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修订版）（师承钱锺书先生，比较文学入门，体量小但内容丰，案例文笔皆精彩）_张隆溪_9787220136689

本书是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亚历山大演讲为基础撰写而成的。

我们可能不曾想到
《西游记》和《神曲》都暗含一个基本的概念性比喻：将人生比为旅程，而这一比喻亦属于世界文学的传统。
《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劳伦斯神甫的一切行动原来是毒药与良药辩证转化的象征，而中国古代也有寓意相似的乌脚溪故事病重之人落入剧毒之溪后反而药到病除。
无论是大思想家老子，还是大哲学家黑格尔、大诗人艾米莉·狄金森，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寻求真理、寻找自我是一条先出走，再复归，融自我和他者于一体后收获答案的发展之路……

quan书无论是观点还是例证，作者都深入浅出、妙趣横生地娓娓道来，既证明了需要范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和鉴赏不同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又提出了只有通过东西方比较研究跨文化的视角，才可能获得某些批评的洞见。

序

我们总爱过分强调我们之间那些微不足道的差别，我们的仇恨，那真是大错特错。如果人类想要得救，我们就必须着眼于我们的相通之处，我们和其他一切人的接触点；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避免强化差异。
博尔赫斯

这本小书的内容是我在2005年2月28日和3月13日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所做的四次亚历山大演讲，整理成书时只对原讲稿稍做了一些修改。除增加几个例子，在论证方面稍做扩充之外，我尽量保留讲稿原貌，希望读来仍然有口头说出来那种感觉。英文版原书于2007年初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在加拿大出版，中文稿是按英文原稿重新写出的，使本书与英文版大致同步发行。
在内容方面，本书与亚历山大演讲系列丛书中以前诸种都有所不同，因为传统上亚历山大演讲乃注重西方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相比之下，本书讨论的文本则超出西方范围，在东西方比较研究的背景上来展开讨论。不过这也就构成一个相当严峻的挑战，因为一般人对东西方比较研究往往持怀疑态度，有人甚至觉得东西方文化完全不同，毫无可比之处，所以东西方比较根本就不能成立。在今日的学术环境里，知识的发展已分门别类到相当细微的程度，不同门类的知识领域之间又各立门户，壁垒森严，结果是学者们都不能不成为专治一门学问的专家，眼光盯住自己专业那一块狭小的地盘，不愿意放眼看出去。专家们往往眼里只有门前草地上那一两棵树，看不到大森林的宏大气魄和美，反而对森林抱着狐疑，投以不信任的眼光。然而除专家们对范围广阔的比较普遍表示怀疑之外，东西方比较研究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挑战，那就是有许多人，包括许多学者，都常常习惯于把东方、西方或东方人、西方人当成建构思想的概念积木块，粗糙笼统地累积起来思考，好像东方和西方、东方人和西方人这类概念，都是些根本不同而且互不相容的东西。强调文化差异非此即彼，不仅在思想上似乎对称而具吸引力（更不用说区分优劣高下而具吸引力），而且可以让人节省脑力，很容易针对一个异己的他者来确立自我，而不必费心去调查个案，去仔细审视东西方不同文化传统在观念、意象、主题和表现方式上的对应、交汇甚至重合之处。
习惯于用笼统粗糙的概念积木块来思考的人，一定觉得做这种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相当不舒服，因为这类调查必然会模糊各种定义的界限，使整个画面变得十分复杂。也许就因为如此，尤其在西方，仍然缺少有分量的东西方比较研究的著作，而简单化、脸谱化的文化差异常常被充作文化传统最重要的特征。此书之作，就正是针对这样一种背景提出另一种意见，强调东西方文化和文学在各方面的契合与类同，而不是专注于极端的区别或根本的差异。
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当然存在差异，可是差异不仅存在于不同文化之间，也存在于同一文化范围之内。在中国，儒家文化强调伦理政治方面的礼乐制度和行为规范，就迥异于道家主张无为与顺应自然，也不同于佛家信仰因果和来世，希求脱离人世众劫轮回之苦而达于涅槃至境。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人来说，唐诗虽然格律谨严，却直接抒发性情，自然天成，就不同于宋诗中一些大讲性理、空发议论之作；而杜甫之凝重沉郁，关心民间疾苦，也不同于李白之恣意豪放，驰骋想象而肯定自我。在西方也是一样，天主教的信仰不同于新教；法国戏剧家拉辛和高乃依的古典主义也不同于莎士比亚之注重自然。或者借用乔治·史丹纳的话来说，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所体验的中世纪，有别于拉斐尔前派所模仿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柏拉图主义不同于雪莱的柏拉图主义，荷尔德林（Hlderlin）笔下的俄狄浦斯（Oedipus）既非弗洛伊德的普遍个人，也不同于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所理解的那个瘸腿的巫师。不仅在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存在差异，在同一传统甚至同一时代的诗人和作家们之间，确实也有各种差异。文化的完全同一和文化的决然对立，都实在是骗人的假象。
在差异之上，当然也还有令人惊讶的交汇与类同。然而这本小书的目的不仅在于展示东西方在观念和主题表现上的契合，而且还要提出一个更强的观点，即只有通过东西方比较研究跨文化的视角，才可能获得某些批评的洞见。如果不超越单一文学传统有限的视野，我们就不可能有开阔的眼光，来纵览人类创造力的各种表现和无穷的可能性；而我们一旦跨越文化差异的鸿沟，有了开阔的眼光，再回过头去反观许多文学作品，就会发现有些东西我们过去竟然没有留意到，也毫无批评的意识。我希望本书范围较广的举证，可以证实这一说法，而获取眼界开阔的批评见解，又可以证明本书所做的东西方比较研究自有其价值。
本书以我所做亚历山大演讲为基础，在修订成书时，我要感谢邀请我在2005年做此演讲的多伦多大学之大学学院院长保罗·佩龙（Paul Perron）教授以及多伦多大学人文研究中心主任阿米尔卡雷·扬努齐（Amilcare Iannucci）教授。他们的邀请使我深感荣幸，也深觉谦卑，因为我完全了解，这是自1928年亚历山大演讲设立以来，第一次邀请一位来自东方的学者做此颇有声望的系列演讲。但我绝不认为自己是在许许多多西方著名学者之后，作为东方的代表来做此演讲的。事实上，本书一个主要的论点正是要暴露集体式代表观念的谬误，那是一个相当常见的错误，即完全抹杀个人的种种差别，把具体的个人都归纳在东方和西方、东方人和西方人这类粗鄙的概念积木块之下。
由于本书是亚历山大演讲系列中第一次从东西方比较的角度，讨论范围较广之各类文本，开篇第一章就要为这种广阔范围的比较研究奠定基础，所以便对文化不相通的观念，即对以东西方为南辕北辙、毫无共同之处的观念提出批判。本书第一章通过论证这种不相通论的内在困难，指出在东西两方都有人提出这同样的论述，对这一论述本身构成反讽，由此证明我们需要范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和鉴赏不同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后面三章就在此基础上，通过讨论个别主题和文本的具体细节，进一步展示跨文化理解的合理性和意义。第二章首先考察以手指月以及将人生比为旅途的比喻，然后讨论文学中珍珠的意象；第三章论述几篇中文作品中以及《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毒药与良药的辩证关系；最后第四章探究圆圈和圆球的意象，考察在各种宗教、哲学和文学的文本中展现出来的那种周而复始、反而复归的循环运动概念。全书各章通过意象和观念互相关联，勾画出文本的碰撞和主题相似的轮廓，展示东西方文学和文化在概念构想和表现上的相似点，那种不期然的契合和同工异曲之妙。
我要感谢邀请我的主人和许多朋友，他们使我在多伦多度过十分愉快的一段时间。我特别要感谢约翰·塔尔克（John Tulk）博士和亚历克斯·基辛（Alex Kisin）先生，感谢他们的热情支持和友谊。我曾和几个朋友讨论过书中的一些想法，其中我要感谢苏源熙教授给我有益的评论，我尤其要对我的老朋友唐纳德·斯通（Donald Stone）教授表示由衷的谢意，他读过全书初稿，给我很多鼓励，并提出有益的意见。本书中有很多想法，都是受钱锺书先生著作典范的启迪，而我二十多年前有幸在北京与他相识，不时聆教，在我将是永远的鞭策和鼓励。我谨以此书纪念钱锺书先生，以此表示我对亦师亦友的钱先生的景仰和怀念，感谢他为后辈学子在寻求东西方跨文化理解的努力中，树立了最有感召力的典范。

张隆溪
于香港九龙瑰丽新村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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