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地方中草药文献研究（1949-1979年东北普查卷共8册）（精）_ 张瑞贤，张卫，刘更生，蒋力生编_9787530491249

　　该书收载了1949-1979年间全国各地编写的地方中草药文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更好地保护这批珍贵的文献资料，该书采用了原书影印的方式，大程度地保留了文献原有的学术风貌。现对编辑整理规范做以下具体介绍。
　　1.由于时代原因，文献中存在大量与中医药学术内容无关的词句，该书在编辑中对此类内容进行遮挡修图处理。若整页内容与中医药无关，则删除整页，并标注为“白页”。
　　2.部分原文献存在缺页情况，该书标注为“缺页”。
　　3.部分原文献仅保存有早期相关机构摄制的书影图片，纸质版图书亡佚，且该部分图片文献存在摄制书影不完整情况，如上下缺行、近订口行缺字等。上述情况，该书未进行补字处理。
　　4.部分原文献开本尺寸过小，且图片、文字字号较小，为便于阅读使用，该书对此类文献书影进行了等比例放大处理。
　　5.原文献书名中“上册”“下册”“第一册”“第一辑”“第一集”“第一部分”等分册字样，在该书书名页、书眉、页脚等处，均加括号处理。
　　6.本套丛书采用影印方式出版，由于历史原因，书影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错别字、异体字、不规范简化字，也存在一些当时通行的计量单位、各地习用的中药名称、当时的地名及行政区划与现行规范和标准不一致的情况，以及与我国现行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律法规要求不一致的内容，请广大读者在阅读时注意鉴别、换算。
　　7.为方便读者阅读，该书提要中部分词语与原文献保持一致，未做统一处理，如“熄风”与“息风”，“中名”与“中文名”，“拉丁名”“拉丁文”与“拉丁学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前30年间，中医药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两次具有鲜明特色的运动，即1949-1965年的“献方”“采风”运动和1965-1978年的“一根针、一把草”中草药运动。这两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中医药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中医药事业的迅速发展。
　　早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就号召中医工作者公开各自的秘方。1955年3月，全国卫生科学研究委员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提出“整理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强调加强对中医中药知识和中医临床经验进行整理和研究、搜集和整理中医中药书籍（包括民间验方、单方），拉开了20世纪50-60年代全国范围的中草药“献方”运动的序幕。1955-1958年，在召开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之前，全国已有江苏、福建、山西、河北、辽宁、黑龙江、云南、四川、河南、广东、广西、山东、陕西、吉林、安徽、贵州、青海等19个省及自治区开展了中医药验方的搜集整理工作，并编写了各省、自治区验方集。1958年11月，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在河北省保定市召开。会后，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有9个分册的《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展览会资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有15个分册的《十万金方》．其内容涵盖临床各科。其中，以中医外科（包括皮肤科）用方数量最多、疗效最好；其他如寄生虫病、虫兽咬伤、跌打损伤、骨折、癫痫和急性传染病等病证的用方也较为丰富，且效果明显。在当时艰苦的医疗条件之下，“献方”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基层缺医少药的问题。这一时期，广大民间中医表现出极高的觉悟和奉献精神，他们无私献出的不仅仅是几个方子、几点经验，而是从来秘不示人的家传之宝、家族世代维持生计的依靠、救死扶伤的灵丹妙药。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之后，轰轰烈烈的“献方”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献方书籍大量涌现，且从1958年前的由省级单位组织编写，发展到1958年后的由市级、县级甚至卫生队组织编写。据统计，当时全国范围内编写的献方书籍有830余种，这充分体现了“献方”运动范围之广、影响之深。
　　随着“献方”运动的广泛开展，人们开始关注组成献方方剂的药物品种和资源，并因此触发了对药用植物、药用动物以及中草药资源的考察和研究，这成为中草药运动的源头。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志发出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一指示拉开了“中草药群众运动”的序幕。20世纪60-70年代，许多中药工作者（包括临床医生），特别是生药专业的科研工作者，深入各地考察药材资源。有些地区的卫生部门也组织开展了当地的中草药资源普查。此外，科研工作者对一些民间流传的有丰富使用经验的药物品种进行了深入研究，筛选出一批疗效确切、安全可靠的草药，丰富了中药品种。在调查研究和临床实践后，他们编写了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中草药类书籍。据不完全统计，此类中草药著作数量约有1080种。这些书籍的内容，有的偏重于地方性中草药资源普查，有的偏重于中药炮制，有的偏重于中药栽培、鉴定，有的偏重于中药制剂，有的偏重于资料汇编，有的偏重于中药的临床应用，还有的偏重于民间的土单验方，不一而足。此期间出现的集大成著作，就是科研工作者主持编写的《全国中草药汇编》和《中药大辞典》。1977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增加的大量草药新品种，都是这个时期中草药资源调查、民间草药经验收集研究的成果。
　　这一时期编写的中医药书籍，无论是献方书籍还是地方性中草药书籍，都具有宝贵的“原创性”，承载了当时人民群众的智慧和经验教训，是对中药学知识的探索与实践，具有范围广、地域性强、真实可靠、简便廉验等特点，对研究总结中草药应用的宝贵经验，进而促进中草药的普及、推广、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然而，当时书籍的出版印刷很不规范，这些中医药书籍既有由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又有没有正式出版，而由单位、团体自行印刷的。这些书大量流散，寻觅不易。有的存在于旧书摊或古董市场中，在全国图书馆中没有编目；有的因为是手抄本或油印本，印刷数量少；有的因所用的纸张简陋，书页脱落或文字不清晰，而被图书馆淘汰。由于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些书籍大多处于濒临绝迹的困境。本课题针对这一时期所编写的中草药验方、地方性中草药书籍，首次进行抢救性文献搜集整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广泛的搜集与征集工作。课题组人员经过近10年的不懈努力，通过深入主要省、市、自治区的80余家图书馆和各地旧书市场，实地调研，拜访私人藏书家，共搜集到这一时期的中草药书籍1920余种，此次出版精诜了其中492种。存此慕础上，课题组人员进行书籍目录和提要的编写工作，并对全部书籍进行扫描影印，以便于完好地保留这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的珍贵资料。
　　这一时期的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三级医疗保健网和“赤脚医生”一度被认为是中国农村医疗服务的“三大法宝”，曾经惠及多数农村居民，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给予高度评价，被誉为“以最小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本课题组试图通过不同来源史料的对比和研究，尽可能还原这段时期的历史事实。多年来，课题组对当时的一手材料——“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以及正式出版发表的相关著作、文章（如《人民画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医药大事记》《中医年鉴》《中药年鉴》，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等）等进行了全面的搜集与整理。此外，课题组采用口述史的方法，对90余名医疗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进行了采访，并汇总成口述史采访资料，形成35万余字的基础书稿。课题组在综合研究分析上述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1949-1979年中国地方中草药发展史研究》，从史学角度分析其中的经验与教训，以为今日中医药学发展乃至当今的医疗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
　　我们虽然能力有限，同时在科研工作中也面临着经费掣肘、当事入年迈甚至已经作古的难题，但仍不懈努力，希望通过自己的绵薄之力，使这一时期中医药科研工作者与群众的智慧、成果、缺憾、不足能够被更多的人所了解，一方面能启迪后人，真正做到以史为鉴；另一方面，更希望其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能薪火相传、惠及后世。
　　另外，由于时代久远，本套书中提到的部分人名已无法确认，故本书采用音译的方式进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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