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十五讲_陈漱渝_9787571111960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作者陈漱渝长期担任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是鲁迅研究领域第二代学人的代表人物。全书从鲁迅与同时代人的交往、鲁迅经典解读、鲁迅精神的传播等三大方面探讨鲁迅的现实世界、文学世界与精神世界，较为系统地呈现了鲁迅文化传统的丰富性。作者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考据，引领读者看到在二十世纪前叶中国社会巨大变革的历史进程中，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对启蒙大众、振兴民族文化的追寻与担当，启迪读者对二十世纪前叶的中国文化、社会演变进行全面的思考。全书饱含激情而又文风晓畅，既有宏阔的历史视野，又有对当下的观照，集作者半个世纪以来研究之精粹。

讲演改变了我的命运感悟鲁迅经典

记不清是在哪次学术研讨会上，陈子善兄夸我是讲演家。这当然是玩笑话，或者说是谬奖。爱听人夸，不爱听人贬，这也许是一种人性的共同弱点，我也未能免俗。但是无论我如何自我膨胀，还不至于真把讲演家这顶华冠扣在自己头上。因为我从小不擅辞令，又是湖南人，普通话不标准；长期慢性鼻炎，更影响了吐字清晰。年轻时眼小脸瘦，被人讥为尖嘴猴腮，从不会挤眉弄眼秀表情，把讲演变成表演。更为重要的是，我偏爱史料，不爱追逐走马灯式的新潮理论，因此发言多微观而少宏观，多俗见而少创见。再加上我是科盲，至今仍不会用电脑，所以无法利用幻灯片等现代科技手段以收图文并茂、情景交融之效。鉴于以上种种实情，从准确意义上讲，我之所谓讲演其实就是漫谈。漫有不受约束的意思，谈有对话聊天的意思。漫谈多有提问交流环节，主讲跟听众之间只有话多话少之分，但却处于平等交流的位置。我并不自以为是，屡屡声明我的发言只是一孔之见，从不以资深专家意见领袖自居。

虽然我的讲演没有什么特殊价值，但讲演的确改变了我的命运。这得回溯到 1973 年和 1974 年，当时我在北京鲁迅中学教初中。学校的旧址即北洋政府时期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旧址。校内有一个西小院，院内矗立着一座刘和珍、杨德群烈士纪念碑。碑的背面镌刻着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名句：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有一次，北京西城区师范学校团委组织学生到北京鲁迅中学瞻仰三一八遇难烈士纪念碑，请学校选派一位老师讲述这座碑的历史背景，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校领导推荐的对象是史地教研组的范永禄老师。范老师博学资深，但为人谨慎，不愿做这种言多必失的事情，便以《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是语文教材为由，死活不答应，坚持让教语文的我来救场。校方一时找不到其他的代替人选，只好临时把我推上讲台。首先应该归功于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一文的感染力，我这次讲座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学生听众那张嘴就是免费广告，从此到鲁迅中学联系听我讲座的单位越来越多，平均每周一至两次，每次两个多小时。听众有工厂的工人，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更多的是中学生。为特殊的是，我还被派出所邀请给未成年罪犯讲过一次课。这次讲座的讲稿就成了我出版的本小册子《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后由北京出版社公开出版。但书中的一些章节先被《南开大学学报》《光明日报》等报刊选登，这就成为我 1976 年 4 月调入鲁迅研究室的学术资本，我也由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成了专门吃鲁迅饭的研究人员。这就是我所谓讲演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根据我讲演的体会，讲演者首先要态度真诚。讲演要让听众入心，首先讲演者要跟听众交心。鲁迅说，跟敌人交锋必须穿盔甲，否则中了暗箭叫作活该，而跟朋友交谈则可以赤膊即以坦言沟通心灵。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先生在东京讲《解文说字》时，夏天就真的赤膊上阵。一场怀有戒心的讲演，瞻前顾后，四处设防，那肯定收不到我口抒我心的效果。面对不同层次的听众讲演，还必须尽可能深入浅出，力求把复杂的问题讲明白，而不是把讲坛视为自我炫耀的场所，刻意卖弄学问，把一个原本简单明了的问题讲得越来越玄虚，让听众如坠云雾中。

讲演乏味是常见现象。有人形容有的讲演现场，前面的听众在玩手机，中间的听众在聊天，结果吵醒了后面打瞌睡的听众。我觉得讲演要吸引听众应该适当穿插一些生动的例子，使抽象的道理具体化，概念化的东西形象化。1925 年 1 月 17 日，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二》中写道：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1936 年8 月23 日，也就是鲁迅临终前不久，鲁迅在《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这也是生活……》一文中仍然强调：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这就表明了鲁迅主张的一贯性。任何人的讲演或发言，如果好用陈言套话，从概念到概念，那多半不会收到好的效果，就像无枝无叶的花果必然没有生机一样。

记得鲁迅还讲过：创作需要热情，讲课需要冷静。讲演过程中，我觉得既需要缜密的思维，同时不可或缺的是情感灌注。我所谓的情感灌注指的是爱憎分明的立场，它并不是取决于声音的高低如果声音超过了 50 分贝，那多半就会变成噪音。不过，在一个意识形态多元多极的舆论环境下，要做到爱憎分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较讨巧的办法还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相对主义哲学。这原本是《庄子·齐物论》中的一句话，当下已被西方哲学家发挥到了极致。但既然任何国家、任何体制之下都存在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社会现象，任何发声者都不能没有一个立场和底线，那么吃瓜人仍然难以成为一个冷眼看世界的旁观者。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有一篇《再论文人相轻》，其中有一段话让我刻骨铭心：文学的修养，决不能使人变成木石，所以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爱到麻疯病菌的文人，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鲁迅的主张是：文人不应该傲慢，但也不应该随和，而应该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我生平爱读的鲁迅杂文就是《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这两篇。我认为，这两篇杂文也可视为典范的讲演，跟闻一多的《后一次讲演》一样永垂不朽。

以上所云，只不过是我对讲演的体会和追求，并非是自己业已达到的境界。我出的本讲演集叫《假如鲁迅活到今天陈漱渝讲鲁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8 年出版。那书中留存了我讲演的败笔。

记得 1941 年 10 月 18 日，鲁迅夫人许广平在《上海周报》第 4 卷第 17 期发表过一篇《如果鲁迅还在》。我误以为谈论假如鲁迅还在是一个轻松而有意义的命题。听说外国人对于假如拜伦还活着就有各种各样的假设，不同的假设者相互之间虽然看法不尽相同，但都会保持着起码的尊重。万万没想到会有以文坛刀客自诩的批评家认为这类命题无异于痴人说梦，过过嘴瘾而已，屁意义也没有（《山西文学》2004 年第 12 期，第 83 页）。我因为祸从口出，受到了 3 年多的围剿，只有挨骂的义务，几乎没有解释的机会。遍体鳞伤的我只好写了一本自传，权当自辩书，当然也有自我反思的内容。这部自传至今再版了 3 次，第 3 次修订版名为《我活在人间》，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9 年 9 月出版，书中第 192 页至 197 页就有关于这件事的回忆。关心此书的读者可以参看，在此不再复述。

吸取了上述教训，我的这本书以解读鲁迅经典为主要的内容。因为文本是研究的基础，要解读鲁迅，还是要以他的文本作为依据，不宜天马行空，随意发挥；更不宜自以为是，代鲁迅立言。代言人的观点即使正确，甚至比鲁迅更加精彩，也无论如何不能取代作为历史存在的鲁迅。站在巨人肩上的即使是当代权威，也终究成不了为他垫底的那个历史巨人。

有人问：这人世间究竟存留了多少书籍？我无法准确回答这个问题，仅知道据统计，2018 年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文献就多达 3768 万余册，这还不包括数字资源。任何人皓首穷经都不可能通读这些书籍，只能根据职业需求和个人兴趣进行选择性的阅读。如果有人需要别人推荐书之类，我认为稳妥的办法就是推荐经典读物包括科学经典、人文经典、艺术经典。鲁迅著作就是公认的人文经典。

经典读物虽然类型不同，但却具有共性：有价值，有意义；有原创性，有奠基性，有典范性，有权威性；不仅经久不衰，而且历久弥新。无怪乎有人把经典作品跟一般读物的区别，比喻为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凡鸟，峻岭之于平原，江海之于溪流。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的小说、杂文都极具原创性、实验性、先锋性。鲁迅作品涉及诚与爱人的解放等人类的永恒主题，具有价值和意义的相对稳定性，但又会随着时代变迁和读者改变而产生意义增值。据大数据统计，当下《鲁迅全集》在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中的引用率名列前茅，在自然科学论文中的引用率也相当高。这说明有众多研究者都在跟鲁迅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借鉴这位历史巨人的观点创造性地思考当下面临的现实问题。

正是由于鲁迅经典既具有历史意义又具有当代意义，因此需要重读重温。在阅读日趋娱乐化、碎片化的时代，重温鲁迅作品这类经典读物就更具有迫切意义。解读鲁迅作品的基本要求有两点：一是精读细读，二是知人论世。一般读物可以泛览、跳读，但经典作品需要重温，同一文本在不同时代重读，肯定会有不同的获益。除此之外，知人论世是打开鲁迅著作宝库的一把金钥匙。1936 年 4 月 5 日，鲁迅在致王冶秋的信中说：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鲁迅作品是中国社会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百科全书。他的小说、杂文跟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一样，都是忠实的历史记录。前些年有些学界名人在论述女师大学生运动时，说女师大学生如何刁蛮，背后的支持者如何不堪，而以婆婆自居视学生为小媳妇的女校长杨荫榆又如何受了委屈，就是因为他们对那个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并不了解。知人就是要了解鲁迅的同时代人，特别是要了解鲁迅作品中褒贬的历史人物和历史语境。只有对这些与鲁迅有关的人物进行独立、全面的研究，才可能对鲁迅评骘的得失正误作出科学的评价，也才可能对这些历史人物作出公正全面的评价。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只有跳出鲁迅，才能逼近鲁迅。

当然，同样阅读鲁迅经典，不同人会有不同的阅读经验。我读鲁迅时首先注意把握不同体裁作品的文体特征。比如他的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既含史的因素，也含诗的因素。史是指自传成分，诗是指虚构成分。既然如此，我们就没必要对书中的某些细节较真，如日本仙台医专的课堂是否放映过日本兵屠杀中国人的幻灯片，鲁迅是否真的折断过周建人小时候糊的风筝，鲁迅是否在父亲周伯宜临终的床前大声哀号……。读鲁迅日记，我用的是对读的方法。鲁迅有不准备发表的生活日记跟生前已经发表的文艺性日记（如《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马上日记之二》）两类。初读鲁迅的生活日记，必须觉得味同嚼蜡。但若跟他的文艺性日记对读，特别是与其书信及相关回忆录对读，就可以破译鲁迅的很多生活密码，越读越觉得兴趣盎然。鲁迅是渊博的，生活阅历也相当丰富，非常人所能及。但鲁迅毕竟也会有历史局限，比如他生前未能像罗曼·罗兰那样，对十月革命的故乡俄国进行实地考察，只读过胡愈之、林克多、瞿秋白等人写的一些见闻录，以及反苏营垒的一些宣传文字。所以，鲁迅对苏联状况的了解不可能十分全面，特别是对苏共的党内斗争更不可能深入了解。但是我们今天重读鲁迅当年那些涉及苏联的杂文就会发现，他对当时苏联的肯定主要集中在农奴制的颠覆和由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的生产力解放。人权和生产力这两个标准，我认为至今仍是评价社会制度优劣的基本标准，所以我们不能因鲁迅谈论苏联杂文中某些史实的失误或片面，就全盘否定这批文章的价值。我曾将这种阅读方法称为剥离法，即将文中史实的不完整性与其价值的普适性相剥离。不过，以上所说都是个人的阅读经验，也会暴露我个人的局限性。置身于当今这个错综复杂和日益不确定的世界，人们习惯于对事物进行多维性的观照和不确定性的思考。所以对鲁迅作品的阐释有着无限的空间，这是可以预期的。所以，我这本书，只是我的一点学习心得，不揣浅陋，供读者参考。

如果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算到现在，我讲演的历史也快半个世纪了。我记不清场数，也无法统计听众的准确人数，自我感觉是五味杂陈，主要是感激、感动，但也有心碎、心痛的时候。有一次我到湖南农业大学讲演，这次讲座由该校学生会邀请，属公益活动性质，时间是周六晚上。该校学生会的组织能力很强，先张贴海报，而后网上报名预约，入场券是铅印的，对号入座，志愿者导位，服务细微而到位。我先被邀请到休息室，在留言簿题字留念，接受邀请方赠送的鲜花。休息时还备有茶点水果，虽不多，但让人暖心。讲座过程中气氛热烈，因超员，台后和后排出口处也站满了热心的听众。不幸的是，散场时过于拥挤，一名学生不小心撞在玻璃门上，额头划了一个大口子，我立即让送我回宾馆的车送这名学生去医院。学生幸无大碍，但缝了 5 针。2020 年 1 月 11 日，我到国家图书馆文津大讲堂讲重温鲁迅经典。这是一个周六的上午，人们难得休息，但文津大讲堂仍然满座。十一点半讲座结束，几十位听众挤上台找我签名留念。那讲台不高，有些听众不走两边的阶梯就直接跨上来了。其中一位 73 岁的听众不小心摔倒，左眼角磕在地上，裂开一个小口子，鲜血立刻涌到脸上，顿时把我吓呆了。国家图书馆有举办讲座的经验，马上就有工作人员拿来急救箱做了止血和消毒处理。包扎完，那位听众仍然坚持请我在书上签名。那是我新出的 3 本书，我看到书的封面都沾上了他的鲜血，情急之下匆忙写下了向您致敬这四个字，聊以表达我的愧疚。但他说：不行，请你写上向鲁迅学习。我当然只能满足他的愿望。我看这位老人伤得不轻，担心他可能脑震荡，便立即跟工作人员一起送他去附近的海军医院做检查，CT 结果表明无大碍，我悬到嗓子眼儿的心才渐渐平息下来。事后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位老人是东北人，来北京跟儿孙团聚，因岁数大，老伴儿不让他独自外出，但他常溜出来听讲座。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北城区图书馆等处举办讲座，他每场必到。听完，我更为愧疚！记得鲁迅在《坟·写在〈坟〉后面》一文中讲过一个故事：1923 年左右，有一个学生来买他的书，从衣袋里面掏出钱来放在他手里，那钱上还带着这个青年的体温。这体温便烙印在他的心头。他此后写文字时，便常怕毒害了这类青年，迟疑不敢下笔。鲁迅说：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回想起来，我每次讲演，无论层次高低，听众多少，我倒都会认真准备，几乎没有毫无顾忌说话的时候。至于内容的正误得失，那是取决于我的水平，倒不是因为态度。不过，随着年岁日高，疾病日增，我举办讲座的机会肯定越来越少。感恩我的这类热心听众，是这些相识或不相识的文友，用他们的热情炙热了我这颗苍凉的心，让我切实感受到了生命的些许价值。

文末还需要补充一点，严格意义上的讲演是一种宣传形式，其讲稿也成为一种特殊的文体。本书所收诸篇有的是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比较口语化；有的是事前写好的讲稿，临场再将书面语言转化为口语，所以文风不尽一致。所以准确地说，这本书书名中的讲既含演讲之意，也含讲解之意，专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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