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研究的科学化转向：理论拓展与方法实践_唐桦陈超_9787522527857

本书收录的7篇优秀论文主要来自由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与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联合发起的首届"两岸治理研究工作坊"。这是大陆涉台领域青年学者们为挖掘台湾经验的理论价值以及推动涉台领域与主流学科对话搭建的桥梁，针对全球化与地区发展的主题，在理论拓展与方法实践方面推动台湾研究科学化转向的有益尝试。特别是本书对台湾民众的两岸贸易观分析、对台湾选举政治与民众信任间的关系论述、针对台湾青年学生对大陆学子的态度分析等内容，有助于我们对台湾经贸交流、政治现状的了解与研究。

序（一）：方法、理论与台湾研究

巫永平

大陆的台湾研究出现了新趋势。标志这个新趋势的不仅是新人加入带来的时间和世代变化，更在于由此而出现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不同。2018年5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由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两岸治理工作坊反映了这种变化趋势。本书从会议论文精选出的7篇论文是其中的代表。这次会议除了与会者年轻，还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突出特点是与会者的学科背景多样化，这一特点带来了多元的论文视角，同时也带来了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论文的规范性提高了。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有了很大变化。规范性的加强是一个显著特征。规范性体现在更加注重研究方法，更加注重理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对国际学术界开放的结果，也是与国际社会科学同行交流的结果。但是，规范性提高并不必然导致研究水平的提高。衡量研究水平高低的标志在于对现实的解释力。现在的不少研究，用了似乎科学的研究方法，看上去似乎符合规范，也用了别人的理论，但得出的结论要么是常识，让人觉得所做工作多此一举，要么是反常识，与现实相去甚远。

方法和理论是任何研究的基础，恰恰在这两个问题上，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存在令人担忧的倾向。

研究方法的不断推陈出新是当今社会科学的一大特征。这体现了社会科学的活力，也给社会科学不断带来变化。但如何看待方法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研究的目的是要解释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是主体。方法只是手段，是工具，是服务于解释研究对象的。方法本身不能替代分析，也无法替代分析。对研究对象的解释永远是研究的主体。但现在的一个趋势是相反的，研究对象沦为方法的工具，成为印证某种方法优越与先进的素材，方法本身成了目的。这种反客为主的做法导致研究为了方法而方法，研究者成为研究方法的操作员。

另一个问题是理论。理论不足和贫乏是我们传统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理论开始被大量引入中国，这些理论的引介对于中国社会科学与国际接轨、提高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具有重要作用。然而，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引进的理论的问题。如果说80年代对引进理论采取饥不择食的态度有其现实需要，但如今四十年过去了，我们还停留在依赖引进的理论指导我们的研究的状况，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任何理论都是根据特定的研究对象提炼出来的，有它的适用对象。任何理论因而都有自己的假设前提。不同的社会构成了这些假设前提的基础。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提供的假设前提是不同的。建立在这些不同假设前提基础上的理论是有特定适用范围的。根据某一假设前提提炼出的理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另外的社会。理论的意义不在于一种理论能够适用于所有社会，而在于通过对该理论所解释的对象总结提炼出来的观点说明了这是一个什么问题，该对象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样的解决方法说明了什么。这样的发现有助于人们理解这个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性、这样的解决方式是否对其他社会具有启发意义，而不是就假定这个问题一定具有普遍性、这个社会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其他社会面对同样的问题，只能采取同样的办法解决问题。如果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就会理所当然地把现有理论当成权威，无须辨别就可用来解释其他社会的情况。

今天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就处于这样的局面。被引进的理论被假定成一定可以解释中国的情况。既然有这么多的理论可以用，我们就放手用和尽情用。结果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只是扮演某种理论检验员的角色，用中国的证据去验证各种他人理论的正确性。中国的经验只是扮演证据的角色，充当印证他人理论正确性的素材。

由于种种原因，作为一个有着自己独特历史、文化和传统，也有着自身制度的巨型文明，中国经验长期在国际社会科学研究中没有进入主流视野。这本是现有社会科学理论的一个缺陷，把中国经验纳入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是弥补这一缺陷的机会。中国经验本来应该对社会科学具有三个意义：中国遇到的问题是否是普遍性问题，这个问题是如何被看待和被解决的，这种看法和解决方式说明了什么。其中第二个和第三个意义尤为重要。中国经验通过这三个作用本应能够修正和丰富现有理论，发展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理解，并进一步提出新的理论，把人们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带入崭新的境界。但由于我们对他人理论的自我矮化态度，中国的经验并没有产生这样的作用。相对于四十年前，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界，研究人数增加了数倍，研究经费今非昔比，产出也不可同日而语，但很难说社会科学有多少发展。衡量的标准是我们仍然在印证他人的理论如何正确和了不起，很少看到根据中国经验提出了什么新的理论，人类对自身的认识由于我们对中国经验的研究有了什么新的进展。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美欧社会科学的延伸甚至注脚。陷入这种状况而不自知，进而满足于这种状况，才是令人担忧的。这种认知和心态，决定了今天社会科学研究的平庸化状况。

现今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存在两个傲慢。一个是方法的傲慢，以为只要采用了哪一种自认为先进的方法，就能解释现实。一个是理论的傲慢，认定只要借用一种他人的理论，就掌握了现实的解释权。这两个傲慢的背后是对真实世界的傲慢，用方法和理论替代了对真实世界的了解和分析。在两个傲慢之下，研究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成为方法的操作员，成为他人理论的检验员。确立研究者的主体身份，确立中国经验的主体性，是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台湾研究领域难免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作为台湾研究的新生力量，年轻学者如果能意识到并有意克服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做出真正有解释力的研究，提出真知灼见，为台湾研究做出新一代人自己的贡献，把我们的台湾研究水平提上去。这其实也是海峡两岸研究界面临的共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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