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税法治重要问题研究_翁武耀_9787576421019

伴随财税是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新定位，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一轮财税体制改革，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又提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原则。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尤其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这一税收法治建设新要求，为探索我国财税法治建设未来完善之路，本书从理论、立法和实践层面对我国财税法治的重要问题进行了体系性的深入研究，具体包括：财税法学科的独立性和统一性，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量能课税原则指导下的税制改革，税法法典化的开启，地方财政自主的法治化，税费优惠政策的法治化，税法与其他法律的协调，增值税抵扣权制度的完善，企业所得税不征税、免税收入的规范，个人所得税综合计征制度的改革，避税、逃骗税的新近治理，税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以及隐匿或销毁会计资料罪立法的完善。

【前言】

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伴随财税是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新定位，开启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到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原则，我国财税制度改革已经取得了丰硕的制度建设成果，同时，也预示着我国还将不断深化改革，以早日建立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税制度。

当然，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财税体制改革需要在法治轨道上继续深化。而财税法治建设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也是成果丰硕。仅以2024年为例，就有《增值税法》为论述方便，本书所涉我国法律法规名称全部使用简称，省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全书统一，下不赘述。颁布，《关税法》颁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解释》）出台，《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税收事先裁定工作办法（试行）》施行等重要成果。此外，在2024年，新修订《公司法》的生效、《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颁布等法治成果对推进财税法治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为此，不仅从总结我国财税法治建设成果，还是分析我国财税法治建设还存在的不足，以及探索我国财税法治建设未来完善之路，都极具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本书也应运而生。本书从理论、立法和实践层面对我国财税法治的重要问题进行了体系性的深入研究，具体包括以下十三项：

财税法学科的独立性和统一性。作为财税法治建设的理论基础，本书提出相对于财政（税收）学等其他相关非法学学科以及行政法等其他法律部门，虽然财税法与之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正确的法学方法论在财税法中的应用以及财税法固有的制度和原则已经使其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具有独立性的法学学科，当然，财税法研究需要关注其他相关非法学学科和其他法律部门，同时，财税法学科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税法、非税收入法、财政支出法等财税法内部组成部门统一于财税法之中，相互之间存在紧密关联。

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伴随合宪性及合法性审查不断加强、税收司法改革不断推进以及央地财政关系制度、现代预算制度等相关基本制度不断完善，为推动我国税收法治建设，并以此为切入点，推动我国法治建设以及财税治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本书提出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包括尽快完成全部税种的立法、提高税种法的明确性、实现非税强制性财产给付的法定、税法法典化并细化税收法定原则的适用规则、强化依法征税以及税收司法等。

量能课税原则指导下的税制改革。鉴于量能课税原则是税法的基本原则，对维护实质税收正义至关重要，本书提出量能课税原则是我国新一轮税收制度改革的指导原则之一，在该原则指导下，在税制结构改革中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在个人所得税改革中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征税制度，在房地产税改革中扭转重流转环节、轻保有环节的征税局面，在遗产税开征中采取分遗产税模式，在增值税改革中进一步贯彻对私人消费征税的增值税属性，在消费税改革、资源税改革和环保税改革中合理实施再分配征税功能，以及在税收征管改革中以维护负税能力自有性、真实性和现实性三项特征为基本目标。

税法法典化的开启。鉴于税法法典化需要完成的首要任务就是将课税的基本原则和一般原则成文法化，本书提出我国可以先行制定《纳税人权利保护法》，作为税法法典化的开启，规定税收法定原则、量能课税原则及其具体化规则，同时包括法律规则清晰与明确、溯及既往禁止原则、诚信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权利滥用禁止原则、正当程序原则、比例原则、一事不再理原则等一般法律原则以及税收债务关系理论在税法中的应用、税务专业司法审判机构建设等内容，同时，为未来制定包括基本/一般原则编（或总则编）、税收征管程序编和税收实体法编为内容的《税法典》奠定基础。

地方财政自主的法治化。为解决地方财政自主规范碎片化、不足与过强并存的困局等问题，本书提出我国需要通过法治路径体系化建构地方财政自主权，从宪法顶层设计出发，主要围绕财政事权、立法权、收益权、预算（支出）权的划分，构建起从地方自主到地方财政自主的权力体系，并以国家（包含经济、市场等）统一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税制度协调、预算收支平衡以及量能课税、税收法定等宪法原则构筑地方财政自主实施的边界，进而实现对自主权的限制以形式性限制为主向实质性限制为主转变。

税费优惠政策的法治化。鉴于为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税费优惠政策需要进一步清理和规范，本书提出，一方面，从近期的角度，我国需要重新部署地方税费优惠政策清理工作、对税费优惠政策实施评估和公平竞争审查、贯彻落实税费优惠政策、做好优惠政策汇编工作等，另一方面，从长期的角度，我国需要完善税收优惠授权条款、在一些领域降低税费负担水平、通过引入最低税负制度、建立税（费）式支出预算制度等优化财税制度、成文法化规范税费优惠政策的实质性法治原则、明确税收优惠政策制定本身的法治要求等。

税法与其他法律的协调。鉴于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存在紧密的关联，为实现税法与这些部门法的协调以及促进税收良法善治，本书提出《民法典》在一些方面对税收立法具有示范意义，新修订的《公司法》有助于积极倡导诚信纳税，同时两法的诸多新规则在纳税义务的确定和税收征管两个方面对税法有重要的影响，税法需要与之协调，同时，《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还需要与《行政强制法》《行政处罚法》《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刑法修正案（七）》和两高《解释》相关新规则协调。

增值税抵扣权制度的完善。鉴于抵扣制度完善对实现增值税良法善治至关重要，本书提出未来我国增值税法引入抵扣权概念，并从抵扣权的产生、范围和行使三个方面进行进一步完善，具体而言，规定抵扣权应当在可以抵扣的增值税具有可征收性时产生，根据抵扣立即性、完整性和全面性的特征对基于应税交易目的的使用这一抵扣条件以及相关性原则进行解释，以年度企业自有活动的交易额为比例抵扣的计算依据，以拥有发票为形式条件的抵扣，合法性取决于实质条件的满足，但肯定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发票下的抵扣权，赋予纳税人就剩余可抵扣税额选择与其他税收债务抵销的权利。

企业所得税不征税、免税收入的规范。鉴于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存在性质上的重要差异，表现为前者本身不构成应税所得，也并非一种税收优惠，而后者则是一种应税所得但基于税收优惠政策而予以征税豁免，本书提出从企业所得税的角度看，不征税收入的范围应当是有限的，同时也应当严格限制，除独立核算外，需要具备特殊的公益性、收入不超过公共服务提供所需的成本、政府收入代收或实质的收益性缺乏等特征，并据此完善国务院规定其他不征税收入的授权条款，同时，免税收入项目需要进一步具体化，切实保证各项免税收入规定背后的政策目的能有效实现。

个人所得税综合计征制度改革。考虑到实现共同富裕既要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又要规范和调节过高收入，本书认为我国个税综合计征制度还存在完善的空间，并提出完善应当优先保护生存权，再着重保护私有财产权，在生存权得到保障、私有财产权受合理限制的前提下，最后落实平等权的保护，同时在自然人税收征管不断加强的背景下，综合计征制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综合所得应当以量的区别课税为原则、以质的区别课税为例外进行扩围，逐步实现大综合所得税制，降低税率方面的累进性，同时优化专项附加扣除，提高特定弱势群体生存权保障的力度，引入家庭纳税单位制度和通货膨胀调整机制。

避税、逃骗税的新近治理。鉴于开展国家间行政合作和税法协调是应对跨境逃避税最有效的治理手段，本书提出，一方面，我国需要通过双边或多边的涉税信息自动交换合作机制这一更务实的路径来加强打击跨境逃税行为，另一方面，以实施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为契机，更好实现反避税立法的协调，有效打击跨境避税行为，同时，鉴于刑事处罚精准打击税收犯罪是应对国内逃骗税行为基本而有效的治理手段，本书提出逃税罪、逃避追缴欠税罪、骗取出口退税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开普通发票罪、非法出售和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两高《解释》新规则下还要准确适用。

税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考虑到税收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两项程序在目的、处罚的理由和种类、行政和犯罪违法行为构成条件、证据、违法行为认定的结果方面存在差异，本书提出我国可以确立明确两项程序相互独立的双轨制，而为完善税收行刑衔接立法，增加法的确定性和明确性，《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改应确立双轨制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好两项程序的关联，包括优先考虑以报告义务替换移交义务、确保实体的一事不二罚和特定情况下的行刑并罚以及在必要的方面提高税收违法行为行刑界定、处罚范围的一致性，同时，通过税收案件的法院集中管辖制度改革配合双轨制的实施。

隐匿或销毁会计资料罪立法的完善。鉴于隐匿或销毁会计资料与税收违法行为具有紧密的关联，本书认为隐匿或销毁会计资料罪立法也是一项与财税法治有关的重要问题，并提出在大数据应用和信息时代下，我国隐匿或销毁会计资料罪立法需要基于刑法谦抑性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进行修正，该罪保护的法益也应当理解为国家有效掌握、监督企业等组织的活动信息和经营状况，从刑事处罚上特别考量以逃骗税为目的的隐匿或销毁会计资料行为，明确为目的犯，以会计资料的不可支配性或不可查寻性来界定犯罪客观行为的特征，摒弃行为犯的认定，严重情节统一界定，内容包含致使相关经济活动及成果情况无法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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