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变文到元明词话的文体流变研究_韩洪波著_9787564535919

本书以敦煌变文为出发点，以文体学理论为支撑，探讨从变文、话本到元明词话的文体流变过程，从文化学角度对词话文体的演变予以理论阐释；对“陶真”“盲词”“弹词”“词话”“平话”与“评话”等名词术语的内涵及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

　　韩洪波博士的《从变文到元明词话的文体流变研究》即将由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洪波于2010年来扬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为人老实忠厚，学习认真扎实，特别勤奋，科研能力颇强。在校期间，他已经发表了近20篇学术论文，获得由教育部颁发的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还获得若干其他奖项，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以敦煌变文作为出发点，探讨从变文到元明词话的文体演变过程。这个选题可以说新颖，也可以说比较冷，比较难。论文考证比较周密，论述比较充分，注意借助中外文体学理论进行分析，结论较为可信，得到答辩委员会的较高评价。现在获得河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资助项目的资助，得力于他自己的精益求精、不断努力。
　　在中国说唱文体发展演变过程中，元明词话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与唐代俗讲和变文有诸多形式上一致之处，与章回小说、鼓词和弹词相比，与数量浩繁、类型多样的宝卷相比，形式方面也有诸多相似之处。从形式特征和所处时间位置诸多角度分析，元明词话都堪称一种独特的存在。在中国说唱文体发展演变过程中，元明词话可能具有承上启下的独特作用，这是人们很感兴趣的问题。然而元明词话研究也有很明显的难度，这就是存留的元明词话资料不多，对元明词话的研究也比较冷。实际上，□具代表性的元明词话，也即人们所说明成化说唱词话十六种，是20世纪中叶在上海嘉定偶然发现的。这种情况，与本书另一个研究重点变文的情形有一定类似。敦煌文献包括变文在19世纪末被发现，当时也是充满偶然性的，其价值也是逐步获得认识的。好在敦煌学已经成为显学，而且在世界范围也是有影响的显学。
　　敦煌变文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中国古代说唱文学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但诸如词话、弹词、鼓词、宝卷等说唱文学门类受到变文的影响，而且宋元话本、明清通俗小说等亦受到变文的沾溉。20世纪初叶以来的变文研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有关整理校勘、编目索引、名义辨析、分类比较、形式渊源、思想艺术等方面的专著论文层出不穷，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和文学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攀锦诗等《中国敦煌学论著总目》与郑阿财、朱玉凤《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及《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2001-2005》等著录甚多，但是专门从文体学角度对变文进行探讨的论著却并不多见。文体学研究在当今也渐成热门，关于文体史料学、文体学、文体史、语体以及风格和文体方□□及思维方式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这些成果大多注目于中国古代雅文体如诗文以及词体的研究，俗文学文体特别是说唱文学文体研究却少有学者问津。元明词话是变文、词文发展到弹词、鼓词的桥梁，在说唱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元杂剧中遗存的词话、成化刊本说唱词话、《大唐秦王词话》、《历代史略词话》体现了词话发展的四个重要阶段。关于词话，学界多倾向于将其纳入说书、讲唱文学、俗文学、话本小说或曲艺领域进行整体研究，或者结合弹词、鼓词、子弟书等说唱文学样式进行比较研究。关于词话的文体演变，尤其是词话对于变文、词文的继承与发展，词话文体演变的内在规律，少有学者进行专题研究。正因如此，洪波的《从变文到元明词话的文体流变研究》就表现出一种体系性的探索精神，他把变文研究、元明词话研究与文体学研究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相关文本为基础，以历史文献为支撑，以新兴理论为指导，努力全面发掘和分析变文到元明词话的文体流变轨迹，在选题方面的创新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关于变文，作者着重于分析变文之"新"、变文之"杂"、变文之"俗"。"新"字概括变文的体制之新、语言之新和风格之新；"杂"字归纳变文的文备众体；"俗"字则总括变文的世俗性和通俗性，这些都显得独具只眼，令人耳目一新。关于《大唐秦王词话》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专题研究，作者也有独到的见解——强调其史化与诗化，追溯其与礼书的关系，探讨其文体的二重性，这些也表现出较强的创新精神。
　　凡事知易行难，因为论文选题涉及敦煌变文、说唱词话以及文体学等，时间跨度大，文体种类多，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再加上有关元明词话的原始文献又多语焉不详，这给研究过程带来了一定困扰。作者就从唐代变文人手，以时代顺序廓清与元明词话有关文体的演变线索及其内在规律，用专题研究的方式，突出重点，心有所得，有感而发，体现出较为明显的问题意识，以及选择性写作策略。例如，元代词话文本无存，就从元杂剧中进行钩稽，分析元代词话的具体形态和功用以及对明代词话的影响；在分析宋元讲史话本时，由于学界对其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就侧重于对其中所引诗词韵语的考证，别出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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