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当其时——中国政治学的理论视野_张兰、欧阳星、陈若凡编_9787214292131

本书收录了政治学人平台与15位知名政治学学者的精彩学术访谈。这些访谈采用面对面、半结构化或文字对话的形式，集中反映出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学人关于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的深度思考。
书中的访谈主要围绕以下三大方向展开：
1、为何以政治学为志业？所从事的研究在政治学乃至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是何定位，有哪些核心争论与待解决问题？
2、学术研究是否经历了重大转向？如果是，转向的原因是什么，又是如何转向的？
3、如何捅破中国政治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最后一层纸？
当前的中国政治学需要再出发。本书旨在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在中国的研究场域中为政治学贡献理论对话，促进学科发展。

序言
杨光斌

影响较大的政治学人平台的张兰博士来函，邀请我就他们选编的《政当其时：中国政治学的理论视野》写几句话，我欣然答应。看到一帮热衷于推动政治学发展的年轻学子的满腔热血，不仅感动，还看到了中国政治学的未来和希望。
《政当其时》是访谈录，访谈对象都是活跃在中国政治学一线的学者。他们基于自己研学经历而发表的洞见，不仅有治学心得，也体现了中国政治学在不同方面的研究特长，自然值得重视。
中国的不少产业经历了从跟跑、追赶到领跑的几个阶段，中国政治学虽然还没有像新能源汽车那样领跑于世界，但已经到了建构自主性知识体系的阶段。自诞生起，一百二十多年来，作为学科的中国政治学在方法论谱系上，先后研习欧陆的旧制度主义政治学、苏联的阶级分析政治学和美国的理性选择主义政治学；在世界观上，这些方法论的背后分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问题来了，构建这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主体分别来自欧洲、苏联和美国，作为主体的中国到哪里去了？难道中国就应该缺位吗？或者说中国人只能永远做学生吗？中国政治学的现状显然与中国的全球地位严重不匹配，其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中国的实业界。为此，笔者作为中国政治学界的一员，不能不感到汗颜。
中外政治思想的起点其实都是一样的，轴心文明时期的古希腊和先秦的先贤们都致力于共同体的善或天下大同。但是，历史属性的差异性让共同的起点开始分叉，最终南辕北辙。社会史的多统政治，演绎的是竞争性、对抗性乃至作为政治形式的战争等制度变迁方式，共同体形态经历了古希腊城邦国家、地方自治的罗马帝国、看上去大一统但实则充满血腥对立的神权政体，以及中世纪后期的封建制政体和民族国家，千年的历史巨变又孕育出对抗性的代议制。在多变的欧洲，旨在追求共同体的善的政治学不得不演变为制度变迁学说，求变是其一以贯之的特征。代议制是其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的支点，也是其终点即历史终结论全世界都要过上美国人的政治生活，但不容许赶上美国人的经济生活水平。
有意思的是，美国因为中国人想过上好日子就翻脸了。其实，中国人之所以能过上好日子，是因为秉承了两千多年的政治史（国家史）传统作为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支点的大一统。为了这个大一统，历代政治不得不追求致治以达民心。因此，不同于求变的西方政治学，中国政治学应该是求治的。然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政治学跟跑的是求变的政治学。
幸运的是，中华文明基因共同体的遗产让中国人保有超常的政治自主性和政治定力，一直奔走在求治的路上，求治的巨大效能使得世界秩序变革并政治重组。对此，中国政治学不能无动于衷，中国政治学必须再出发。华东师范大学王向民教授说出发的起点是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也就是我说的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这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第二个结合在政治学领域的反映，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明的结合，是建设以中国为主体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以政治文明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历来都是开放的，从东汉末年开始的儒释道合流再到清晚期的洋务运动、民国时期的留学生政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先后学习的苏联模式和西方技术管理经验，都说明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包容性乃至普遍性。因此，那种认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就是另搞一套、脱钩的看法，完全是杞人忧天。
再出发的中国政治学首先必须有自己的方法论。政治学是关于世界观或历史观的学问，诸如前述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但世界观的落地需要相应的研究方法，每个流派的学说都有自己的方法论。历史政治学无疑是建构自主性政治学知识体系的重要方法，其追问的是重大现实理论问题的历史渊源与时间性因果机制，其关键性分析概念是历史本体论、历史连续性和时间空间化。历史政治学是一套生产知识的原理，认为不同属性的历史演绎出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产生了不同性质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
在历史政治学方法论那里，一系列基础性的元概念都通过重述以达成新的理解。比如，什么是政治，中外政治学教科书上流行的就是权威性资源分配，这其实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如哈罗德·拉斯维尔的政治学谁得到、如何得到、何时得到的更拗口的表述，而拉斯维尔不过是在重复马克斯·韦伯的政治就是权力分配的定义。韦伯其实对欧洲一千年来竞争性、对抗性政治甚至把战争视为政治生活一部分的历史进行了学理化总结。基于欧洲社会史的政治概念显然不能被当作普世价值而加以接受。
以政治的概念为例，国家、政府、政党、官僚制等一系列基础概念都需要重述，从而建构新政治学原理。古今中外的政治或政权都需要合法性论述，这恰恰是政治学原理的基本功能。由此我认为，越是基础研究，越是有大用。比如国家理论中的国家主权概念，传统上认为有驻军和外交权的对内最高、对外独立就是主权，这个国家主权理论影响了世界几百年。但是，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共同体如果仅有驻军和外交权而没有治权，诸如对教育、文化、司法、国家安全等领域的管理权，就会直接威胁到国家主权。主权因治权得到保障，这是基于历史教训发展而来的国家理论。关于国家理论的研究水平会直接影响到公共政策乃至制度建制，可见国家理论之大用。
国家理论的基石性概念很多，其中关于权力认同和服从的合法性概念是基础中的基础。仅就西方政治学而言，合法性概念的代表性论述首先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他认为经合法程序组成并有效能的政府就具有合法性。亨廷顿认为能提供秩序并有统治能力的政府就具有合法性。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认为，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的合法性条件完全不一样，自由宪政是西方的合法性，非西方社会中只要有守法、协商、和平，就是具有合法性的政府。但是，在冷战时期，美国政治学学者李普塞特将韦伯的合法性概念中的合法律性置换为竞争性选举，认为有选举授权的政府才具有合法性。
这个概念迎合了美国冷战政治的需要，被美国政府大加推广。很多中国人接受的也是这个概念，并以此来衡量中国政治。竞争性选举即党争民主的结果已经得到充分展示，由选举产生但不能有效治理国家甚至导致国家动荡不安、国家分裂的政府，何来合法性？
基础性概念往往会演变为流行性观念，观念产生政策，政策产生结果，基础性概念的应用性价值无可比拟。可以说，越是基础研究，其用途就越大。因此，对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之分必须得到厘清，需要正本清源。社会科学的各学科都是为了应用而存在，只不过用在不同层次而已。
凡此种种，要说的话似乎还有很多。笔者愿和中国政治学同仁一道为打造中国自主性政治学而努力，也祝愿政治学人更加努力，越办越好！
2024年4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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