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读父亲的书，大概是在1980 年前后，也就是我将近五十岁的时候。
在我上小学、初中时候，也就是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在大后方，我们在沦陷区，记得那时，我们会给他写信（其实不是记得，而是后来父亲去世，台湾编《钱宾四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我也参加遗稿整理的工作，有一部书稿，当时就是写在从沦陷区寄过去的家信背面。正面的书稿，就是后来编入《全集》的《读史随劄》；背面的书信，其中就有母亲和都在上小学的我们兄弟几人所写的家书，这样才使我有了这写信的记忆）。后来抗战胜利，父亲回到家乡，在无锡江南大学任教，先兄曾随父亲就读于江南大学，我和弟弟妹妹，仍随母亲在苏州。那时，我虽然在读高中，应该是能读一些书的，但是也还没有读过父亲的书，倒是读鲁迅、高尔基等的书多一点。在这以后，就是父亲到香港办学，大陆批判白皮书，牵连到胡适、傅斯年先生和父亲等等。所以开始读父亲的书，要到1980 年前后了。
读父亲书时，读到一处，是父亲讲学时的“题外话”。原文在现台湾版《全集》52 册之《讲堂遗录》“经学大要”第十四讲里。大意是说，今天你们来听我讲演，但是带了许多别人来，就听不进我的话了。《庄子》中有一段“南荣趎见老子”，老子说：“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你怎么带了一大堆人来呢？诸位到我这里来，心中不知带了多少人；不仅带中国人，特别是还带来一大群外国人。有这一群人在你脑子里，你有什么办法来听我讲课？我开始读父亲的书时，其实就是这样的情形。从1949 年到1980 年，其中读了许多东西，脑子里有许多人；在以后的读书学习过程里，自然会发生一个此消彼长的情形。这或许也会反映在近几十年所写的文字中吧，本书所收各篇，正部分体现了这一消长变化。
父亲逝世，我写了《最后的孝心》一文，说是“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其实当时对父亲之“道”，是连一知半解也不够的，所以提出三年读书的打算。但是，如上所述，这里面其他人造成的阻力还是大大存在的。所以，前几年开始准备集各文为一个集子时，起的书名就是《走近钱穆先生》 ，“走近”正表示这个消长的过程，而且所收各文，都是以笔名“毕明迩”——以一个读者身份发表的。这一次，增添了一些用真名写的纪念文字和杂志记者采写的访谈记录，这原拟的书名就有点不合适了。
父亲那本《读史随劄》，写于抗战期间，先祖母去世之后。原题为《思亲彊学室读书记》，并且撰有《思亲彊学室读书记序》（刊于民国三十年四月《责善》半月刊二卷一期），但是，全书当时并未编成出版。父亲晚年曾编定目录，改题为《读史随劄》， 因收罗未全亦未能付梓。在编辑《全集》时，才最终结集成《读史随劄》，原《思亲彊学室读书记序》一文，则移以作为此书的代序。父亲在这序里说，“计惟有勉力彊于学，虽不足以报深恩于万一，亦姑以寄孤儿荼蘗之心。继自今当署吾室曰‘思亲彊学之室’。”现在，本书所收各文，十之九写于《最后的孝心》一则之后，虽然有些以笔名出之，心中实未尝丝毫忘此孝心也。故将书名改题为《思亲补读录》，亦以志孤儿荼蘗之心于万一也。并以“走近父亲钱穆”为副标题，以示呼应初宗。全书中对父亲的称谓，或称“父亲”，或称“钱穆先生”，则是保留了各篇写作、发表当初的原样，亦特此说明一下。
回想父亲逝世的次年，继母大人在台湾《联合报》上，按照父亲的遗愿，写了一篇《时代的悲剧——钱穆先生和他的子女》，这篇长文有一节是说1984 年父亲和我们在香港见面的事，大意说，父子儿孙相聚，盼望能给宾四带来些安慰，但是他总显得情绪落寞，有时就独自离群而去。他认为“当年父子异途，他独自流亡海外，儿子们以大义相责。当时国家天翻地覆，个人的利害、得失、悲喜、成败，早已不在他心上，也无需作何解说”。可是，时至今天，是非对错，已经摆在眼前，父子相见，做儿子的岂可对过去没有一句话交代？“ 他要知道，分别几十年后的今天，儿子们早脱离了不成熟的中学生时代，对他这个父亲又是如何看法？”可是，我们当时见不及此，没有对父亲做出他希望的交代。直到后来写那《最后的孝心》时候，才做了一点说明，真是悔之晚矣。以后陆续写的这些“思亲补读录”，真能弥补这时代的悲剧于万一吗？
当年编《全集》时，我负责的只是《读史随劄》这一部分，其他部分当时只读过很少，直到今天，对于父亲的全部著作，也还是读过的少，没读过的多，读过的部分也不能说全理解。但是写的笔记则是觉得有所得而写的。希望继续晚学补读，能写出更多更好的文字来。
以上自序还是二○一一年《思亲补读录》初版时所写，现在这书重印，添加了一些文字， 换了一书名，那老的自序仍和老的文字一样继续存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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