，甚至令人满意的方式回答人们关于其行为向他提出的问题，并且他的所有回答能构成前后一致。或者说，智者是充分和完全地意识到自己的人”。在科耶夫的理论体系内部，黑格尔是智者，拿破仑是位不自知的智者。在他自己是不是智者这个问题上，他以一种戏谑的态度来代替回答。尼克劳斯·桑巴特（Nicolaus Sombart）在《巴黎的学习岁月》中记载过他就这个问题在科耶夫办公室得到的回答：“最初我把黑格尔看作是疯子，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上帝。但是，当我进一步研究他的时候，我修正了这种想法，因为我也认为他是上帝。如果我们两个具有这样的信念，那么他不可能是疯子。”桑巴特认为，科耶夫其实是说，黑格尔是上帝，他是黑格尔，所以他也是上帝。在桑巴特看来，人们永远搞不清楚科耶夫说这话是认真的，还是只想同他的对话者故弄玄虚。事实上，科耶夫在对待哲学与政治问题时经常使用这种戏谑的处理方式。罗森称此为一种讽刺的轻浮，他说：“科耶夫用一种讽刺的轻浮去遮掩自己的严肃，而且以此装饰自己最特别的、有洞见的观察……”尽管如此，这种戏谑、讽刺与故弄玄虚常常让科耶夫研究者生出某种绝望，发出同样的疑问——“他是认真的吗，或者说在什么意义上他是认真的？” 科耶夫的审慎和隐秘还表现在他不愿意出版自己的作品。他生前唯一出版的《黑格尔导读》一书，主体部分是雷蒙·奎诺（Raymond Queneau）整理的听课笔记，其余作品均为其去世之后由他人编辑出版。加之近年来，关于科耶夫是克格勃成员的传言从未停息，所有这一切都给我们准确把握他的思想与实践增添了难度。然而科耶夫在法国知识界却享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在战后的法国政治界他曾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人们对科耶夫的着迷甚至被称为一种“科耶夫现象”。在此情况下，本书试图从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视角出发来梳理科耶夫从一位巴黎的俄国流亡者到走上法兰西思想神坛的全过程，探讨他的知识的生成与传播机制、水准与途径。正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写道的，描述像思想史这样学科的特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的对象不确定,没有明确的界限,使用的方法东拼西凑,步骤上既无正确性,也无固定性。著作本身只有比喻的意义，代表着另一些东西，不是观念和思想的载体。《知识考古学》不承认作品及其作者有最高的权威，也不研究作者的希望和原意，而把一切前人的作品都看作在某种规则指导下提供的例证。需要研究的恰恰是那些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规则性知识，这是一种非逻辑性、非历史性的规则性知识，而不是分门别类的具体的科学知识，也不是某个时期的历史的思想特征。本书对科耶夫进行的这项知识考古之旅，将力图从整体上呈现这些规则的形成，为深入观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及战后的法国知识界与政界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丰富对这一时期法兰西学界生态与政界生态的认知。当然，这些规则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概括性与可复制性是不确定的。全书结构本书共五章。第一章关注科耶夫1930年代在法国知识界成功进行的关于黑格尔的“布道”活动。1927年，科耶夫从海德堡来到巴黎，在这里，他遇到了同为俄裔流亡学者、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五部的宗教史教授亚历山大·科瓦雷。科瓦雷成为他学术事业上的领路人，在他经济困难时为其四处谋取职位，鼓励其发表论文。1933年，年仅31岁，尚未获得法国博士学位的科耶夫接替科瓦雷，在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开设了著名的“黑格尔导读”课程。这一课程的成功程度远远超过了当时另一位法国本土的黑格尔研究专家——索邦大学教授让·瓦尔（Jean Wahl）所开的课程，而法国黑格尔作品的主要翻译者、曾任巴黎高师校长的让·伊波利特（Jean Hypolite）也曾是该讲座的常客。在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与社会环境下，年轻的俄裔流亡者科耶夫是如何在巴黎与黑格尔相遇?又如何在与瓦尔、伊波利特，甚至在与索邦、巴黎高师传统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乃至迄今为止法国最具影响力的黑格尔布道者? 第二章讨论科耶夫的知识本身。科耶夫在“黑格尔导读”课程中传授了怎样的知识？历史终结论是科耶夫知识体系的核心，也是他的思想引发广泛关注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在有关历史终结论的讨论中，普遍认为有黑格尔—马克思—科耶夫—福山这样的思想谱系。科耶夫的历史终结论亦是他解读黑格尔的切入口，是一种极具历史性与当下性的理论反思。当时的法国知识界不仅受到法西斯主义、苏维埃革命的强烈冲击，还面临着第三共和国政局动荡、经济大萧条、理论资源耗尽、政治投机主义、学术的意识形态化等问题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科耶夫的国家观、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对研讨班（Seminar）的听众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在研讨班结束后，科耶夫也在不断丰富他关于国家问题的思考，并将之写进了《法权现象学纲要》等著述中。第三章聚焦科耶夫在黑格尔导读讲座之后的政治思考与实践。二战开始后，科耶夫被动员入伍，但不久就与部队走散。他曾经试图逃往美国，最终因为伴侣被捕，不得已留在了被占领区。1942年，科耶夫写成《权威的概念》一书，为贝当政权辩护，倡导“民族革命”。战争后期，他在法国南部参加了抵抗运动。战后，科耶夫经学生罗伯特·马若兰（Robert Marjorlin）介绍进入法国政府部门工作，成为实际主宰法国当时经济外交走向的为数不多的几位高级幕僚之一。顶着黑格尔导读讲座光环的哲学家弃学从政，完成了向哲学王身份的转变。这一过程也是科耶夫神话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四章论述科耶夫与伯父康定斯基，学生巴塔耶、雷蒙·阿隆的思想论争与社会交往。科耶夫与康定斯基有大量的书信往来，他们探讨艺术与哲学问题，与康定斯基的亲缘关系被成功地转化为前者的象征资本。巴塔耶与阿隆都是科耶夫“黑格尔导读”的忠实听众，对黑格尔的有选择接受是导致他们，甚至“3H”一代人通往不同理论与实践方向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构成了法国中右翼－左翼政治谱系的两极。巴塔耶与阿隆最终成为法国文学、思想、哲学、社会学等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著名文人、学者，他们对科耶夫的极力推崇极大推动了科耶夫神话的传播。第五章关注科耶夫知识体系中的中国与东方因素以及科耶夫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科耶夫系统地学习过东方语言与哲学，东方文化对他的无神论思想的形成和对他关于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的思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其未出版的手稿中，至少有三篇关于中国问题的书评。近年来，科耶夫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对他的黑格尔讲座、与施特劳斯的争论及其作为哲学家的政治实践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这些关注背后，可能更多反映出中国学术界内部的一种诉求，但这种诉求是否如同霍奈特所说，是一种“不良的自我误读”？最后作为全书的结论，科耶夫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将被放在欧洲社会与思想的演进及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社会与知识生产体系的背景下进行考察。社会的政治与学术生态环境、科耶夫知识体系的独特性如何作用于他的知识再生产与传播？科耶夫案例的启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知识史与思想史的分野，进一步思考知识与社会、知识与行动等问题。本书使用到的材料主要包括四大类，第一类是已刊的科耶夫作品与通信；第二类是科耶夫尚未刊印的作品与通信；第三类是与科耶夫相关的文献资料；第四类是本书参考到的其他文献资料。这其中许多资料，如科耶夫关于中国问题的书评、他与友人的通信等都是首次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被披露及解读。科耶夫曾言，他不希望人们关注他哲学之外的东西，因为那并不能说明什么，重要的是他的体系本身能否自洽。然而哲学绝不仅仅是一种文本的集合，它还涉及受众、场域与实践。正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哲学与思想的文本被建构为一种有价值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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