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2020 年的底色？
刘 爽
作者系凤凰网CEO、凤凰卫视COO。
如果再过100 年，那时的人们会怎样记录和评价2020 年？
毫无疑问，对于整个人类来说，2020 年，“悲观”是有足够的理由成为这一年的底色的。疫情让数以万计的人痛失我爱；经济的不景气让很多企业活得挣扎；而当对抗、炫耀，甚至鼓吹脱钩，这些与历史前行背道而驰的言论成为一股潮流时，人类又似乎显得缺乏对等的约束力。
但我想，比“悲观”更合适描述2020 年的一个词，是“撕裂”。
这是一个全球化撕裂的时代，经济的繁荣曾经让我们以为全球化是一个不可争辩的共识。的确，从过往的经验来看，全球化的大分工使得国家间依存度显著上升，甚至连经济周期都变得同调化。但是，当疫情把“衰退”——这个经济学上已经快被淡忘的词语——带到我们面前时， 我们才发现，原来对于全球化的信仰在被政治裹挟的“民粹主义”面前是如此的力不从心；这也是一个价值观撕裂的时代，互联网的流行看似已经弥合了全世界人们对于价值认知的鸿沟，但是这轮疫情却让我们发现，原来即便是在同一个群体内部，对大是大非的问题都莫衷一是，遑论国与国之间。面对巨大的、纵横交错的鸿沟，我们开始不得不思考托马斯·弗里德曼在2004 年提出的那个论断的正确性——这个世界真的是平的吗？
2020 年，人类在纠结与对抗中辗转反侧；2020 年，人类在紧密和松散之间犹豫不决。
但是，我不相信这种情况会长久地持续下去。封闭和藩篱绝对不是人类发展的主题，否则郑和的船只从太平洋起锚，哥伦布的双脚登上美洲，辣椒的种子种植在亚洲的土地……这一切，就都变得毫无意义。
越是倒退，我们就越该向前行动；越是撕裂，我们就越该沟通弥合； 越是失望，我们就越该满怀希望。
在这个百年不遇的变局时刻，世界各国更需要沟通，更需要共识的凝聚。只有这样，才能战胜这次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机，恢复往日的繁荣。在这一信念的召唤下。今年5 月，凤凰网财经联合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以“全球经济与决策选择”为主题的“2020 凤凰网财经云峰会”。邀请国内外政商学界重磅嘉宾，率先举办了一场高规格、大影响的线上财经峰会。在疫情全球肆虐的至暗时刻，凤凰网作为全球华语主流媒体平台奏响理性、包容的主旋律，向不确定的世界，发出了国内外主流社会坚定的声音。
凤凰网从创立至今便秉承“中华情怀、全球视野、包容开放、进步力量”16 个字的初心，危难时刻敢于担当，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在严肃、客观地做好新闻报道的同时，也在向世界传播着价值。
这次峰会让我想起了2001年“9·11”事件，当时我们的母公司—— 凤凰卫视作为国内第一家报道“9·11”事件的华语媒体，以“时间第一、反应第一、行动第一”为宗旨，及时、全面、准确地报道了该事件， 在保证全球华人知情权的同时，也巩固了凤凰品牌在华语媒体世界中的领导者地位。
这次疫情对未来世界变局的影响可能比“9·11”事件更大，作为根植中国的主流媒体，再次在历史攸关时刻，率先发出华语媒体的主流声音，我们感到责无旁贷，并倍感自豪。
更令我们欣慰的是，峰会嘉宾真知灼见的观点让本次凤凰网财经云峰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收获了非凡的影响力。人民日报出版社更是给予我们巨大的支持，将本次峰会的重要观点结集成册，重磅推出《变局中的新局：全球经济与政策选择》一书。
文以载道，书以焕彩，凤凰网搭建的全球财经智库平台，将各位重要嘉宾的深刻观点归纳总结，得以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局时刻付梓， 无愧于作为一流媒体的使命和担当。
本书是凤凰网出版的一本赋予历史经验以现实性启示意义的书籍。从全球经济与政治的选择、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调整，到都市圈的建设、中小企业的发展，从宏观到微观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作者团队包括本次峰会邀请到的多位政界、商界、学界的重量级嘉宾，他们是时代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本书可谓是一本荟聚顶尖智慧的书籍，希望能够引发读者的深思和慎思。
特别感谢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先生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邀请，为我们提供别具一格看待问题的角度。感谢张五常先生为本书著述，让我们对新冠病毒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有更深刻的认知。
感谢龙永图先生、朱光耀先生从宏观政策角度评述，也给出了相应的政策评价与展望。先后参加撰稿的执笔人是：张五常、龙永图、曾光、朱光耀、马蔚华、郭广昌、阿代尔·特纳、川村雄介、姚洋、郑之杰、魏建国、盛松成、屠光绍、刘元春、管清友、刘俏、黄益平、宋志平、刘世锦、陈春花、王小鲁、魏后凯、黄奇帆、张燕生、白重恩、张文中、高红冰、倪鹏飞、柯炳生、尚福林、李扬、张春、王江、刘纪鹏、严弘、崔天凯。感谢各位的付出，在一道见证历史的同时，各位也是我们未来的引路人。同时，一如既往地期望读者的批评与建议。
大幕已经开启，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人类也不会因危机止步不前。100 年后，我们的后代也会发现，2020 年，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经常会出现的、犹豫与踟蹰的一个瞬间。正如崔天凯大使所讲，“我们需要给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答卷。如果各国合作，阳光就能穿透阴霾， 未来将灿烂美好”。
在变局与不确定中，我们相信中国的未来更加光明，人类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刘 爽
2020 年8 月22 日于北京
代 序
新冠病毒会导致经济大萧条吗？
张五常
著名经济学家
尽管我带到美国求学的外甥与自己的儿子在生物与药物的研究上今天皆有所成，我对有关病毒的话题却几乎一无所知。我是研究经济的， 从1959 到今天没有停顿过。我也曾经在经济历史这方面下过功夫。当年教我欧洲经济史的是史高维尔（Warren C. Scoville，1913—1969）。
从表面看，现在全世界蔓延的新冠病毒跟欧洲14 世纪出现的黑死病很相似。二者传染力都很强，杀伤力大，与黑死病类似，新冠肺炎患者的皮肤也有呈现黑色的症状。史书说，当年欧洲的黑死病减少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导致工资上升、地价下降，而整个地球的经济受到影响，不景气近一个世纪。
昔日的黑死病据说是一种鼠疫（bubonic plague），属细菌——传说是——要是今天出现可用抗生素药物医治。但新冠病毒是病毒，可靠的药物还没有，是以为难。今天，处理病毒的主要方法还是疫苗，属预防性质。目前好些地方正在研发新冠病毒的疫苗。这方面，我不怀疑中国会在几个月后首先推出。话虽如此，我还是有点怀疑昔日的黑死病与今天的新冠病毒可能是同一回事。昔日的黑死病源自老鼠，今天的新冠病毒源自蝙蝠。蝙蝠不是有点像老鼠吗？
然而，时代毕竟是改变了。今天看，地球经济不景气百年是不会出现的，但大萧条会出现吗？会的，因为如果我们以昔日的准则，以失业率百分之十作为大萧条的衡量标准，不幸的情况在地球上好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好些地方的失业率远超百分之十。这样，问题再不是大萧条会不会出现，而是开始出现了的大萧条需要怎样挽救。
近代历史上，称得上是大萧条的只有1929 年起自美国那一次，经久
不振，直到1941 年美国加入二战后才终止。我们要回顾当年是发生了些什么事，好知道今天需要处理些什么来避免新冠病毒对经济的祸害。
20 世纪上半叶出现过两个多才多艺的经济学天才。一个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凯恩斯（John M. Keynes，1883—1946），另一个是美国耶鲁大学的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我个人认为费雪是古往今来最杰出的经济学家，而凯恩斯在经济理论的基础掌握上是略显不足的。问题是，曾经赚过很多钱的费雪，遇到1929 年的大萧条破了产——连住所也要大学提供。凯恩斯呢？他曾经近于破产，但谢世时却是大富。这项近于无聊的区别，促使后来不少经济学者为此重视凯恩斯而漠视费雪。无可置疑，凯恩斯与费雪多才多艺，经济学之外多方面皆有建树，令人拜服。
经济学诺奖得主、英国学者希克斯（John R. Hicks，1904—1989） 曾向我解释，20 世纪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的主要成因，是举世推出保护性的贸易关税。另外，我的深交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 2006）虽然同意贸易关税增加了当年大萧条带来的祸害，但他支持费雪之见，认为货币政策上的严重失误是当年出现大萧条的主要原因。
综观上述，面对目前新冠病毒带来的经济困境，加上中国的经济已经转弱了一些时日，我在下面提出七项政策建议给北京的朋友考虑。
（一）切忌通缩出现。费雪提出的“负债通缩理论”（Debt-Deflation Theory）是重要的提点。目前中国的通胀率在4%—5% 之间。弗里德曼
认为通胀率在2%-5% 之间对经济有利。我建议在目前的情况下，通胀的上限可提升到6%。这些日子北京央行的运作，尽管不少朋友认为过于复杂，有不少问题，我认为在物价指数的调控上他们是可以的。要记着， 可以由央行调校的通胀其实只是物价上升，在适当时期可以适当地调低。这不会导致对经济为祸不浅的恶性通胀的预期。
（二）切忌外贸收缩。当多年前希克斯向我指出外贸收缩是30 年代大萧条的主要成因时，我有点怀疑，后来跟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1932—）研讨，再看资料，同意当年希克斯说的，外贸收缩对经济 的祸害不在货币政策失误之下。
这里要说的重点，是外贸的国际量的或大或小，其主导权力今天是在中国。这是因为排除科技产品与名牌珍品，只从人民的日常用品看，中国的市场约占地球的一半。比如中国提出互相零关税，没有哪个国家会不接受。我首选向英国作此建议，然后是欧洲的先进国家，然后是美国，再然后是日本、韩国、印度、越南等国家。这个次序的排列是基于工业的低层工资的高下，由高而下。选英国为先却是因为他们历来是近于零关税，用不着怎样洽商，跟着欧洲的其他先进之邦如果不接受他们的经济会出现灾难。
（三）顺势推出人民币。在推出相互零关税的同时，中国的进口商可以顺势把人民币推出国际。进口商可以要求对方用人民币或对方选择的货币议价。千万不要勉强。双方用不同货币议价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可能与央行的官价汇率不同。央行不要干预。然而，各种货币的不同议价提供着关于汇率均衡点的讯息数据，央行可以据此调校他们的官价汇率。结算的银行由双方议定。这样处理，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左右人民币推出国际，中国今天还存在的外汇管制因而可以先从贸易项目解除。这里我要澄清，我对目前还存在的中国外汇管制的细节，没有时间跟进，只是在直觉上认为零关税可以协助外汇管制的解除。
（四）不要胡乱管制市场。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是同一市场，不是两个不同的市场。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当年处理失误。这是为什么2007 年我读到将要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的第九十八条细则后，多次提出反对。可惜皆如石沉大海。撤销此法，让劳资双方自由选择合约替代，中国的经济会立刻出现转机。
（五）中国的税制越来越复杂，加上没有清楚权利界定的社保，要一次性地清理：抄香港的可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北京的朋友老是要抄欧美的东西？
（六）政府的投资要算清楚回报。2008 年西方出现金融风暴，温家宝先生推出几万亿搞基建，效果不俗是因为一方面那些项目是早就计划要做的，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带起了很多地区的发展。我不同意弗里德曼，认为政府不要参与市场可做的事项。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解释过了：只要有清楚的权利界定，在某些条件下政府的操作可能比市场的交易费用更低，因而有更好的成果。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没有市场价格的指引，计算准确的回报很困难，何况利益团体的参与是近于无可避免的。
（七）从凯恩斯学说引申出来的争议，西方的经济学者得到一个肯定的结论：要振兴经济，政府花钱远不及减税有明确的效果。所以我认为如果中国的经济明显地恶化，北京的朋友不妨仿效乾隆皇帝，全国免税一年，或选择性地对中小型企业免税一年。
回头说新冠病毒，我要在这里肯定中国政府的处理。当这病毒出现后不久我这样说时，一些朋友以为我发神经。但今天他们见到人口只占中国四分之一的美国，这病毒祸及的人数却比中国高出十多倍，就认为我有先见之明。我是个学者，可以不说，可能说错，但不能说自己不相信的话。
不久前， 九十六岁的政治外交大师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 1923—）撰文说，新冠病毒的出现与全球性的普及，将会改变世界的秩序。我同意这个观点，但不知道这秩序会改变成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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