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收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258位作家的文章556篇。

本书共三册，共收录自先秦至近代古文名作近600篇，选目涵盖骈文、散文、辞赋，兼容各家各派，包括先秦诸子、史传、六朝骈文、唐宋古文、明清小品等，全面精到。每篇诗作由古典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章培恒、吴小如、程千帆、陈振鹏、霍松林、陈伯海、骆玉明等撰写鉴赏文章，讲解详尽，深入浅出，帮助读者领略文言文之美。插配了当代国画家如唐云、刘旦宅、戴敦邦等著名画家的数十幅彩色诗意图，令读者获得更佳的阅读体验。

章培恒




文字最初可能只是用来作为简单的标识，如不少研究者认为，在一些新石器晚期的陶器上，已刻有简单的原始文字，其意义大概就是如此。其后人们又用文字记录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如商人之后，常把所问的内容与结果刻在用的甲骨上，并将之收藏保存下来，这样就形成了最早的文献。一般谈论中国古代的文，都追溯到商代的卜辞，如朱自清《经典常谈·文》就是。但也正如朱氏所说，“这只算是些句子”，实际上还未成为“文”。商代的文献，应该还有通过其他途径保存下来的，像收在《尚书》中的《盘庚》三篇，其真实性为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它的内容比卜辞复杂得多。载于《尚书》的包括《盘庚》在内的商、周两代官方文书，大抵是最高统治者就国家重大事件发表的言论。这些言论虽然还保存着说话的语气，但文字显然是经过一定程度的整理的，因此它的意思能够表述得有层次而且比较完整。这些文书构成了古代最早的成篇的文章。
但《尚书》所记载的言辞还是很简朴。在春秋时代的外交场合，对辞令的运用要讲究得多了。因为这时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说话不妥当就容易给国家利益带来很大损害。孔子说到郑国人“为命”即准备辞令，是“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论语·宪问》），看来这似乎已经是颇严格的书面起草了——当然临场运用还需机变。这一类外交辞令有不少还保存在《左传》、《国语》等史书中。到了战国时候，游说之士以口辩打动人主而取富贵，他们对演讲、煽动的技巧都做过专门的研究，见于《战国策》的这一类文字，很有些滔滔不绝、辞采飞扬的长篇大论。
除了这些政治、外交场合的言辞，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私人讲学之风渐盛，学派林立，而各家的意见颇多相左乃至针锋相对，碰到一起难免发生口舌之争。在孔子讲学的年代，这种论争大概还不多，所以在其门生追记其言论的《论语》中，大抵是片断的语录。而《孟子》则已经是以善辩著称的了。但不同学说之间的论辩在口头上进行总是不能够十分严密和透彻，需要发展成为文字的表达。孟子晚年和门生在一起把从前他同人论辩的经过以及其他言辞加工整理出来，成为《孟子》一书，实际是一种介于言辞记录和书面论述之间的东西。——所以书里面他的论辩对手，好像不过是拳击的靶子似的；有些恐怕只是虚设的论敌。《墨子》、《庄子》也有类似情况，但也有更进一步的，就是单纯围绕一个问题作书面的论述，这样就有了脱离言辞记录的文章。而到了战国末年的《荀子》、《韩非子》中，则可以看到篇幅宏大、结构严整、逻辑性很强的论文了。
另一方面，对历史事件的记叙，也由简略逐渐趋向于详明。如春秋时代鲁国的官史《春秋》（古代把它视为解释《春秋》的书，现在的研究者则大多认为它原来是一部独立的历史著作），只是纲要式的历史大事记，文字十分简单，前后不相连贯，严格说来也不大能称为“文”。而产生于战国初年的《左传》，虽然记叙的历史阶段与前者大致相同，但比较具体地描述了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和有关人物的言行。因此在前者只用一句话就说完的事情，在后者往往铺展成相当长的篇幅，不少部分还描写得颇为生动。后来的《战国策》对有些历史事件（包括历史传说）的描写，较之《左传》又更为具体和细致。这些史书既保存了许多古人的言辞，又使记叙文获得很大的发展。
从上面简述的来看，文和主要起源于娱乐的诗歌不同，它在开始形成和初步发展的阶段，主要是受实用目的的影响。孟子说春秋时代的点，为“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下》），这其实是社会和思想复杂化的表现。这种点在战国时代表现得更强烈，人们面临着更多的社会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更多分歧，因此战国成为古文发展别迅速的阶段。不仅论说文，历史著作也向人们提供了作者认为是有价值的政治经验。
但在实用性的文中，一开始就并不排斥艺术因素的存在。举例来说，《左传》记晋楚邲之战，晋军败逃，有一辆兵车陷在泥坑里，追击的楚兵在后面教他们怎样把车子弄出来，晋人得以摆脱窘境，很不好意思，回头说了一句：“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咱们不像贵国经常打败仗逃跑，所以没经验。这种小故事没有什么深意，只是以幽默的趣味让人觉得好玩。而从整体上来说，历史著作除了记叙史实，向人们提供政治经验，那些人物故事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包涵着趣味性，能够引发读者的人生感想。像《战国策》记苏秦游秦，狼狈归来，家里人都不给他好脸色看；后来他游赵成功，得富贵荣华，家人遂对之恭敬有加，使得他感慨不已。这里面颇带有的气氛。拿诸子散文来说，目的虽然是在说理，但过于严肃乃至枯燥的说理总是不能让人喜欢，所以作者需要在文章中加入一些有趣的寓言故事之类以造成生动的气氛，使读者容易接受。而有的文章——如《庄子》中的若干篇，还常常直接抒发作者的感情，使人为之产生感情的共鸣。至于修辞技巧——如调谐音节、铺饰文辞、运用夸张手法等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增加阅读和记诵的愉快感。总之，尽管人们需要从理性、从逻辑上去理解世界，但活生生的感性活动终究是最基本和无所不在的。文如果不能给人以鲜活的感受和某种情感上的打动，就很容易令人厌倦。
秦汉以降，文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变化。在记叙文方面，《史记》把《左传》、《战国策》的传统大大推进了一步，它不仅善于刻画人物，而且这种刻画中还蕴涵了激情。战国纵横家夸饰风格的文字与楚辞的传统相结合，形成了汉赋。这种殊的文体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美文”，因为它虽然也拿儒家的大道理作掩饰，其实质却是追求文辞的美和想像力的表现。而赋的盛行影响了散文的骈偶化，到了魏晋南北朝成为盛行一时的骈文。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精致的一种文体，讲究对偶、藻饰、用典、声律，形式华丽，一般偏重抒情。骈文在推进文的艺术化、提高其审美价值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作为一种带有贵族文化征的文体，它也有自身的弱点，这主要是形式的拘束太严，不便于作自由活泼的表达，而且容易陷入陈套。再加上骈文较多偏离儒家文化规范，使它更容易受到指责。
到了唐代，骈文仍然很流行，但反对的声音多了起来。进入中唐，遂发生了由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韩愈他们所说的“古文”原是针对当时流行的“时文”即骈文而言，指先秦两汉时不重骈偶的散体文。后来唐宋“古文”成为狭义的专称，不是泛指“古代文章”；其意义与这一派的理论观点密切相关，其用意一在复兴儒学，一在解放文体。这种“古文”传统又为宋代欧阳修等人所继承。唐宋“古文”在过去常被视为文章的典范，所谓“唐宋八大家”也成为最为人们熟知的习称，但其实这种“古文”也是具有两面性的。从解放文体、恢复散体文的主导地位并在客观上造成了骈散结合的趋势这些意义来说，“古文运动”是有重要价值的；但这一运动以“明道”为理论宗旨，将“文”置于对于“道”的依附性和工具性地位，也造成很大弊害。至于唐宋“古文”家的创作则较为复杂，像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都有些不为儒道所拘、富于创造力、颇见个性的优秀文章。——苏轼的一些短文，还是晚明小品的滥觞。
明清时代，唐宋“古文”被推崇为文的正统。但由于程朱理学的影响，这时候的“古文”已经沾染了浓厚的道学家气味，重“道”而轻“文”的倾向越发强烈。而偏离这一正统的，则以晚明所谓“小品文”为代表。它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标榜，与产生于东南城市工商业经济背景上的个性解放思潮有密切关联，其风格亦以轻灵活泼、自由抒发为主要点，被一些研究者认为在某些方面已向现代散文靠拢。它不仅在清代保持着一定影响，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五四时期以及后来的白话散文的创作。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所谓“文”包容范围极广，其面貌亦极为纷繁复杂。以上只是略举大端，具体情况不可能一一说明。借用南朝梁代萧绎的话，是所谓“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内典碑铭集林序》）。
那些古文距我们年代已经久远，文字对于不同的读者来说也已有了不同程度的疏隔，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作为鉴赏的对象呢？
“鉴赏”按照文艺学理论家的说法，其情况颇为微妙。从最简单的意义来说，鉴赏总是要求对象中有可以赏玩、可以引发某种人生感想而带来一定愉悦的东西吧。而这种审美主体受审美对象的刺激而产生的精神活动，用马克思的说法，是一种“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么，有些东西恐怕是难以“鉴赏”的。譬如“文化大革命”中住“牛棚”的人们，常须写检讨或思想汇报之类，如果将它们拿给现今的年轻人看，虽然时间相隔不远，文字也容易读懂，却恐怕完全无法理解这东西是怎么写出来的，更不用说“鉴赏”了。因为读者实在难以从这里获得一点点“自我享受”。相反，有些文章虽然年代相隔久远，却能够被理解和鉴赏。譬如《孟子》里面关于“齐人有一妻一妾”的短文，写齐国某男子在外乞讨残食，回到家谎称与富贵者同餐，且做出一副了不起的派头傲视自己的大老婆、小老婆。读者不一定赞同作者借这个故事论说的道理，却能够从文章对“齐人”卑琐可笑的行止的讥刺中体会到对人的尊严的赞美，倘若联想到现实环境中某个整日夸耀自己曾同阔人吃过一顿饭或同大人物握过一次手的角色，不免会会心一笑。——这里分明是有些“自我享受”的意味了。
那么，人的“自我享受”的基础是什么呢？马克思早就指出：“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类的性”（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符合这种性的东西归根结柢是无法被人接受的，其中也就不可能含有可供人们“自我享受”的因素。其实，检讨书也是古已有之的，《文选》还收有曹植的《责躬表》（与《责躬诗》一起）。尽管他“才高八斗”，文章也写得很漂亮，但他这种不得已的自我羞辱、自我贬损，显然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对立物，因而这样的作品仍然使人讨厌。至于文能够让人喜爱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它提供给人们由鉴赏而获得的“自我享受”丰富到何种程度。前人的文字展开了一个空间，阅读与鉴赏的过程，既是对这一空间中所蕴涵的精神内容的体会，亦是人作的主体对自身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的验证。而且，由于历史不可重复，某些具有定时代征的审美形式、审美经验只能从前代遗籍中获得。换言之，优秀的古代文篇，具有扩展和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的价值。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排列于时间流程上的各种各样的古代文篇中，我们又看到人们在不同历史条件及具体个人遭遇下的生活情景与人生向往，以及由此所生发出来的喜怒哀乐、恩仇好恶，它们和现代人的生活感情、艺术趣味的逐步接近，这对于今天的读者也是很值得玩味的。
通过对古文的阅读和鉴赏，还可以增加我们的文化知识，并在文章写作、语词运用方面获得某些益处，这道理比较简单，就不想多说了。
古文的选本过去有过很多，旧时的当数清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所编选的《古文观止》，这书至今仍拥有很多读者。但以今人的眼光来看，编者的选择标准未免偏狭，所作的评注也颇有八股气息。重新编一部包容范围较广、选择较精、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和评析的《古文鉴赏辞典》，实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本书就是基于这样的目的而编纂的。由于我国过去的文包括文艺性的与非文艺性的两类（也有非文艺性的作品而含有若干文艺性成分的），前者可供“自我享受”，后者则可借以加强文化素养和提高写作方面的能力，本书的选目和释文都企求尽量顾及这两个方面。在注释方面，凡从辞书中容易查得的文言词语一般不注，以避免琐碎；着重对人名、地名、典故、史实及难解难查的词语作注，冀便读者解决疑难，开卷得益。但限于我们的水平和能力，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集合了中国现当代两百多位古典文学界著名的专家学者，有章培恒、吴小如、程千帆、陈振鹏、霍松林、陈伯海、骆玉明等。

先秦


无逸３


郑伯克段于鄢８
曹刿论战１２
烛之武退秦师１６
宫之奇谏假道２０
秦晋殽之战２３
勾践灭吴３１
王孙圉论楚宝３８
里革断罟匡君４１
苏秦以连横说秦４４
邹忌讽齐王纳谏５１
齐人谏靖郭君城薛５５
颜斶说齐王贵士５７
冯谖客孟尝君６３…………

郑伯克段于鄢《左传》
初，郑武公娶于申①，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②，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③，他邑唯命。”请京④，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祭仲⑤曰：“都城过百雉⑥，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⑦；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⑧，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⑨。公子吕 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寘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 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原文原文〔注〕① 郑武公： 姬姓，名掘突。申： 国名，姜姓，侯爵，故城在今河南南阳。② 寤生： 寤乃“牾”之借字，犹言逆生，指婴孩足先出。③ 虢叔： 东虢国君，姬姓，立国于今河南荥阳东北。虢叔恃其地势之险固，有骄侈怠慢之心（《国语·郑语》），公元前767年为郑所灭。④ 京： 郑国地名，在今河南荥阳东南。⑤ 祭（zhài债）仲： 郑大夫，亦称祭足。⑥ 都城过百雉： 都，都邑；城，城垣。城长一丈、高一丈谓之堵，三堵为雉，故雉为高一丈长三丈，百雉为长三百丈。《战国策·赵策三》马服君对田单曰：“且古者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与《左传》“城过百雉，国之害也”相符。⑦ 参国之一： 参，同三。国，国都。此言大的都邑，其城不过国都三分之一。⑧ 不度： 不合法度。非制： 非法制所许。⑨ 西鄙北鄙贰于己： 谓将郑西部与北部边境之二邑既属于郑，又属于己，为两属之地。 公子吕： 字子封，郑国大夫。 无庸： 庸，用。无庸，犹言用不着。将自及： 谓祸将及其自身。 廪延： 郑国地名，在今河南延津附近。 “不义”二句： 不义不昵，不义则不昵。昵，据《说文》当作“”，黏连的意思。二句谓不义就不能团结众多的人，势力再雄厚也要崩散。 完聚： 完，完（坚牢）城郭。聚，聚粮食。缮甲兵： 修缮盔甲兵器。具卒乘： 具，充足；卒，步兵；乘，车兵。 鄢： 郑国地名，在今河南鄢陵附近。 共（gōng恭）： 本为国名，后为卫别邑，在今河南辉县。 寘： 同“置”。城颍： 郑国地名，在今河南临颍西北。 颍考叔： 郑大夫。颍谷封人： 颍谷，郑国地名，在今河南登封；封人，管理边界的官吏。 遗（wèi畏）： 赠与，送给。 繄（yī衣）： 语助词。 泄（yì义）泄： 舒散快乐的样子。 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见《诗经·大雅·既醉》。匮，竭尽；锡，赐予。意为孝子孝敬父母无竭尽之时，所以能经常感化族类的人。公元前722年，在郑国统治者内部发生了一件骨肉相残的事件，这就是《春秋》上所谓的“郑伯克段于鄢”。《公羊》、《穀梁》都提到这件事，发表了一些议论。但从事件的叙述、人物的刻画方面来说，《左传》的文字写得体精彩，历来脍炙人口。
姜氏厌恶其子郑庄公，始于郑庄公出生时的难产。可是她对于共叔段，却又非常溺爱。屡次请求郑武公废长立幼。虽遭到武公的拒绝，但姜氏并不就此罢休，这就充分说明了这个女人不仅愚蠢而且顽固。姜氏的一恶一爱，始终贯串于矛盾的产生、发展和激化的过程，正是行文的脉络所在。
郑庄公即位后，姜氏要求把制邑分给共叔段，制，地在虎牢，形势十分险要。姜氏为共叔段要求封制的居心何在，郑庄公是十分清楚的，当然不能允许，直截了当地告诉姜氏：“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据说虢叔恃险不修德政，结果被郑武公所灭。对于郑庄公这段话中所包含的杀机，姜氏未必能够完全参透。求制不得而求京，这也在郑庄公意料之中。由此可见，姜氏的筹算一开始就落入郑庄公的掌握之中了。
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总是把维护自己的权力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即使母子兄弟之间，也丝毫不能缓解他们之间权力之争的矛盾。从郑庄公即位到共叔段外逃，共经过了二十二个年头。这漫长的岁月，突出地表现了郑庄公蓄谋之久，甚至连他的左右大臣也察觉不出其心迹，被蒙在鼓里。当祭仲提出京的制度不合规定的时候，郑庄公却说：“姜氏要这么干，我有什么办法避免这种威胁呢？”装成无可奈何的样子。等到祭仲提醒他“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时，他才说出“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的话。这个“毙”字和“虢叔死焉”的“死”字是一脉相承的，即使在这一点透露之中，也遮上了一块帷幕： 表明这是在自杀，而非他杀，企图逃避杀弟的罪责，可说既狠毒又狡猾。
郑庄公设下的陷阱，就是养共叔段之骄，纵共叔段之欲，使其不断膨胀，逐步发展到自我毁灭。权力欲望的沟壑是永远填不满的。郑庄公竭力容忍共叔段的得寸进尺，从表面上来看，好像处在被动地位，实际上主动权仍然掌握在郑庄公的手里。如果加以扼制，共叔段就会收敛，郑庄公企图使其自我毁灭的目的就会落空。因此，不管共叔段使“西鄙北鄙贰于己”也好，还是进而把二邑归为己有，封地扩展到廪延也好，郑庄公都不露声色，听之任之。即使他的心腹公子吕连续向他提出警告，甚至说出“欲与太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这样的话来激他，他都不为所动。这说明郑庄公的深藏不露，真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等到共叔段完成了进攻国都的准备，并得知姜氏开城作内应的确切时间之后，郑庄公才发布讨伐共叔段的命令。长期郁结的怨恨一下从“可矣”二字中迸发了出来。公子吕伐京后，共叔段逃到鄢，郑庄公又亲自率军攻鄢，终于使共叔段彻底垮台。对于姜氏当然也不会放过，把她放逐到城颍，而且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怨恨之深溢于言表，再也用不着掩盖了。
和郑庄公的极端冷酷相比，共叔段则表现为极度狂热。这种狂热，既表现了攫取权力的野心，也表现了施展权术的低能。共叔段的步步逼近，实际上都是在步步落入郑庄公为他设下的陷阱。争权夺利，可以使人变得冷酷无情，也可以使人变得骄横狂热。从本质上来说，它们都是封建统治者罪恶本质的表现。因此，这一对亲兄弟，犹如一根毒藤上结出的一双恶果，其胚胎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不过一个是胜利者，一个是失败者而已。
姜氏、共叔段母子的密谋及活动，在文章中并没有作正面描写，只是通过简要的记叙和郑庄公与祭仲、公子吕的对话表现出来。这样写不仅使文字显得十分简洁，而且突出了郑庄公在这场斗争中的主导地位。对于姜氏、共叔段的密谋活动，郑庄公了若指掌；而姜氏、共叔段对郑庄公的险恶用心及严密部署却毫无所知。妙在似明实暗，似暗实明。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对话，郑庄公这个奸雄的性格征，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遂为母子如初”的结尾，读来使人感到十分滑稽，有人称之为丑剧，亦不为过。像姜氏母子这样早已失去了普通人性的典型人物，在经过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之后，能够毫无芥蒂，再叙什么天伦之乐吗？何况在郑庄公刚出生之时，就埋下了怨恨的种子。“遂为母子如初”的“初”字就缺乏依据，显得勉强了。血腥的厮杀早就把统治阶级竭力宣扬的那层薄薄的“孝悌”的外衣撕得粉碎了。无怪乎史官对此事的也感到为难了。“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是作者针对颍考叔而说的。将孝道永赐予汝之族类，似乎是郑庄公受到颍考叔孝母的感染，其实不过是庄公借此就坡下驴。他之所以欣然接受颍考叔的建议“阙地及泉，隧而相见”，不过是企图缝补这些破碎的外衣，掩盖已经充分暴露了的的躯体和丑恶的灵魂，这也是千古奸雄的伎俩。因为在这里郑庄公又集中地表现了他的伪善，而伪善是永远和丑恶伴随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