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域垂统_张春树著；门洪华等译_9787543236783

本书作为解读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大一统体制起源的经典之作，对先秦至秦汉这段体制形成的关键阶段进行了全面且深入的分析。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历史，对中国古代社会结构、领土疆域、道德秩序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本卷以居延地区为例，探讨了屯田制的精细结构，分析了屯田区移民的人口结构和组织方式、屯田区的聚落模式及功能、居延地区军民的数量和生活方式、屯田区之间及屯田区与当地郡县的交通网络及其管控，最终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军事行动、屯田制度及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

整体而言，本研究追溯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1世纪早期中国帝制国家的起源和演变。具体而言，本研究探讨边疆或边缘地区在塑造中国历史进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而正文部分主要集中在在边疆地区的扩张和屯田、早期中国的国家和帝制生长，以及所有这一切如何改变了帝制中国前四百年的世界观、自我认知，并影响中华民族的概念形成。在主题方面，本著作（共两卷）由五个部分组成：关于国家、国族形成和帝制建设的演变和模式的宏大问题；军事和领土扩张的缘起和过程；规模浩大的屯垦和边疆体系的具体组织和运作机制。基于此，我将对这些主题和问题抽丝剥茧，探究它们在本书所讨论的历史时期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从而建构起整体性的研究框架。
秦朝（公元前221前207年）和汉朝（公元前202公元8年，公元25220年）是帝制中国的最初两个朝代。秦汉不仅为中央集权官僚帝制国家的政治体系奠定了制度基础，而且还确定了国家的主要疆域。虽然由始皇帝嬴政（公元前260/259前210年，公元前221前210年作为皇帝在位）建立的秦政权是短命的，但秦朝开创了帝制、划定了疆域。而由高帝刘邦（公元前247前195年，公元前202前195年在位）建立的汉朝则将这两种结构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尽管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此后的六年华夏大地战争不断、纷乱不止，而当汉朝于公元前202年建立时，它继承的就是这样一个分崩离析的国家。在汉初七十年里，汉朝内外交困。匈奴屡犯汉朝北部和西北部边境，构成了当时最大的外部威胁。匈奴军队甚至两次兵临首都长安，令汉朝一度陷入生死存亡的窘境。由于种种原因，汉朝未能进行有效的反击，直到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时期才扬眉吐气。
在武帝时期，汉朝派军大举进攻匈奴及其盟友，旨在彻底消除威胁。汉军远征北方的匈奴据点（今内蒙古和蒙古国一带），收复了在公元前208前202年秦汉易代的六年中被匈奴掠夺的领土。在西北部，汉军越过黄河沿岸原秦朝版图的最西端边界，一直推进到今甘肃西部，控制了对河西（黄河以西）全部地区和今青海和宁夏南部（如今部分属于内蒙古地区）湟水流域的部分西羌占领之土地。而后汉军转入新疆（当时称为西域），在此开展屯田以管辖西域38国（传统上认为是36国）。公元前104前101年，汉武帝派出一支由7万多名士兵、10万头牛和3万匹马组成的远征军，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最远到达大宛（费尔干纳）和康居[粟特，都城在古马拉坎达（今撒马尔罕）]，相当于今乌兹别克斯坦。汉朝的西征达到了顶峰，确保了汉朝与大秦（罗马帝国）之间交通路线东段的安全，这条路线从汉朝首都长安出发，到达地中海东岸的提尔（位于黎巴嫩），全长6000多英里（直线距离4200英里），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在多次远征西部（河西、羌地、西域）和匈奴的过程中，汉朝共派出120多万名骑兵、80万名步兵、1050万名平民进行支援和提供后勤补给。仅在河西地区获得的土地总面积就达426700平方公里。为了经略河西地区，汉朝每年花费1000亿巨款，而政府每年的常规收入为120亿。在这一过程中，汉廷还从内地迁移了100多万人来此居住和开发。因此，汉朝对河西地区的开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开边之举，而汉朝对河西地区的经略则是帝制中国历史上最宏伟的屯垦计划。[ ]
本研究主要着眼于西汉时期（公元前202公元8年）河西地区和西域屯田的历史、过程、运作机制、行政组织、物质结构和深远影响。还研究了汉武帝时期汉朝西征的起源、原因、过程和影响，这种开拓不仅影响了汉朝本身，也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历史进程。还追溯了汉代边疆制度的历史渊源和理论框架，该体系为汉朝屯垦河西地区奠定了结构性基础。最后，探讨了汉朝如何利用其经略河西的经验，在现代新疆地区的西域和其他汉朝边疆进行屯垦。。汉朝将边疆结构作为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开疆拓土有赖于军事扩张，但保境安民则需要精密的边疆制度使这些领土最终变成国家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汉朝的对外战争最初只是为了抵御匈奴攻击，但最终使汉朝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而这一过程也改变了中国的国家结构。因此，我们必须在漫长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从起源到汉武帝时期的国家演变过程。同样，我们也要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汉武帝治下焕然一新的大汉对后世王朝乃至现代的深远影响。
尽管西征是汉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但除了少数最重要的军事行动外，汉代文献对此几乎没有任何系统或详细记述，也几乎完全没有提及开发河西地区、西域和西羌领地的结构细节和运作机制。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页被遗漏了，后世史学家也未能用充足的知识来填补帝制中国史上的这一大空白。直到过去一百年里在这些地区的遗址中6万多枚可释读的汉代竹木简牍被发现，才使汉代历史中遗失的那一页得以重见天日。当地的汉朝移民和开拓者将汉字手写在大小不一的竹木简牍上以记录日常生活。其中相当一部分长约22.124.8厘米，宽约3.04.5厘米，年代多为汉武帝晚期（公元前141前87年）至东汉光武帝在位时期（公元2557年），少数甚至晚至公元2世纪中期。数量最多的是汉昭帝（公元前87前74年）和汉宣帝（公元前74前49年）两朝。这些汉代竹木简牍一般被称为汉简，形式和风格各异，既有公文也有私函，包含了大量关于边疆地区的信息，包括不同边疆聚落的结构、各种军事要塞的组织和建设、汉军的地理分布、士兵和平民的生活条件、地方政府管理、地方与中央政府的通信、土地制度、人口、当地产品和市场价格、军人和当地居民的体貌特征、家庭制度、奴婢情况、贵族爵位、犯罪和刑徒、赦免记录、诏书律令、家庭用品、当地教育、宗教生活、历法、疾病和医药、各种功能的官方登记、自然和经济地理、文化活动等等。[ ]因此，这些汉简实际上是汉代边疆生活档案，有了它们，史学家就可以详细研究汉代边疆制度、移民和开拓者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本研究试图重构汉代的边疆制度以及该制度下的移民和边军的生活。
首先，我们必须仔细研究这些汉简的地理分布和纪年。
1. 居延汉简。居延地区位于今甘肃北部和宁夏南部，即汉代河西地区北部。19301931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团员贝格曼（Folke Bergman）发掘出10529枚汉代简牍，其中大部分断代于公元前102年至公元31年，而一份由78枚汉简组成的完整文书甚至晚至公元9395年。1972-1976年，由甘肃省博物馆组织的居延考古队发掘出土汉简23000余枚，其中19965枚文字可辨认，1222枚有具体纪年（从公元前102年至公元31年）。[ ]
2. 敦煌汉简。敦煌地区位于今甘肃西部，即汉代河西地区西缘。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Aurel Stein）于19001901年、19061908年和19131916年的三次中亚探险中，在敦煌地区发掘汉晋简牍3000余枚，其中2000枚文字可释读，而这里面有一半是公元前98年至公元153年的汉简。194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夏鼐发掘汉简48枚。1979年，甘肃省博物馆在敦煌西部发掘出土简牍1217枚，断代于公元前71年至公元23年。1981年，敦煌县文化馆发掘简牍76枚，断代于公元前80年到公元23年。[ ]
3. 酒泉汉简。酒泉地区位于甘肃敦煌东部，即汉代河西地区的西部。1977年，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在酒泉中部采获汉武、昭、宣帝时简牍91枚。[ ]
4. 罗布泊汉简。罗布泊地区在汉代被称为盐泽蒲昌海，位于今新疆东部。19301934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黄文弼在罗布泊北岸发现西汉简牍71枚。[ ]
5. 大通汉简。大通位于青海东部，是汉朝控制的部分西羌土地。1978年，青海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发掘出土汉简400枚，其中大部分为宣帝时期。[ ]
6. 悬泉汉简。悬泉位于今甘肃西部敦煌市，汉代称为敦煌郡效谷县悬泉置。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悬泉置遗址发掘出土公元前111年至公元107年汉简35000余枚，其中23000枚有文字，已释读的有17864枚。这些汉简详细记载了汉代士兵和移民的生活、驻军结构、当地和河西地区的政府运作情况，同时也包含一些特别信息，比如地缘政治组织和驻军网络（包括整个河西地区主要驻军点之间的距离）、汉人在西域的行动等等。后三组汉简（罗布泊汉简、大通汉简和悬泉汉简）让这些新资料变得特别有价值。[ ]
河西其他地方如甘肃武威、天水、永登（汉代称为令居）等地也发现过汉简，但这些汉简对我们研究汉代的边疆发展几乎没有重要参考价值，不过可以用于我们对汉代生活和社会的一般比较研究。我们也可以参考在中国西部以外和现代朝鲜境内的汉代故土（如乐浪郡）发现的上万枚汉简。[ ]
1950年以来，学界已经做了大量的秦汉考古工作。[ ]新的考古发现已经成为研究秦汉史的必要文献来源。正是因为这些广泛的发掘和调查，我们才能在汉代河西地区和西域遗址发现53000多枚新的汉简。这些地区的汉代边疆定居点和其他遗址的考古记录和田野调查报告，是本研究一手文献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研究的第三类一手文献来源是流传至今的汉代文献记述，其中最重要的是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6年）的《史记》；班固（公元3292年）等人的《汉书》；桓宽（活跃于公元前1世纪中后期）的《盐铁论》；汉代学者的各种文集、论文和工具书；汉代作者的著作和片段集；汉代各种思想家和作家的哲学作品。在本专著中，后世关于汉代的著作也被视为一手文献来源，其中最重要的是南朝宋范晔（398446年）等人的《后汉书》；南宋钱文子的《补汉兵志》；南宋王应麟（12231296年）的《汉制考》；北宋司马光（10191086年）的《资治通鉴》。
这三大类一手文献来源构成了本研究分析和解释的主要原始资料。然而，这些资料和本研究中使用的其他资料并非没有矛盾或不一致之处。我将在本研究中对所有相关材料进行比较，并解释为什么选择某一版本。因为后世和现代学者对一些关键文献的理解各有不同，他们的重新阐释有时会让那个时代的真相更加扑朔迷离。[ ] 所有这些问题都将在本研究中予以探讨。
尽管学界对汉代边疆的某些方面以及居延和其他边疆地区的汉简已有颇多著述，本书仍是所有语种中第一部研究汉代边疆地区历史、结构、运作机制和影响的著作。事实上，本研究是第一部关于中国有史以来第一片新边疆地区的研究。（虽然有很多关于帝制中国边疆地区的研究，但这些领土都承袭自前朝。）因此，本研究采用了综合历史研究（？）法综合多种方法论和知识体系，包括政治和军事史、边疆研究、外交史、人口学、社会和经济史以及人类学和文化分析。本研究的论述涵盖了人文和社会科学方法，但由于本研究的性质，它更侧重于后者。本研究所讨论的关键主题回应了以下四大问题：是什么促使汉朝在武帝及其继任者的治下向西扩张？行动的过程是如何？取得了什么成果？这次扩张对汉朝和后来的中国历史进程有何影响？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复杂的汉制下，边疆地区和屯垦区域如何的发展，以及这些区域如何在汉代常规行政制度下地融入中国。这一问题涉及汉朝的征伐如何开疆拓土，而对边疆的开拓经营又如何导致帝制中国建立和国族形成，以及新生的大汉帝制如何改变汉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
本研究的论述主要由这些主题的串联而成，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共一章（序言），介绍了国家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以及从上古到公元前221年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建立的国家建设演变过程。第二部分共三章，研究了汉朝扩张和边疆发展的起源、基础和过程。第三部分共两章，讨论了汉朝在河西（今甘肃、青海、内蒙古西部）、西域（今新疆和中亚东部）等地区的军事征伐，以及这些军事行动如何使汉朝成为亚洲最强盛的国家。第四部分共五章，从总体上分析了汉代河西和西域的边疆制度的历史、结构和运作，特别是以居延（河西地区北部）为案例进行阐述分析。第五部分共一章（结语），回顾了公元前221年至公元8年秦汉军事行动的结果；研究了其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知识和文化影响；并将本研究与中国历史上边疆危机和帝制建设模式之间的互动这一永恒命题联系起来。
本研究的主标题为《帝制中国的崛起》，分为上下两卷。上卷的副标题为《早期中国的国族、国家与帝制（公元前1600公元8年）》，由第一、二、三、五部分构成；下卷的副标题为《汉代之边疆、移民与帝制（公元前130公元157年）》，由第四部分构成。为了行文连贯和方便阅读，下卷的引言和结语部分对上卷所涉及的河西和西域（特别是居延地区）的取得、发展和历史意义等内容进行了总结，但不做注释。因此，尽管这两卷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但每一卷都可以独立成书，供不同的读者群体阅读。
上卷附录所涉及的主题要么因文献过于专业，要么因历史过于宽泛，无法纳入正文，但它们对于明确或理解正文中的某些关键问题和重要论点是必不可少的，为了照顾叙述的流畅性，只能以概要或粗略交代的方式来呈现。因此，我们要认识到这些附录在阐释其所对应的主题方面起到了某些关键作用。
本书中使用的文献来源部分由三部分组成：汉代简牍文献来源包括各种汉简；文献缩写列表包括一些经常被引用的资料；精选参考文献列出了西方语言、日语和汉语的主要一手和二手文献。除了三个例外，这三类文献来源并不互相重复。由于上下两卷在学术覆盖面和目的上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下卷将汉代简牍文献来源文献缩写列表和精选参考文献这三类全部列出，而上卷只有汉代简牍文献来源和文献缩写列表。精选参考文献基本上更新到2001年底，个别地方更新到2002年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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