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各国刑法立法观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由形而上学的理性思考转向更为现实的具体考量，以行为导向取代结果导向；由传统犯罪转向新兴犯罪；从报应主义刑罚观转向积极的一般预防等。与此同时，我国刑法立法呈现日益扩张的趋势，立法观由“消极”向“积极”转变；刑事法网由“厉而不严”向“严而不厉”转变；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转变。刑法立法扩张表现为增设新罪、扩大既有罪名范围、刑法介入早期化以及刑罚制度的扩张等。其原因体现为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的客观需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立法回应；“厉而不严”刑法结构缺陷的补足。刑法立法过度扩张可能导致国家刑罚权的滥用、刑法公众认同度的降低、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的阻滞、国家司法资源配置不合理等后果。基于此，本书主张，我国刑法立法应当适度扩张，并分别从刑法立法的指导原则、认定条件以及具体路径等三个方面加以限定。本书持积极刑法立法观立场，以立法建构论为基础，提倡刑法应主动承担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顺应社会情势变化，及时增设新的罪名来调整社会关系。与此同时，也应把握积极刑法立法观的适用限度，避免刑法过度扩张引发刑法万能主义或工具主义的不良倾向，以实现刑法的能动立法、理性立法与科学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