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百年史（上下册）_王先明等_9787100194495

该书系统梳理了20世纪以来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的历史，重点分析孙中山、梁漱溟、晏阳初、、刘少奇等多位历史人物对乡村建设这个历史命题的认识、表述和实践，进而叙写现当代中国共产党为建设中国乡村做出的努力，尤其是中共十八大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在超越性发展中所具有的新时代特色。中国共产党通过乡村振兴战略，从根本上解决了困扰已久的三农问题，实现了全面小康的目标。无论是基于思想脉络还是基于实践探索，其中新农村建设的思想诉求或话语模式绵延既久，已跨越了时代，贯穿百年历史进程。

一、意义与价值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把和谐同富强、民主、文明一起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而推进新农村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难点。早在200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就指出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2006年一号文件，提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策，通过政策惠农、制度利农、法律护农、科技兴农、基础强农、发展富农、服务助农、城市支农、环境宜农等一系列举措，基本形成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框架，支农、惠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艰巨、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构建和谐社会，重点和难点也在农村。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和前提。新农村建设思想与实践已经构成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新世纪以来，农民收入连续九年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全面建成小康仍极为艰巨。要大力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不要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要看大多数农民收入水平是否得到提高。如果不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起来，不把农业现代化搞上去，现代化事业就有缺失，全面小康就没有达标。针对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的瓶颈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高度上提出新农村建设思想的要求：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这样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我们的乡村建设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时代高度，同时也凸显了这一课题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正确选择。而建设新农村，又是科学发展观在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以下简称三农问题）方面的实践，是关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在全新理念指导下的一次农村综合变革。

把三农问题置于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中审视则不难发现，今天新农村建设所试图解决的三农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本质、重要的社会矛盾在当代的具体体现。或者说，是国家在长达上百年的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关键的、带有连续性特点的矛盾问题在当代的具体体现；它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历史上关于乡村建设思想、实践及其所形成的理论，是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中的历史资源，起着重要的历史资鉴作用。

20世纪以来，在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在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乡村建设思想和理论构成其重要的内容之一。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基于乡村问题的重要性和严峻性，各种社会力量掀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乡村建设运动。参与的社会团体、组织和机构达600多个，建立各种实验区1000多处。其中，许多思想理论在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中，形成了不同的乡村建设模式。在时代的演进和变化中，乡村建设思想不断变化和日渐丰富，其区域实践的差异、特色及其背后蕴含着的共趋性、规律性认识等，对于我们今天所着力从事的新农村建设而言，诚为宝贵的思想、理论财富。如何从学理性角度和现实价值方面，从中国乡村建设思想史研究中汲取富含时代性和历史性的理性认识，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和实践均有着不可缺少的意义与价值。它既可以从历史层面和思想资源方面充实、完善和丰厚当代的新农村建设理论；也可以在区域实践方面为今天的新农村建设的实际运作提供历史的样本和历史参证。

我们研究的起点建立在前人富有创建性的基础之上，但对问题的思考和展开也更多地努力凸显自身特色。无论从研究路线上，还是从表述结构上，力求既从纵向上着力揭示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建设思想演变、发展的历史轨迹与思想脉络，也力求从横向上揭示各种不同乡村建设思想、理论与实践模式的内在关联和不同特征，以及乡村建设思想与民族国家建设思想的互动关系。本研究总体结构上以纵向演变为主线：从20世纪之初乡村建设思想的源起讨论为开端渐次展开。重点研究内容有：二三十年代走向纵深的乡村建设思想、多种乡村建设理论与模式的比较、中共乡村建设的思想与主张、中国革命胜利后的乡村变迁与乡村建设思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想的孕育、新时期的乡村建设理论以及新世纪以来新农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等等。我们也特别注意到不同流派、不同政治集团关于乡村建设与发展道路的横向思想关联；在总体把握纵向发展线索前提下，关注不同的乡村建设思想的内在关系和共性特征，从而揭示隐含在差异性背后的具有共同性、共通性的价值与意义，从中寻求历史的启示与借鉴。

我们拟在超越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把百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思想当作一个系统工程加以研究。我们的重点在于，将近百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置于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深入揭示其独特的时代特征、传统文化要素与现代性要素的互动价值、发展演进的历史轨迹及其社会实践效应。同时，在克服教条主义影响的前提下，对其历史教训做深入的学理性研究，以有助于当代乡村建设理论的发展和实践。总体框架上，以个案为切入点，但在体系建构上又超越个案。在厘清思想个案的前提下，把握乡村建设思想的共性特征和历史演进趋向，力求提炼出具有规律性、趋势性的理论认识和历史启示。

二、方法、原则与框架

近代以来，各种社会思想与社会运动竞相迭起，前涌后续，在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丰富多彩而纷纭繁复的样貌。中国乡村建设，无论就其思想史还是运动史而言，自有其独特的内涵与时代特征。20世纪初年它渐次兴起并勃发于二三十年代，很快蔚为社会思潮并聚合为社会运动，建构了多种理论与实践的乡村建设模式。其后虽渐消歇却脉绪不绝，适时抉发。及至21世纪之初，新一轮乡村建设思想与运动再度崛起，且更具声势；以至于新乡村建设提倡者之一的温铁军自然地认为他们其实现在要做的事情，和三十年代的事情是相似的。今天的乡村建设或者说新农村建设不是个新鲜事，是个老事儿，20世纪发生过两次。近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孜孜不倦地致力于通过农村建设来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事业。有学者明确地以中国新乡村建设悄然兴起来表述这一现象。这一绵延不绝的历史现象表明，乡村建设的思想与运动深度地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性问题，昭示中国现代化战略选择的方向性问题。

乡村建设思想是极富时代感的一种社会思想，也是具有鲜明社会实践性的思想。为了准确地界定与把握中国乡村建设思想史的基本内涵与时代诉求，我们在梳理和比勘史实的基础上，对其百年来的思想与实践的共趋性特征和基本脉络进行了认真思考和讨论，基于以下几点原则建构我们的诠释体系和理论构架。

其一，中国乡村建设思想所指的乡村建设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在乡村中的建设事项（类如乡村中的河渠、道路、桥梁等方面的建造，村学、乡教乃至乡约、村社等教化规制的创设），而是特定历史情势下以乡村为本位（或以乡村为重心）的民族国家建设的思想理论。如果以为举凡在乡村的建设均可包容在内，实际上就淹没了乡村建设思想及乡村建设运动的时代价值与历史意义。在传统中国，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社会文化建设，其实都是立足于乡土社会的建设；无论是具体的乡绅之治还是具有普适性的乡约乡治规范等，本质上体现着以农立国以农为本的理念。传统社会的发展和建设原本就是城乡一体，并不单独存在一个乡村建设问题。

乡村建设思想其实是近代以来面对新的民族国家建设的时代问题时产生的一种思想理论，诚如梁漱溟所言：我主张之乡村建设，乃是想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建设什么？乃是中国社会之新的组织构造（政治经济与其他一切均包括在内），因为中国社会的组织构造已完全崩溃解体，舍重新建立外，实无其他办法。在当时中国，唯有走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之路，才能自救。因此，在乡村中单纯的水利、农田甚或乡学诸类事业的建造设置，并不构成乡村建设思想研究的内容。与传统的村治乡治绅治相比，它具有完全属于自己时代的内容。梁漱溟说：我等来鲁之后，佥以村治与乡治两名词不甚通俗，于是改为乡村建设。不同话语的表达，传递的其实是时代内涵的不同。

其二，中国乡村建设思想是近代以来整个国家建设思想或战略选择中的诉求之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际，近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想在理论建构和区域实验方面已经磨砺既久，并且在各种主张、认识的互动和碰撞中，取得了相对的共识。在各种思想和社会改造方案的竞相争锋的态势中，乡村建设思想自成体系，也影响深远，一如梁漱溟所言：有人想走近代资本主义的路，有人要学苏俄，有人要学意大利，所见种种不同。乡村建设亦是其中一种，并且亦许是渐渐要占势力的一种。其实，中华民国甫一成立，新中国建设的时代课题就摆在世人面前。作为近代革命之父的孙中山已经在认真思考和规划国家建设的方案《建国方略》已在筹谋之中。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建设倡议和主张一时并起，且已从某些实务层面上加以落实，建设问题也凸显为时代问题。如何建设的问题，或者说建设的方向逐渐成为社会所瞩目的焦点。现在的中国人都正在徘徊歧路，有的指引他们走到苏俄去，有的指引他们走到美国去，有的指引他们走到德国或意大利去，真可谓分歧之至。乡村建设思想的路向选择，旨在超越以上所谓歧路徘徊，另辟蹊径，另谋一条去求得中国问题的解决，而建设一中国新文化之运动的道路（参见本书第八章，并详见王先明：《历史转折与时代诉求对近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再思考》，《人文杂志》2014年第8期）。它是整个民族国家建设路向选择中的一个具有独特内涵的思想之一。如果脱离开这一整体的历史情势，泛泛而言在乡村中的建设只能导向望文生义的皮相之论。

其三，中国乡村建设思想所对应的是对工业建设、城市建设发展偏向的反思与重建的理性思考。30年代之际的乡村建设思想，实际上是近代以来更是民国以来建设发展路向的一个历史性反拨。近代以来的整体建设却基本依循以都市支配农村的方向展开，在以都市支配农村的经济组织系统下，抛却了都市与农村的关系。这一取向逆转了传统中国社会运行的路线。这一现代性的建设进程，却导致传统时代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逆转，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趋向中，中国城乡背离化趋势隐然发生。当人们面对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乡村危机时，不得不从历史演变的进程中寻源探因，也不得不对已经展开的所谓建设的历史取向进行反思。且建设中国必从农村做起，方不致落空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乡村社会……我们并不忽视都市建设，但都市的建设要由乡村建设引发出来，乡村建设是都市建设的基础。正是基于对近代以来尤其是民国以来现代化建设路径选择教训的总结，乡村建设思想家们才重新规划现代化建设的路向，以乡村建设为其固本之方。乡村建设就是要将整个建设的社会重心，从都市中移到乡村来。因此，脱离开近代以来城乡背离化进程这一基本的历史前提，乡村建设思想及其运动就是无的之矢，了无意义。

其四，中国乡村建设思想是相对于近代以来革命思想与理论的一种思想体系。建设思潮以至于乡村建设思潮的涌现，是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必然取向。历史运行的基本轨迹昭示，它是革命之后或踵接革命的一个必然的历史选择。革命目标的终达成期待于建设之完成。梁漱溟提出中国必将从进步达到平等，以建设完成革命，并在其《乡村建设理论提纲》中从五十个（问题）方面展开，论证了只有通过建设才可真正实现革命的目标：乡村建设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后觉悟。亦外界问题演变至今应有之反应，将以完成过去维新运动、革命运动所未了之任务。建设事业之成功，中国革命于是完成；而自近百年世界大交通所引起中国历史从来未有之剧变，至是乃得其结局。这其实也是孙中山建设告竣时，革命成功日思想的深度阐释。革命与建设，这一思想命题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指向未来的思想启示。然而，无论是从历史逻辑还是从思想逻辑而言，革命的思想理论与建设的思想理论又完全不同，虽然二者密切相关，甚至在思想内容上也有相融相通之处；但作为相对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而言，又分属于不同的历史与时代。虽然我们不能否认革命思想主导的时代也有着建设的事业或内容，建设思想主导的时代也有着革命性的变革，但从思想体系而言，革命思想并不等同于建设思想，反之亦然。

因此，尽管继续革命思想主导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有着可观的农田水利建设、社队工业建设、乡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但它们整体上仍归属于革命的思想或理论体系，并不能形成独立的乡村建设思想内容（详见第十二章五、抓革命，促生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乡村建设）。同样，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革命理论等同于乡村建设思想。对此，本人作过明确的解说：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我们不可以将面相类同的史实装入既定的认知框架中，完全不考虑思想与实践的实质内容及其时代特征。

尤需说明的是，百年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历史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如哲学、宗教等更具有抽象或思辨性的思想史），而是与社会实践紧密相关的社会思想史；它是与中国乡村建设社会运动相契合的社会思潮。同时，它也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设整体历史进程中的一种思想体系。因此，在社会实践层面上，它的思想或理论特色通常又与相关的国家建设战略、政策、举措密切相关，或者它的思想要义和特色，在特定历史时期常常通过国家建设战略规划和政策导向而得以呈现。相关的思想、理论融汇在国家或政府的政策、规划之中，以及相关的政策、规划体现着思想与理论的力量，这其实是难以清晰剥离解析的事实。1949年后的乡村建设思想或新农村建设思想的历史演进尤其如此。

总之，百年中国乡村建设思想史是一个具有独特内涵的体系。面对历史上复杂的思想、人物与实践资源，我们既不可能将其尽数纳入，也不可能完全罗致（事实上既不可能做到，也无必要）；我们依从溯其渊源、辨其流绪、明其趋向的原则，适度选取可以说明问题的人与事、知与行的资料，建构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百年中国乡村建设思想史的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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