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_傅国涌著_9787545910544

　　掀开历史的一层层帷幕，这些曾叱咤风云大半生的企业家们，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个极富个性特征的传统。张謇创造的“南通模式”，造厂力求其快的“荣宗敬速度”，小鱼吃大鱼的“卢作孚神话”，穆藕初引入的科学管理法，刘鸿生用西方谚语概括的那些格言……这一切都是中国企业史上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魅力，是后世企业家值得珍视的遗产。

　　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
　　一、我的追寻之旅
　　长期以来，中国是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士农工商中商居末位，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古老大陆才开始长出近代工商业的嫩芽，而真正深刻的变化还要等到19世纪末震动整个天朝大国的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容许日本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任意设厂，给当时具有忧患意识的中国人带来巨大的刺激，清政府也从那时开始允许民间办厂。
　　“实业救国”、“兵战不如商战”，就是那个时代走在前面的中国人发出的沉痛呼声。
　　在读史过程中，我渐渐感到，以往我们几乎完全忽略了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他们的情怀和追求以及他们在历史中应有的位置，因此萌生出一个念头——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我试图找回中国企业家真正的根，现代工商业真正的本土源头。如果从洋务运动算起，中国的企业史已有150多年，就算从1895年算起，也有120年了。中国企业家的根到底在哪里？
　　“当官要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据说这是现在办企业的人中很流行的一句话。胡雪岩为什么如此走红？因为他在经营中有这样几个特征：“利用官府资源的能力，和社会各阶层斡旋的能力，资本运营的能力。”“在当今中国，如何迅速聚集财富，从体制内寻求创业资源尤显关键。”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的回答一语中的，他在探访了杭州胡雪岩故居和胡庆余堂之后，对胡氏120年前提出的“戒欺”、“客户第一”、“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等经营理念，对其信用和商德都表示肯定和佩服，并认为胡氏最后虽败犹荣。但这位当代企业界的领军人物也清楚地指出，胡氏毕竟没有投资新式企业，没有在改良工艺、提高品质等方面做出新的努力，所以算不上是一个企业家，只是一个流通领域的商人。
　　我的追寻结果是，这个根不在“红顶商人”胡雪岩身上，不在曾经辉煌一时的晋商与徽商身上，他们都只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身上还没有笼罩上近代的曙光，简单地说，他们不过是旧式商人。这个根也不在洋务运动后期崛起的晚清中国盛名显赫的盛宣怀、唐廷枢等人身上，他们或是官商，或是买办，最终未能超越身份的限制，踏入现代的门槛。这个根在那些开创了各种新式工业的民营企业家身上，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卢作孚和刘鸿生等人，正是他们代表了近代企业的方向。
　　从张謇到卢作孚，从1895年到1952年，横跨近60年的时光，几代企业家筚路蓝缕、殚精竭虑、大刀阔斧、立志求新，他们到底留下了哪些值得珍视的传统？积累了哪些不能忽略的经验？即便他们当年失败的教训，也可以为后人提供很好的参照。还有，他们个人和企业命运的变迁轨迹，他们的“实业救国”抱负和时代的关系，我试图找到这些答案。
　　我的追寻之旅始于2005年春天，那时我的《主角与配角》即将完稿，我把目光最终转移到了包括“实业救国”群体在内的历史人物身上，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引起我的强烈关注。当时，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还是一片模糊，他们身上几乎都打上了形形色色的阶级烙印和政治标记，几十年来，包括我在内的多数国人对他们始终无法产生足够的敬意，反而更多的是鄙夷和忽视。从那个春天起，我把时间、精力乃至生命埋进了原本不熟悉、不够被关注的史料之中。读了将近两年的史料，我眼前的近代企业家群像才渐渐变得清晰起来，许多人的面容在我心中活了起来，他们的形象和我少年以来被动地建立起来的图谱大相径庭。
　　同时，我深刻地感受到仅仅阅读史料是不够的，我要走出去，到大江南北亲眼看一看近代企业家们在中国土地上留下的真实痕迹。从2007年2月到2008年1月，我的追寻之旅断断续续，历时一年。我去的第一个地方是无锡，主要是寻找荣氏兄弟当年在故乡留下的遗迹，在水西关、荣巷、梅园……我看到了曾经的繁华，曾经的追求。四台石磨开创的惊世事业，我相信至今仍能打动许多做着类似创业梦的人。在长江北岸的南通，我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人和一个城市的关系。有张謇才有近代南通，大生集团的事业和南通文化的根基，靠一个人、一个办厂的状元郎而奠定，张謇已和南通融为一体，合二为一，他被称为“张南通”完全名副其实。尽管在我到过的所有地方中，张謇在南通留下的遗迹最多，保存得也最好，但仍有许多重要的旧建筑被无情地毁弃了。因为第一次来去匆匆，我又第二次去了南通，住了整整一个星期，甚至产生过为张謇写一本书的念头。
　　从武汉到成都再到重庆，然后从涪陵经万州，乘船下宜昌，我寻访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遗迹；从重庆朝天门码头附近的新民生大楼出发，我到了卢作孚的家乡合川，到了他苦心建设的北碚；从“温泉公园”到“作孚园”，我用心体会卢氏当年的万丈雄心和内心苦衷。在宜昌的长江码头，除了对岸的青山依旧，我没有找到宜昌大撤退时的任何痕迹，好在市区还有几个旧时民生分公司的仓库以及留下过卢氏背影的旧时报关行的那条台阶。
　　对范旭东和“永久黄”事业遗迹的寻访，我从遥远的川西五通桥开始。在岷江边，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刻有“新塘沽”三个大字的那块石头，还有许多抗战期间建造的车间，那些高大的石头房子，以及厂门前当年挖的人工湖。铁骑烽火中，永利碱厂曾迁到那里。我的第二站是与南京隔江相望的卸甲甸，现在叫大厂区，范旭东在那里创办了当时亚洲第一流的大型企业——永利铔厂。直到2007年12月中旬，我北上天津，才看到了久大精盐公司驻津办事处的那幢西式大楼以及李烛尘当年的几个住处。在塘沽的永利碱厂，厂区里的老建筑只剩下一个“科学厅”，昔日的“东亚第一高楼”已消失于唐山大地震中，厂区外的“黄海化学工业社”旧址还在，但已成了厂史陈列室。现在叫作“天津碱厂”的这个厂区很快也将被放弃，搬到一个耗资几百亿的新厂区，当然这一切都已和范旭东他们无关。
　　最后，我去了离我最近的上海，寻找荣氏兄弟、穆藕初、刘鸿生等人在上海滩留下的痕迹。我的追寻之旅还未结束，在陕西宝鸡，荣家企业中被林语堂盛赞为“战时之花”的“窑洞工厂”，我也很想去看看，看它到底还保存了一些什么没有。

　　摘自张謇篇——九、“父教育”和“母实业”
　　张謇有个很有名的说法：父教育，母实业。他对教育的热情比办实业还高，他觉得要普及教育就要多办小学，小学是教育之母，但是办小学需要师资，所以他第一步选择办师范。1902年，大生开机不到三年，他就开始筹办“通州师范学校”。那时一般都叫“学堂”，张謇称“学校”还是超前的，十年后，新生的民国教育部才通令全国一律改称学校。
　　张謇着青衣小帽，坐独轮小车，到处在南通城内外寻找合适的校址，最后选中南门外半废的千佛寺。这是明代万历年间建的一个大寺院，鼎盛时期有两百多个和尚，七进殿堂，千尊佛像，1901年发生一次火灾，正殿被毁，留下了几十间年久失修的房屋，濠河三面环绕，周围空旷，是个比较理想的地址，他还看中了几棵百年老银杏树。加上千佛寺没有田产，只有一个和尚，安置起来容易。
　　等到破土动工，工人讲迷信，怕得罪神灵，不敢下手，张謇说时不从古，亲自动手拉绳索，首先拉倒一尊佛像，工人才敢跟着动手。改寺院办学在当地曾引起舆论非议，免不了有反对声音，好在朝廷颁行过改天下寺院为学堂的诏令。迄今南通仍流传着一句歇后语：“千佛寺改学堂——时不从古。”
　　测量、设计、绘图，都是张謇自己动手，接着雇工挑土填河、拓地，光是淤泥就挖了14000船。然后，或改建，或新造，大雄宝殿改成礼堂，文昌阁改成教员室，到1903年共建成平房104间，楼房172间，廊庑116间，可以容纳300多名学生。
　　1903年2月14日，张謇开始住在通师校园，他在南通办事，几乎都住在这里，直到1909年博物苑的花竹平安馆建成。当月，通师对外招生，分为本科和讲习科。4月23日，本科生复试的试题是他亲自拟的，经义兼国文的题目是“先知先觉释义”，历史题为“三代学制大概”，地理题为“中国生业物产大概”，还有两道算术题，其中大约可以看出他的怀抱、用意。考试那天，大雨滂沱，从早上一直下到中午，学生都是撑着油纸伞来的，监考的教习中就有之后鼎鼎大名的王国维。
　　4月26日，通州师范开学前夜，总理张謇和庶务宋龙渊检查学生宿舍，宋举蜡烛，张拿锤子，在每个房间门口钉名牌，把钉子敲牢，一直忙到后半夜。厕所、厨房也是张亲自布置的，他说：“办学堂，要注意这二处的清洁；看学堂，先要看这二处是不是清洁。”
　　第二天举行开学典礼，他穿了翰林院修撰的整齐冠服到场，地方官绅都来向他道贺，在第一届学生、后来留校的教育家顾怡生记忆中，“寿松堂上，一时翎顶辉煌，张先生与之周旋言笑，手持二尺余长之淡色巴菰烟筒，且吸且谈”。那一天，张謇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师范开学比大生开机还要让他激动。不过他那天嗓子不好，没有讲话，书面的演讲词当晚在礼堂西廊张贴，“坚苦自立，忠实不欺”的校训就出自其中，他希望这八个字成就南通学风。第二年他又亲自写了校歌，请上海的音乐家沈心工谱曲，并专门到外地请人来教唱，当中“民智兮国牢”一句，连续重复三遍，当年的通师学生终生难忘，都视为座右铭。
　　张謇并没有直接管理学校事务，主要靠他早年的得意门生江谦（字易园）。他先后请的老师有王国维、陈师曾等，还有8位日本籍教师。王国维当时学术上还没有建树，他教伦理学，讲义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他年仅26岁，比许多学生年龄还小，在那些拥有秀才、贡生、监生等功名的学生眼里，他没有受到多少尊重，只教了半年就离开南通。陈师曾是陈三立的公子、陈寅恪的哥哥，以后成了名画家，1909年到1913年他任教通师，教的是博物学而不是画画。
　　通州师范开学不久，张謇到日本考察70天，“虚着心，快着眼，勤着笔”，处处留心，向走在中国前面的日本学习，写了一册《东游日记》。参观学校时，他不光对建筑、课业内容等观察得很细，连师范、小学、幼儿园的课桌、椅子长短、高矮，他都一一量过尺寸，详细记下，对儿童做火车游戏的积木玩具也看得出神，连厕所都看得很仔细。到农校，他还和学生共餐，了解学生的伙食。《大阪朝日新闻》多次报道他的行程，称他是知识精英兼实行勇士，不是一般的走马观花者。
　　开办通州师范的经费大部分来自大生纱厂，在他主持的董事会上作出决议，原来按13份分派的余利，匀出1份，按14份分，1份作为师范的经费。此举得到占官股大多数的南洋大臣同意，商股中许多股东也表示同意。从1903年到1907年，南通师范耗费18万多元，有2/3就来自这笔钱，另外1/3经费则是他和张詧、沈敬夫等人从自己的分红中捐出来的，他说过一句话：“家可毁，师范不可毁。”
　　1911年，经张謇提议，通州师范得到通海垦牧公司的450股作为校产，以保证办学经费。通海发放的股票，每股按100两计，折合规银45000两。1926年7月发的股票上有通海垦牧公司总理张謇、协理江导岷的署名和印鉴，明确450股可以分地9900亩。
　　张謇有一次看到南通师范上课用的生物挂图，觉得教学效果不好，有意在学校边上建一个植物园。当时正值他建立京师博物馆的提议没有得到回应，想在南通自建一个。1905年植物园开始动工，种了大量不同品类的植物。第二年再建博物馆，后来还有动物园，合称为“南通博物苑”（花费约4.9万两）。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
　　从这副流传很广的对联中，我们不难体会张謇的用心。“博物苑”共有中、南、北三馆，1906年建的南馆是博物楼，是个二层的西式小楼，楼上半圆形阳台的两边挂着他手书的这副对联，至今仍在。同年建的中馆很小，最初是“测候所”，做天气预报的机构，尖顶小楼是后来加的。北馆是一幢朴素的两层中式风格小楼。
　　张謇在细微处都很用心，这有他的大量手札（纸条）为证：
　　“天晴博物苑工赶做，木材今日到校，一切种子须下地……博物馆砖墙用条砖，勒脚用三副，勿用洋砖。木材即行配全。”
　　“移大柏树千万勿伤根，栽时千万须人督察。”
　　与博物苑相邻的南通图书馆，由他筹款2.6万两建立，每年的年费就要1.5万两。
　　在通师之后，1905年他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南通大学的前身，农校、纺校、医校等专门学校也相继诞生，医学专门学校由张家两兄弟私资捐办，纺织专门学校是为大生几个厂提供人才的，办学经费由大生三个厂各负担三分之一。
　　在家乡海门常乐，他在1904年私人捐资办了第一所小学，校舍施工时他就要求“30年不要动斧头凿子”，一次遇到台风，边上的房屋都倒塌，只有这个校舍抗住了。校训“平实”是他定的，校歌“大家爱国先爱乡”是他写的词。他在常乐还办有多所小学，包括女子学校。2007年春天，我到常乐寻访张謇遗迹，已了无痕迹。他自称办教育的出发点就是要养成健全公民，从他亲自为学校定的那么多校训可知，这些学校虽各有目标，共通的是艰苦耐劳。
　　1920年，他邀请美国的杜威先生到南通演讲，这位世界级的教育家、哲学家对南通教育的肯定和赞誉并非出于客套。到1922年，张謇70岁时，南通有350多所初小、60多所高小，另外还有7所初中，大体上做到了普及小学教育。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