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述论
钱婉约
晚清、民国年间，是中国古籍流入日本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构 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一般来说，近代中日书籍交 流之路的打通当在甲午战争之后。一方面，甲午战争的胜利，使得日 本举国上下普遍加强了对中国的关注，一批时代的弄潮儿开始踏上中 国的土地，寻求发展的机会，考察中国社会，并点滴渗入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进入 20 世纪，中国赴日留学的热潮兴起，也加强和推动了中日文化的双向交流。以这样的时代局势、文化变迁为背景，日本对于中国汉籍的关注和搜求，在进入 20 世纪后，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近代日本人来华访书，在学术上，又是以日本中国学的建立为背景和原动力的。中国学作为近代文化学术中的新生一支，与传统汉学最大的不同，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崇尚客观实证，重视文献解析。他们把中国当作一个客体，一个相对于本国文化的“他者”来对待，十分注重对于研究对象的实地踏查：包括通过修学旅行感受中国；派留学生到中国进行语言和专业的进修；以及专家的文献调查、地理及考古考察等，还包括与中国学术界、书业界的实际交流等。这种本质性的转变，滥觞于明治维新以后欧化风潮的 80 年代，实现于甲午战争以后的 90 年代中后期。这与来华访书的展开在时间上也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访书活动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一个涵盖面宽泛的文化现象，它既是日本关注中国、渗透中国、殖民中国的社会思潮在文化学术领域的折射，又构成近代日本中国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通过访书活动，可以从一个具体的侧面，了解日本人对中国及中国文化关注的兴趣点所在，同时展示中国学发展的实际态势，及其与中国学术界、与中国文献典籍、与中国书业界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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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的来华访书，从人员结构上来说，大致可以分为学者的研究调查、藏书机构的采购和书店老板的输入三种类型，以上所述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田中庆太郎三人庶几可以作为这三种类型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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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日本近代的来华访书，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它既是中日学术关系史、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页，也是近代中日两 国从合作到战争的社会政治的一个缩影。从中国方面说，秘籍被盗、珍本外流，无论用气愤、悔恨、屈辱等词汇，都难以表达历史留给我 们的回味和启示。
\ufeff作者简介：
内藤湖南，日本秋田县人，著名历史学家，“内藤史学”的创始人，京都学派缔造者之一，也是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有“东洋史的巨擘”之美誉。曾十余次访华，著有《内藤湖南全集》十四卷。
岛田翰，日本东京都人，自小受汉学熏染，浸润于万卷汉籍、珍贵善本中，有“天才”“神童”之誉。曾数次到中国江南地区，结交藏书名家，阅览古籍善本。所著《古文旧书考》，在中国享有盛誉。
田中庆太郎，日本京都府人。曾在中国游历、购书。他经营的文求堂是东京乃至日本的汉籍书店，为日本中国学研究提供了及时充足的资料用书，为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武内义雄，日本汉学家，留学中国近两年，主要在北京读书、访问，又游历过江南、华北等地。是日本学界早期用思想史的方法研究中国经学的思想史家。著有《武内义雄全集》十卷。
神田喜一郎，日本京都府人，著名汉学家、敦煌学家。曾师从内藤湖南，研习中国史学。多次到中国旅行访书，调查文献。著有《神田喜一郎全集》十卷。
长泽规矩也，日本东京都人。共七次到中国访书旅行，收集研究资料。在三十多家藏书单位整理和汉古籍，从事编目工作，被称为日本近代文献学第一人。著有《长泽规矩也著作集》十卷。
吉川幸次郎，日本大阪府人，京都大学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文学，为战后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之巨擘，享誉国际汉学界。年轻时在北京度过了三年的留学生涯。著有《吉川幸次郎全集》三十一卷。
译者简介：
钱婉约，江苏苏州人，北京大学博士毕业，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先后在武汉大学历史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姬路独协大学文学部、澳门理工学院从事一年以上或多年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代表作有《内藤湖南的中国学》（博士论文）、《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等。译著有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桑原骘藏《东洋史说苑》、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合译）、《中国访书记》等，主编有《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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