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五十周年纪念版_[美]约翰·凯奇_9787559672322

《沉默》是20世纪美国音乐代表人物约翰?凯奇的代表作，本书是《沉默》问世五十周年纪念版的中译本。凯奇在本书中以相应于他的音乐创作的独特方式，展现了他对实验音乐和现代音乐的思考，以及结合了禅宗与周易等东方思想的音乐哲学。在《关于无的演讲》《关于有的演讲》和《一个演讲者的45分钟》等著名篇章中，凯奇通过奇特的版面设计，力图在文字、阅读与现场表演之间形成呼应与张力，体现他在与声音相关的一切中寻求音乐的感悟力，以及总是在实验的创造性方式。《沉默》在美国乃至西方的影响涉及多个领域，时间也证明了本书持久的思想魅力和生命力。作为美国艺术和文化的里程碑，该书已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发行量超过了五十万册。

我一生中重读次数最多的书，就是约翰·凯奇的《沉默》。有的书会让人反复阅读，这本书正是如此。我重读这本书的部分原因是，它向我表达的含义似乎总是在变化。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 1971 年，而这次再版既意味着这本书问世五十周年，同时也是我接触到它的四十周年纪念。十五岁初读这本书时，它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我豁然开朗。十七岁时再次通读，我发现自己以前并未真正理解它的内容。到十九岁时，我对这本书的印象又一次得到改进。也许是在二十一岁或二十二岁，还有二十五岁，以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间，我经常感到这本书的含义犹如万花筒般不断变化。如今，在我五十五岁时，再次从头到尾专心阅读这本书，让我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图景。但我不想因此下结论说，我如今的阅读感受比以前的更加真实更加可信。文本并没有变，变的是我。比如说，凯奇在《关于无的演讲》中准备了六种回答，无论人们提出的是什么问题，答案都会是其中之一。十五岁时我认为这是在以十分聪明的方式表述他的观点。到了五十五岁时，我觉得听到这种回答肯定是令人不快的经历。如今的我是正确的吗？还是以前的我是正确的？凯奇并不是个晦涩难懂的作家：恰恰相反。他性格活泼，颇具魅力，处事一丝不苟，有时还有点个性，甚至有些絮叨。他一次次地重复着“可怜的毛发蓬乱的马”，还反复提到消声室，并不断谈论如何看待巴赫这一重要问题。你抓住了这些关键内容。可什么是关键呢？这里是不是有太多的关键点？按照凯奇广受欢迎的声誉来判断，会不会一个关键点都没有呢？有时，凯奇也会变得喜欢说教、武断，他不失时机地试图使你相信实验音乐优于古典音乐，或者劝说你像欣赏交响乐一样享受观众的咳嗽声和婴儿的啼哭声，他还试着说服你相信，莫顿·费尔德曼（Morton Feldman）、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厄尔·布朗（Earle Brown）和他自己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仅有的符合时代潮流的作曲家。他在《一个演讲者的 45 分钟》里欣悦地大声宣告：“当代音乐正朝着我使之变化的方向发生改变。”他的大胆既让年轻人振奋，也让老一辈忧惧。一路走来，他挑战传统智慧，贬斥狂妄自负，清除错误的假设，抹去石板上的一切记录，让我们所有的人从头开始。你能不能看出，提出问题要比发表声明更容易促使人们独立思考？还有《不确定性》这篇演讲中记录的所有逸事，或许这也是众多读者从这本书中记取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在音乐界已经广为人知：爱洗衣机甚于沃尔特大叔的阿姨；从未实现的新西兰之旅；专断的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的荒诞推理；禅宗大师的传奇以及关于蘑菇的琐碎信息。凯奇讲述这些故事的方式剥离了情感的细微差别，使这个世界显得有点荒诞，置身这个世界之中的人们全都显得有些疯狂—除了凯奇。这些故事引人入胜。你也会发现，如果讲故事的人不是凯奇，那么很多故事都会变得平庸无趣。喜爱凯奇所写的书却无法理解其音乐的人称凯奇为哲学家。但他们忽略了更为明显的一点：凯奇与普通的哲学家不同，他是一位睿智的作家，写作风格极其优雅，善用诙谐幽默的悖论。事实上，凯奇在走上音乐这条路之前想从事的正是写作。

我第一次去巴黎时，原本应该回到波莫纳大学开始第二年的学习，可是我没回去。环顾巴黎这个城市，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哥特式建筑。对于哥特式建筑，我最喜欢的就是十五世纪的华丽风格。而这种建筑风格最让我感兴趣的则是那些栏杆。我连着六个星期在马萨林图书馆读书，每天图书馆的门一开就进去，直到关门才离开。我在波莫纳大学里认识的皮霍安教授来到巴黎，问我在干什么。（我们当时站在那里的一个火车站内。）我告诉了他。他竟然真的迅速抬腿踢了我裤子一脚，然后说，“明天去找古登菲戈吧，我会安排你跟他工作。他是个现代艺术家。”我和古登菲戈工作了一个月，测量他要进行现代化改建的房屋的面积，接电话，画下希腊式的柱子。我无意中听到古登菲戈说，“要想成为一名建筑师，就必须把全部精力完全倾注在建筑上。”于是我离开了他，原因正如我解释过的，让我感兴趣的东西还有不少，比如音乐和绘画。五年之后，勋伯格问我是否愿意把一生的精力献给音乐。我回答说，“当然。”跟随勋伯格学习两年之后，勋伯格说，“要想写音乐，你必须对和声有感觉。”我跟他解释说，我对和声毫无感觉。而后他说，我会一直遇到阻碍，就好像我面前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墙。我说，“如果这样，我会倾尽余生用头去撞那道墙。” 我最初移居这个国家时，我和大卫·都铎， M.C.理查兹，还有温里布一家人，住在同一个小农场。为了能有点不受干扰的时间，我开始在林中散步。那是八月。我开始采摘几乎遍地都是的蘑菇。而后我买了些书，想辨别出不同种类的蘑菇是什么样子。我意识到自己需要认识个了解蘑菇的人，于是给纽约的4–H* 俱乐部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秘书，她说会给我打回来。但是他们从未打电话。转年春天，我在麦兹格关于野生植物的书中读到，俗称黑瞎子白菜的臭菘是可以食用的。于是我采了一堆我认为是臭菘的蘑菇。我把其中的一部分给了当时来看我的父母，让他们带回家，另一部分按照麦兹格的建议烹饪，加了一捏苏打，过了三次水，然后招待六个人吃，我记得其中有个人是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为了展示出我对可以食用的野生植物的热情，我吃得比谁都多。喝过咖啡后，有人提议打牌。我开始大赢特赢。M.C. 理查兹离开了桌子。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贴到我耳边低声问道，“你没事吧？”我说，“不太好，我觉得喉咙火烧火燎，喘不上来气。”我告诉别人分掉我赢的赌注，我要弃牌了。我走出门开始干呕。接着上吐下泻了大约两个小时。丧失意识之前，我告诉M.C. 理查兹给我父母打电话，让他们不要吃那些臭菘。我问她别人的情况怎么样。她说，“他们没你这么糟。”后来，朋友们把我从地上抬起来，在我身下放了一条毯子，我只是说了句，“别管我。”有人给朱克（Zukor）医生打了电话。他开出了牛奶加盐的方子。我喝不下去。于是他说，“赶紧把病人带到我这儿来。”朋友们这样做了。他抽空我的胃，还打了肾上腺素维持心脏跳动。他说的话中有一句是，“再晚十五分钟，他就没命了。” 我被转到春泉峡谷医院。在那里，人们整夜给我打肾上腺素，给我彻底洗了胃，第二天早晨我感到精力充沛。我按铃叫护士，想告诉她我准备离开医院了。没有人过来。我读到了贴在墙上的一条通知，上面说，中午之前不能离开医院的病人要多交一天的费用。看到有个护士路过时，我赶紧冲她大喊起来，大致意思是在告诉她帮我办出院，我没钱交第二天的费用。很快屋子里就挤满了医生和护士，没用多久我就在众人的催促下出了院。我给4–H俱乐部打电话，告诉他们发生的事情。我强调说我下了决心继续研究野生蘑菇。他们说，“你给南山大道的克拉克（Clark）夫人打电话吧。”我打了，她说，“我帮不了你。你可以给在萨芬市A&P工作的某某先生打电话，他认识拉姆西县的一个人，那个人懂蘑菇。” 最终我总算拿到了盖伊·尼尔林的电话。我给他打电话，他说，“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过来。我几乎总在这儿，我会告诉你不同蘑菇的名字。” 我给麦兹格写了封信，告诉他臭菘有毒。他从未回复。一段时间后我读到，需要区分臭菘和有毒的嚏根草。它们在同一处地方同时生长。嚏根草长有带褶皱的叶子。臭菘没有。近年来，铃木大拙长时间在哥伦比亚讲学。他先是在宗教系做讲座，而后又到了别的学院。最后他确定留在哲学楼的七楼。那个房间两边都有窗户，中间是一张带烟灰缸的大桌子，桌子旁和靠墙的地方都放着椅子。屋子里总是挤满了听众，门口通常也有人站着听。修学分的两三个人坐在桌子旁的椅子上。时间是四点到七点。在这期间大多数人都时不时地打盹儿。铃木大拙从不大声讲话。天气好时人们会打开窗户。从拉瓜迪亚机场起飞的飞机时常会在我们头上飞过。但是他从不重复飞机飞过时他说的话。他在讲述时，我无论如何也搞不清他在说什么。要到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我在树林里漫步寻找蘑菇时，才会突然明白他所说的话。帕奇·达文波特听了我在民风录音室的录音。她说，“你讲到我问你对巴赫有什么看法时，我能非常清晰确切地回想起当时的一切，就好像昔日重来。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回答的吗？你对巴赫有什么看法？”我说我不记得我当时说了什么，我既感惊讶又感困惑。而后，和以往一样，第二天到来时我开始思考。放弃贝多芬和情感的高潮，等等，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是如此简单。但是放弃巴赫会更加困难。巴赫的音乐让人想到秩序，会让听者怀着荣耀美化自己对秩序的认同，这种认同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朝九晚五的工作方式和包围着人们的种种设备，只要打开开关，这些设备就会在上帝的旨意下运作。有人说，艺术应该是秩序的范例，这样才能使人们暂时脱离他们所知的周遭的混乱。爵士乐与巴赫是对等的（稳定的节拍，可靠的原动力），对巴赫的热爱往往与对爵士乐的热爱相伴。爵士乐比巴赫更诱人，也没那么强的说教意味。爵士乐把物质生活中的欢愉和痛苦推广普及，而巴赫更接近于教堂和相关的一切。正像我们所知道的，太多爵士音乐家整夜熬夜，甚至会吸毒，但是通过神秘的参与，我们仍允许自己成为—或至少认同— 瘾君子和夜猫子。放弃了巴赫与爵士乐，秩序就难以触及。帕奇·达文波特没说错。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原因就是，假使我们真的这样做，假使我们真的放弃了它们，那我们又还剩下什么？那时我还是小孩，有一次我在洛杉矶搭乘有轨电车去市中心。那天特别热，我一下电车，人行道上的柏油就粘在了我脚上（我当时光着脚）。走到人行道上，我发现天太热了，我只能往前跑，脚才不会被烫出泡。我走进一家卖廉价商品的小零售店想买杯根汁汽水。我来到卖这种装在大桶里的饮料的柜台前，说要买根汁汽水。一个站在柜台上的男人俯视着我说，“等一下。我要往里面倒糖浆，需要几分钟。”他加入最后一罐糖浆时手歪了，黏糊糊的糖浆洒了我一身。为了表示歉意，他要免费给我来一杯汽水，我说，“不要，谢谢了。” 贝蒂·艾萨克斯跟我说，她在新西兰时，人们告诉她，那里生长的野生蘑菇全都是无毒的。于是，一天她注意到一处山边长满了真菌，她采了不少做蘑菇番茄酱。做好之后她尝了尝，味道很糟糕。不过她还是把番茄酱装瓶放到一个架子的高处。一年后她打扫房间，发现了这瓶早已被忘在角落的调味酱。她准备把这瓶酱扔掉。不过扔之前她先尝了尝，发现味道已经变了。而且酱的颜色原本是脏兮兮的灰色，此时已经变成了黑色。她告诉我，酱的味道鲜美如同神赐，不论加到什么饭菜里都能让饭菜变得可口。乔治·曼特（George Mantor）有个鸢尾花园，他每年都会装点花园，扔掉花园里的一些东西。有一天，另外一个非常漂亮的鸢尾花园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带着妒羡进行了询问。原来，那座花园的主人只是收集了他当作垃圾扔掉的东西。考马拉斯瓦米夫人在印度生活时感觉阳光太强烈了，于是决定买把遮阳伞。她在附近的城镇里发现了两把阳伞。一把是在一家销售美国产品的店铺的橱窗里看到的，定价合理，不过不太好看。另一把是一家印度商品店销售的。伞是印度制造，很漂亮，但是贵得出奇。考马拉斯瓦米夫人什么都没买就回家了。但是天气一直是又干又热，因此几天后她再次到城里去，决定还是要买把阳伞。她路过那家美国店，注意到那把阳伞依然摆在橱窗里，价格依然合理。她走进印度店，要求看一看她数日前相中的阳伞。她打量这把伞时，店员说了价格。这一次定价低得离谱。考马拉斯瓦米夫人很吃惊，于是说，“我怎么能相信你？你的定价一天高一天低。是不是卖的商品也一样靠不住？”店员回答道，“夫人，街对面的人是做这行生意的新手。他们旨在获利。他们的价格很稳定。我们已经是几代人做这行生意了。我们把最好的东西留在家里，因为我们不愿意和它们分开。至于价格，我们总在变。那是能让我们对做生意保持兴趣的唯一方式。” *4–H 是二十世纪初在美国成立的组织，4–H 代表以字母 h 开头的四个单词，head—头，heart—心，hand—手， health—健康。它的宗旨是“让年轻人在青春期尽可能地发展他的潜力”。—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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