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根据程应镠各种回忆文章、诗词、日记、“wen革”交代材料及他人记录等各种史料编成，全面反映一代知识人在20世纪家国动荡中的人生历程。本书一方面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许多内容为首次披露，另一方面也是对程应镠及20世纪知识分子的重要研究成果，可读性强，对了解近代中国学者的思想、学术等都有重要价值。
在名称上，本稿沿用蒋天枢的名作《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之称，而在体例上予以变通，参用纲目体和纪事本末体，即一方面以时间、事件为纲，简要说明行事，以各种引用材料为目，予以详细记述；另一方面，为使相近事件能够得到集中体现，同时避免局部繁琐，也在一些地方采用了纪事本末体的形式。这样一种创新更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本书引用了大量“wen革”交代材料和相关日记，属于个人在特殊环境下的或真心或被动的思考，特别反映了20世纪知识分子在各种运动之中的心态转变，具有很大的典型性，也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今年是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程应镠先生百年诞辰。本由其弟子虞云国先生编著，书以编年的形式描述了程应镠先生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与跨界多元的人际交往。程应镠一生先后在军政、教育、学术界奋斗，且为后人留下了足资利用的函档文稿。本书以其跌宕起伏的人生沉浮与关系网络来凸现20世纪中国风云变幻、波澜诡谲中知识分子的奋斗追求与命运遭际。本书引用了大量“wen革”交代材料和相关日记，属于个人在特殊环境下的或真心或被动的思考，特别反映了20世纪知识分子在各种运动之中的心态转变，具有很大的典型性，也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题识
一、缘起与取材
2001年岁杪，程应镠先生（笔名流金）的《流金集》（诗文编）私家版付梓，我曾编过约二万字的《事迹诗文编年》作为附录（后也收为《程应镠史学文存》附录）。今年是流金师百年诞辰纪念，这部《编年事辑》就是在《事迹诗文编年》基础上增订而成的。之所以发心作如此规模的订补工作，除去百年诞辰的纪念因素，还有三个原因。其一，先生家人向我敞开了流金师现存的全部遗稿，为这次大规模增订构筑了坚实的基础。其二，自2001年以后，又积累了相当数量此前未见的相关文献，包括这次编入《程应镠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的追忆文章，提供了许多关于流金师的亲历见闻。其三，在披阅新材料过程中，我益发感到，有必要改变《事迹诗文编年》相对私人化倾向，把先生的生平遭际与坎坷命运作为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微观个案，以一朵浪花的视角去反观20世纪中国历史的九曲回澜。
这次订补取材，大致分为自述性材料与他述性材料。自述性材料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此前未能获见而先生已刊遗文（现多编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遗文编》），这些遗文主要刊于1949年以前，除诗歌、小说外，散文、纪实、文论、政论中颇有反映流金师行实与思想的新材料。另一部分即前文提及的现存先生的未刊文档。一是日记，包括流金师亲署题端的《丙申日记》（1956年3月至1957年8月）、《严谴日记》（1957年9月至1958年3月；1959年7月至1960年2月）与笔者命名的《“文革”日记》（1971年4月至12月；1972年3月断续写至7月）、《复出日记》（1983年10月与11月部分日记；1985年9月至1987年9月；1988年1月至5月）。二是家信（主要为1969年夏至1972年初的“文革”时段）。三是“‘文革’交代材料”，集中写于1968年1月至1969年4月之间，包括“交代”二十余份，编年履历与社会关系各三份。1987年，在收到上海师大党委送回这批“文革”材料当天，流金师在日记里特地记曰：“俱过去实事，有的现已记不清楚，留着还有用处。”多亏他以史家的自觉，为自己在“文革”以前的经历与思想保存了一份足资征信的重要史料。四是诗稿，除《流金集》（诗文编）已收《诗词抄存》外，另存手书稿本两种以及家信、日记与工作手册中若干逸诗，其篇什几为《诗词抄存》之半。五是工作手册，共四种，都是复出以后1980年代所记，其中包括部分发言或演讲的提纲或摘要，个别评语或鉴定的底稿。六是家信以外的先生遗信，包括先生辞世后友朋送还的往函以及追忆文引用的书函。其二，为他述性材料，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流金师所藏友朋函札；二是师母李宗蕖先生《留夷集》的相关记述；三是子女友朋的追思；四是弟子学生的回忆。当然，除此之外，我也竭尽所能参考了迄今获见的其他书刊资料。（以上所述，参见附录《参考文献》。）
二、取向与体式
作为史书体裁，“编年事辑”属于梁启超所说“人的专史”中的“年谱”类。据杨殿珣《中国历代年谱总目》，年谱名以“编年”与“事辑”者，清代以前已有所见，但合而命名的嚆矢之作，或始自张荫麟的《沈括编年事辑》。这一年谱体以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最负盛名而堪称典范，其《题识》自述命名道：“所知粗疏缺略，不敢名曰年谱，故题‘编年事辑’云”，似隐含未定稿或初稿之意。近年以来，“一人之史”的编年事辑时有问世，作者大体两类，一是谱主的弟子或后人，二是与谱主并无直接交集的研究者。关于谱主称谓，前一类编者概以“先生”相称，后一类既有沿称“先生”陈规者，也有直呼其名者。作为编者，出自程门的我，理应尊称“先生”，但私意以为，频频以“先生”之称见诸行文，不仅让读者感到这部《编年事辑》具有强烈师门化倾向（这点正是我力图避免的），而且易使自己偏离相对中立的研究取向。纠结再三，决定在编者叙事时略去尊称，好在即便如此，行文仍明确表达出叙述对象的谱主与他者之主客关系。这一做法的主观意图，无非让我作为研究者尽可能保持客观理性的价值取向，以期表明：这部《编年事辑》并非单纯颂师的树碑之作，而是为当代学人的立传之作。
“编年事辑”既是“年谱”变体，自应以编年体为编纂体式。“编年事辑体”自创立以来，已经杂糅纲目体与会编体，成为堪称完善的史书体裁。即编撰者首先提纲挈领地叙述事要，而后以会编体辑集与之相关的文献史料作为细目，对纲要作出必要的展开或补充，倘若相关文献阙如，则提纲式叙事自可独立成文。然而，纯用纲目体，也有梁启超所说的困惑：“有纲无目，有目无纲，可以不可以？很要费斟酌。弄的不好，容易专记大事，忽略小事。假使大事小事都有纲有目，又不相称。”然而，他“仍主张用这体，使得读者较容易清楚，但作者须用心斟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年谱及其做法》）。具体到这部《编年事辑》，由于流金师现存日记与家信相对集中在某些时段，而且两者并不匹配，容易造成两种局面：凡存日记的时段，编者酌定叙事之纲相对容易，但未必都有相关文献能以会编体方式构成匹配之目，出现纲多目少的畸形格局；凡存家信的时段，则与之相反，出现可供会编的同类文献丰富密集，而编者提纲式叙事相对短缺的局面。有鉴于此，本书在纲目体总架构下，某些时段决定变通采用纪事本末体的编纂方式。日记集中的那些时段，从日记纪事中提炼出叙事性提纲，再据纪事本末以日记为文献会编其下作为细目。而家信集中的那一时段，则据家信内容，每年抽绎出若干纲要，再将同类家信片段作为扩展性的细目会编其下。这样，无论阅读时，还是文本上，庶几能够避免或纪事支离或文献凌乱之感。而纲要叙事之文如引日记书信中语，径标引号，不另出注。
三、材料的区处
在史料编排上，遵循以自述性材料为主，他述性材料为辅的原则：先列流金师的自述性材料，参用日记、信函、诗词、“交代”与杂稿；再列他述性材料，包括友朋来函、亲友追述与学生回忆；凡是追忆性文章，以采录叙事性内容为宗旨，尽量略去感情性评价（对学生回忆尤其如此）。
征引材料采取两种方式，一为全录，一为节录。
对自述性材料，凡是诗词一般整首引用，此即陈寅恪所说：“中国诗与外国诗不同之处，是它多具备时、地、人等特点，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可以用来研究历史并补历史书籍之缺。”（引自黄萱《怀念陈寅恪教授》）而《流金诗稿》所有诗作几乎都可编年，因尚未梓行，故择取足以反映其行年事迹与心路历程之作，整首照录。至于信函，由于致友朋函札现存无多，故一般全文揭载；而家信数量不少，且颇涉私事，故仅节引与流金师行事心迹有关段落。日记与“交代”的采录原则一如家信。杂稿则选取在重要场合的讲话或演讲的提纲或摘要，酌情决定全录还是节选。
对他述性材料，处理友朋来信时酌取两种变通方式。一种情况是藏札有限的知名人物，诸如吴晗、谭其骧等，这些书函既见一时交往，已成一代文献，自宜全文照录，俾便学林共享。另一种情况是通函频密的师友名人，诸如沈从文、熊德基、钟开莱等，其间固然有全函照录者，但倘若每信全录，徒增篇幅不知凡几，故大多节录与先生行实思想有关内容。沈从文来函，都已收入《沈从文全集·书信》诸卷，有兴趣者不妨参阅。熊德基来函最多，往事今世，家庭友人，无所不谈，但一来数量太夥不宜全录，二来有些议论未便刊布，故也仅录或与流金师思想行事直接有关者，以及衡政评人论学说诗而值得刊布者。弟子与后学来函一律汰去不用。
凡引录自述性材料，文前省略先生姓名；若引录他述性材料，文前则标明作者。为阅读顺畅而避免有散碎之感，无论何种材料，虽经节略却不影响上下文意连贯时，一般不标省略号；仅在分述两事或文气中绝时，才以省略号标示。录文节略，严格遵循整句或整段完整删略的原则，但绝不对录入原文作一字的增删改动。唯在原文显有笔误、脱字或倒文时，才在讹误文字后以［］括注正字。至于节略内容，一是与叙事性提纲的主旨无关或关系不大者，二是纯属情感性揄扬。无论征引何种材料，凡臧否评骘在世者一概删略，但与谱主行事思想密切相关而不得不录时，则隐其姓名而标以xxx；采用日记信函时，若干无关或宜隐人名也径以xxx代替；遵照出版规定，个别特定时期的历史用语，不宜原文直录者，酌以引号或空框标示。
四、考证与注释
梁启超论《年谱及其做法》时指出：“考证的工夫本来是任何年谱所不免的。”但他还说：“有许多年谱不必要考证，或是子孙替父祖做，或是门生替师长做，亲见亲闻的事原无多大的疑误。”笔者虽属他说的后一情况，但入门已在先生晚年，对他1980年代复出以前的经历行迹知闻有限，尤其对他1949年以前行年所知几近空白；直到世纪之交，编《事迹诗文编年》时才初知概略。当时的《事迹诗文编年》仅据《流金集》（诗文编）与“‘文革’交代材料”匆匆编就，现今看来疏略乃至讹误在所难免。此即梁启超所说“作者与谱主相差的时代太久”之故，但所作考证在材料与工夫上都有欠缺，也是毋庸讳言的。这次编纂，在材料上今非昔比，尤其是先生的日记、信函与友朋来鸿，都为进一步考证提供了条件与可能。但年代久远，无论是流金师遗信，还是友朋来函，落款往往仅书月日而无年份，个别书信甚至月份都付阙如，故确定系年时均据相关记载逐一考定。这类考证分量最大，用力亦多，甘苦自知，却多属于梁启超所说“可以不必写出考证的明文，只写出考证的结果便已足”的类型，唯在个别虽经考索仍难确证但又必须系年的场合，才出注释予以说明。这一处理方式同样适用这次新见诗文的系年考订。
至于注释，大体分流金师自注与编纂者补注两种。自注主要用于引录《流金诗稿》的场合，这是由于先生旧诗原稿，或在诗题下附以小引自道吟兴缘起，或采用句下注交代本事原委，考虑排版方便与页面整饰，全部移为页下自注。编者补注，大体分为四种情况：一是引录他述性材料时的文献出处；二是上文提及的少数考证；三是对征引材料中叙述讹误或史实缺略作必要的正补；四是对个别史事的始末或少数人物的身份作简略的说明（至于与谱主交往较多的师友，通检附录的《人名索引》自能知其大略，当下网络咨询也足以提供知名人物的生平信息，故一般不再出注）。
五、鸣谢与企盼
订补工作历时五月，能在流金师百年诞辰纪念期间及时问世，与有关各方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首先，应该感激流金师的家人。没有他们提供先生全部的私藏文档，这次全面订补绝对无从谈起。在整个修订过程中，他们不仅对我的材料索取有求必应，而且对我的细节求证有问必答，让我自始至终感受到这种信任与支持，这也成为我增订工作的主要动力。在付印前，承蒙程怡与程念祺世兄通读书稿，有效纠正了不少错讹。
其次，应该致敬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增订尚在进行时，我随口提及，王兴康原社长当即慨允该书可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梓行，并当场指定历史与文献编辑中心张钰翰担任责任编辑。王为松总编继任社长不久，正式将其列入出版计划，给以倾力支持。没有他们的鼎助，这部书稿绝不可能如此顺利及时地出版。
再次，应该感谢为书稿付出辛劳的有关各位。范荧教授为录入流金师文档出力最多，最大限度减轻了我的工作强度。在敬重她对先师的挚慕之情同时，我也为她真诚的同门之义而感铭不已。作为1987级历史系系友，华东师范大学刘善龄先生以他娴熟的网搜技术，寻觅到流金师1949年前的大量已刊文章，使得那些时段的编年事辑大为充实与丰满。作为再传弟子，姚潇鸫副教授让研究生助录文档，协调之功自不可没。我的硕士研究生倪洪博士在友朋来函的录文上亦多有助力。在个别系年求证与外文识读上，周育民、刘昶与张剑光教授各有献替。某种程度上，这部书稿堪称是受教程门的门生学子及其传人协作的产物。由苏智良教授领衔的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史高原学科对书稿出版给予了支持，自应附笔志感的。
限于进度，有些明知可能记载流金师事迹的书刊未及寓目，与流金师交往频密的友朋后人处可能收藏的先生遗信也未及征集。限于学养，即便就已成书稿而言，无论在叙事准确度上，还是考证可信度上，都必然会有失当或疏误。这些责任自应由我承担。惟其如此，我有两个企盼，一是欢迎学界与读者对书稿的错误提出宝贵的意见；二是希望藏有流金师往函的友朋后人能够提供或披露这些遗信的照相版，以便我能在适当时期对这部书稿再做订补。我还同时企盼，有些目前不宜刊布的文档或内容，在那次增订版时能够公之于众。
2016年9月18日
虞云国作于国耻日
虞云国，著名宋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员和理事。著有《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宋光宗宋宁宗》、《细说宋朝》、《水浒乱弹》等；另主编《中国文化经典导读》；主持编纂《中国文化史年表》、《中国太湖史》（宋元部分，合作）。校点的古籍主要有《文献通考?四裔考》、《菿汉三言》、《南部新书》、《近事会元》、《钓矶立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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