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研究·未竟之业：近代中国的言行表率（著名历史学家叶文心、季家珍推荐）_[美]史谦德著，李兆旭译_9787214292124

在这部关于民国初年历史的力作中，作者史谦德巧妙地抓住了当时每天必开会，开会必演说的现象，从政治文化的角度重新思考了辛亥革命的成败问题。作者以1912年8月25日湖广会馆演讲台上的风波为枢纽，分别追溯了唐群英、陆徵祥等人的政治生命。他们的身份、地位、际遇并不相同，但共同的一点是，演说在他们的政治活动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新生的民国陷于运转不良的困境，演说本身及其带来的反响也可能有种种问题，但政治领袖对民意基础的依赖与日俱增，国民成为政治权威的来源，说明共和的价值取向已经深入人心。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并没有失败，只是在当时尚未完成。

引言　共和的中国

从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那一刻起，帝制就永远地从中国消失了；革命派在历史上画下的这道分界线，将中国历史截然分为了两段。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之位还没坐多久，就由袁世凯接替了位子；1915年，袁大总统开始了自己的称帝行动。尽管袁世凯坐拥强大的政治手腕和政治资源，但他的称帝企图以惨败告终。幼帝溥仪1912年2月12日被迫走下的皇位，袁世凯走了上去，但终究坐不住。然而，袁世凯称帝失败，并不是因为初创的民国有多么成功，毕竟比起被其取代的清廷，这个新生的政权到底好在哪儿，实在是不怎么看得出。就连革命派自己也纷纷抱怨，所谓民国，有名无实，只是块招牌罢了。然而，眼看民国危在旦夕，中华民国的袁大总统要变成中华帝国的洪宪皇帝，一切国民，只要有办法反抗的，都起来反抗了。
仅仅几年的工夫，民国就如此深入人心。但这深入人心的民国，与其说是一整套国家政治机构，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化的生活方式：国民与领袖当面对质，也互相当面对质这样的姿态，在世界各地的共和国司空见惯。长期以来，不平等和等级制都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要义；而如今，政治平等作为一种价值观和日常实践，与不平等和等级制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政治姿态和身体姿态的改变，既伴随着相当的恐惧乃至警惕心理，也伴随着兴奋和期待；当争执各方分属不同年龄、性别和阶级阵营时尤其如此。比如，一位年轻女子留着齐耳短发，责难阻挠她获得政治权利的中年男性政治家，她就让人们认识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此类行为，有一部分是在革命进程中有意为之革命期间，战斗和抗议的怒潮打破了旧的惯例。不过，革命行动结束后，这种参政热情仍在持续，国民的种种公开而坦率的行为，形成了一整套新的惯例。人们广泛参与演讲、政治辩论、街头抗议等政治实践，例会、报告、投票和集会也越来越多，所有这些共同酝酿出了一种政治文化：人们好像有说不完的话，说的话又不时驱使一些行动发生。
此时，每一位政治领袖都在发表演说。政治领袖们不想再隐身于宫殿或政府办公室里，由他人当传声筒。本书即将详细介绍的三位公众人物女权运动者唐群英、外交家陆徵祥和政治家孙中山，都是如此。他们分别是社会改良、外交、国家政治领域的先驱，在各自的领域中，为了推行自己的规划，都在发表演说。他们公开演说的场所多种多样，不一而足。1905年，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俱乐部，唐群英第一次宣布支持爱国革命事业；1899年和1907年，在海牙的和平会议上，陆徵祥代表清廷，也代表中国，两次向各国外交官发表演说；在海内外不计其数的厅堂、寺庙、学校和露天集会场所，孙中山宣讲了自己的革命主张。有时，三人还可能在同一地点发表演说，不过演说的内容和反响都截然不同。1912年，唐群英、陆徵祥和孙中山分别在中华民国的国家立法机关参议院发表了演说。1月28日，孙中山作为刚就职的临时大总统，在南京出席了参议院成立仪式，他在仪式上发表的演说收获了革命同志的热烈掌声。1912年夏，陆徵祥担任内阁总理，7月18日，他在参议院(此时已迁到北京)发表演说，表达了对中国政治精英种种恶习的不满。陆徵祥的演说虽然发自肺腑，但反响实在太糟糕了，乃至加速了他的下台。几个月前的3月19日，在南京参议院，唐群英也发表了讲话更确切地说，是喊话她是挥着手枪，带着一群愤怒的女权运动者闯入参议院后，才开始演说的。
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国家机关，1912年的参议院里，上演了许多诸如此类的演讲和辩论，气氛或彬彬有礼，令人昏昏欲睡，或剑拔弩张，拳脚相加。这一次次全国精英在大庭广众之下的相遇，就像一面镜子，反映着整个中国的演说和辩论风潮全国各地的地方会馆、党部、公园、学校宿舍和教员休息室，处处充斥着字斟句酌的言谈和嘈杂的骚动。共和的根基仍然不深，正如当时一位学生所言，政党、俱乐部、社团等政治组织，就像无根的浮萍一般漂浮在政治生活的表面。与此同时，由此而生的政治行动虽然常常是即兴而为，组织也比较简单，却不断发展普及，丰富和塑造着公众生活。1929年，缪金源在一篇序言中就提及了政治演说这种新现象，直言当下每天必开会，开会必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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