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病态社会史论（第二版）_陈锋，刘经华　著_9787307107021

　　《陈锋史学论著5种：中国病态社会史论（第2版）》对中国历史上的病态社会问题及其控制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论述，内容涉及宫廷病态、官僚病态、文化风俗病态、秘密结社、黑社会、娼妓制度、社会犯罪诸方面，是国内第一本较为系统的病态社会史著作。

说它为封建统治所不容，是因为任何政治病态，对任何特定阶段的政治体制来说，都是一种侵蚀，都是一种异化。即使是腐朽的政治体制也不容许不协调的侵蚀因素和异化力量的存在，都会想方设法对其加以修复和调节。主观上进行有效的或有限的修复、调节是一回事，客观上能否如愿以偿又是一回事。
　　如果简单地认为，封建统治者出于阶级的本性，出于腐朽的本质，对政治病态不闻不问、听之任之，不免幼稚，也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况。
　　任何统治者，一旦夺得天下，都会小心翼翼地维护他的统治，都具有秦始皇那样的“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奢望和理想。在这种奢望和理想的驱动下，一方面，他们拼命宣扬和标榜“为天所命子养下民”的统治观念，都认为是普天下子民利益的代表者而不是像后来的历史学者所评判的那样是贵族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典籍中还找不出类似的话语，以历史的眼光看，这似乎是“强奸民意”了。值得注意的是，黎民百姓是很少埋怨斥责皇帝的，顶多骂骂贪官污吏，即使是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大多数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可见，在一定阶段内，强奸民意也有市场。这正是“群羊群猪可以牧之”的意念之源，也促成了统治者“万世一统”的奢望。另一方面，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也会意识到政治病态的危害，也会竭力阻止病态的繁衍和腐败的加剧。比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宦官问题，统治者在日常生活中和政治行为上都离不开宦官，但也对宦官的涉政有所防范，从汉初对宦官的小心任用，到唐初“权未假于内官”，到宋初“待宦者甚严”，到明初“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到清初“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属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凌迟处死”等明诏严法，都标示着统治者对宦官病的遏制和预防。这种“且用且防”的统治术，具有典型意义。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出现，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统治的机器，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的这种特征，国家的这种基本职能，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精义，已为大家所熟悉。但是，另一方面，国家又具有平衡和调节职能，国家的出现，不是为了加剧冲突，而是为了“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①。这种以保持秩序为目的的平衡和调节职能，对统治的稳固和延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才能持续下去。”②
　　而且，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社会又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封建社会源远流长，统治者在承袭前代的统治模式和“鉴前代之失”的反省中，不断地调整，不断地完善，封建统治臻于成熟，不管是从统治方策还是从机构的设置、法律的制定、官吏的选拔考察等方面来看，都具有一定的平衡和调节机能。二是历代统治者所倚重的儒家精义学说，也十分注重统治秩序的维持，注重伦理的规范，注重社会机制的自我调节，以防止统治之舟的倾覆。《荀子王制》论之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礼记中庸》亦论日：“下之事上也，虽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俭以求役仁，信让以求役礼。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
　　因此，对政治病态的修复与调节，成为封建政治的重要职能，并构成历史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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