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一、 戴面具之前的日子
富恩特斯少年成名生于1928年，1954年出版《戴面具的日子》时刚满二十六岁，四年后《最明净的地区》被称为拉开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序幕，三十四岁抛出惊人之作《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此外，1987年获塞万提斯文学奖的时候才五十九岁。直至2012年5月离世时，他留下长篇小说二十余部、短篇集十余部、话剧剧本五个、电影剧本七个，另有随笔杂文、专栏评论、书信往来、回忆录等等，奖项和荣誉博士学位不计其数。
但是绝对地看，戴面具的日子六个汉字表述是他这部作品的中文转世（afterlife），他的汉译有必要跟原作拉开一定距离对待。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的外国文学汉译大潮，到本次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新的书目，富恩特斯登陆中国（此处仅讨论中国大陆）并不算太成功截至2016年，名下仅七个单行本,计十五个版次，分别为：
《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最早被译入，1983年即有译本，并在1999年、2011年两次再版；
《最明净的地区》十年之后姗姗来迟，但再版频率更高：1998年、2008年、2012年；
其余几部都是中晚期的作品，翻译跟进相对更快：《狄安娜，孤寂的女猎手》（原1994年，译1999年），《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原1999年，译2005年，再版2012年），选集《墨西哥的五个太阳》（原2000年，译2009年，再版2012年），随笔集《我相信》（原2002年，译2007年，再版2012年）；相对而言，《奥拉盲人之歌》（原1962年、1964年，译1992年）这个合辑显得十分孤寂，尤其是经典中篇《奥拉》，传播既少，认知且低。
以此来看，国内对富恩特斯的翻译还比较保守，虽然很快为新中国第一代西语人所注意，但除最著名的作品，或有卖点的新作，或因其逝世而策划的再版，引进书目在其所有作品中仍占比很小、新增缓慢，且仅译林出版社（依托南京大学西语专业）投入较多。跟他所崇拜的路易斯·博尔赫斯、好友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科塔萨尔等人相比，他在中国的出版市场显得不温不火，也很少被作为影响源而得到读者、本土作家的致敬。
除了这些单行本，一些合辑也对富恩特斯有所涉及，如《戴面具的日子》里有一篇被译作《花园幽灵》1995年在杂志上刊发，后来该篇及另一名篇（译作《查克莫》）又因被作者收入《墨西哥的五个太阳》得以面世；另外《两个艾莱娜》有两个不同的杂志版本，《奥拉盲人之歌》被整体收入《获西班牙塞万提斯奖作家作品选》，以及2014年吴健恒译西班牙语短篇小说经典二十四篇，将其《女朋友们》作为主标题。
还有一个非正式版的《查克穆尔》由网名信天游的E书大师收入《外国中短篇科幻小说1000篇》第一辑，虽然没有标注任何来源、译者信息，错漏也较多，但被打上灵异奇谈的标签作为科幻作品阅读，并在1000篇的大系中占据一席之地，显示了一些认识上的错位和文化背景的差异。
翻译之外，业内对他的介绍和关注也草蛇灰线，如从上世纪90年代起朱景冬即注意追踪他的访谈、动态，还有一些译者、研究者关注其魔幻现实主义、墨西哥身份认同等话题。有趣的是，译本不为人所注意的《奥拉》在研究者中呼声很高，如卢云撰文讨论了发出第二人称的叙事者有哪三种可能性，张蕊依托富恩特斯专题项目梳理了其诸多文学前身，而朱语丞更进一步分析了与另两个同源故事相比、神话素的转移和原因。
总体来看，国内学界目前在富恩特斯这个话题上有两大缺憾，一是没有结合更广泛的文学文化背景、理论解读成果，分析还比较单一薄弱，尤其是如果考虑他是第一个通过自己在全球的文学代理人来控制自己作品的翻译与出版、第一个被美国评论家视为一流小说家、第一个与欧美大作家建立牢固私人友谊的拉美作家，甚至一些作品只有英文版，而且法语、德语译本和研究者也相当多，所以研究视野、路径完全可以超越西语界而更加开放多元。
第二个不足是很少有人掌握了他的全部书目，给出一个连贯的阅读脉络。这不是说没有穷尽就没有发言权，事实上笔者也未及阅读他中后期的所有作品，但富恩特斯确有一个特殊之处：坚实的结构感，无论是其本人对同一主题进行反复尝试，还是加入同人对特定故事的开发，或者时间的年龄这一墨西哥式人间喜剧的宏大计划，如果阅读和评论太过局部，便会错失其如四维空间的精妙之美。
二、 戴面具的日子
1944年底，富恩特斯十六岁，第一次在假期探亲之外开始在墨西哥城稳定地生活。虽然还是个高中生，但长得帅、教养好，在巴拿马、美国、智利、阿根廷各处见过世面还很会说话，使他迅速成为社交界的名人，应邀参加各个使馆晚宴，登上杂志封面，跟中国大使的女儿要好。无论他是不是如人所说聚会的灵魂人物（el alma de las fiestas），这种轻浮、欢快的生活是他优越出身的自然选择，也是当时军人干政向文官政府过渡、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墨西哥奇迹的写照。
在高中和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系求学时期，他很快成了驰名校园的学生作家，在《至上报》和《今天》杂志发表过不少生活、艺术评论，文化名人访谈，并且获得过奖项。他最早的文学发表可以追溯到1949年11月26日《明天》报上一篇《变味的糕饼》，讲述某犹太青年从欧洲返/逃回纽约，对作为犹太人的母亲拒绝认同。长期关注富恩特斯创作尤其是早期书目的加州大学教授理查德里夫认为，这篇故事史料价值高于艺术价值，没有被作者收入任何作品集，也很少受到研究者关注，但其中已经出现了反复操作的主题（如假犹太人）和有意识的风格探索（如第二人称）。
1950年，富恩特斯前往日内瓦大学进修国际法，虽然四年中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文学创作，但度过了有益的学徒期。如1964年《纯洁的心灵》即具自传色彩，以一个女性叙述者声音回顾了当时的阅读和爱情生活；最重要的是，那年夏天在湖边餐厅吃饭时见到七十多岁的托马斯·曼，突然领悟其文化与自身文化的诸多不同，但尽管如此，文学在两种社会都能够通过讲述可见和不可见的世界站住脚跟，从此，富恩特斯更加坚定要凭借想象力生存下去。
1954年5月，《爵士风的美洲豹》（Panteraen jazz）发表，一场以为公寓厕所进了美洲豹、最后变身为美洲豹的奇情异想，为《戴面具的日子》奏起了序曲11月，这本短篇故事集他的第一部作品，上市了。为了赶书展，富恩特斯把自己关了一个月，最终成果除了这个九十九页的小册子，还有它引发的一场笔仗：从12月到次年1月，评论界沸沸扬扬，激烈讨论何谓民族文学、何谓世界文学，墨西哥到底需要现实主义的作品，还是这样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文学。据墨西哥诗人阿里·丘马塞罗随后在大学学报上进行的年度总结，墨西哥文坛为这一本书所说和所写的，比为当年其他任何叙事文学所做的都要多。
《戴面具的日子》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直观上说，六个故事不足百页，似乎算不上大作，但细究起来，每一个都充满了文字和思想的活力，其中最成功也最著名的是第一篇《查克莫尔》。叙述者去海港城市为朋友收尸，在阅读日记和回忆往事中感叹对方发了疯，最后回到首都朋友家的时候发现，从二手市场买回来的雨神石像查克莫尔果然变成了人。这个故事在情节上跟1946年科塔萨尔发表的《被占的宅子》有某些相似之处，但突出表现了原住民神祇形象，尤其是其对身心的控制直至死亡，向宅子的日常性注入了现代性，变成一道更宏观层面的人类文明思考题。
第二篇《为麦利一辩》以政经类记者、评论员口吻展开一个极致的文字游戏：基于生造词Trigolibia发明一个术语系统，通过词尾曲折派生出同根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或通过前缀调整近似、相反等意义关联，通篇充斥着语义的夸张和逻辑的混乱；全文取消虚构（fiction）或者叙事（narrative），但又是一个明显的政治讽喻，指向美国和苏联两大强权养护的价值观。
《佛兰德花园的特拉克托卡钦》是本书的另一名篇，以六天的日记讲述主人公住进一座荒废的大宅，逐渐感受到花园属于另一个时空，看到陌生老太太出现，收到她的两份信笺，最终被关在宅子里、认出对方是墨西哥第二帝国皇后卡洛塔。这个故事有一道经线，跟八年后的《奥拉》一起，进入日本作家上田秋成《芦苇中的房子》和中国明代瞿佑《爱卿传》的神话学结构；另有一条纬线，与众多电影、话剧、小说等作品一起，如他本人1956年的短篇《玩偶》，又如2015年塞万提斯文学奖得主费尔南多·德尔帕索1987年的《帝国轶闻》，不断表达墨西哥民族对马克西米连夫妇外族入侵和开明君主的悲剧认同。
《兰花连祷》以一种巴洛克式丰富恣肆的景物描绘、不以为奇的平静口吻，讲述某人尾骨上长出一朵兰花，在其推动下经历了个人和社会发展的狂热，结果很快被随之而来的木桩从身体内部挣裂对巴拿马运河的离奇隐喻。
《因神之口》再次采取第一视角，心理时间绵密、外部时间跳跃，交织两条情节线索：一方面敬畏阿兹特克神的血腥暴力，另一方面在画展上破坏古典文明（撕掉画中的嘴）、杀害审美观念有差异的老友，最终被神俘虏杀死。
最后一个故事《发明火药的人》结构最为简单、用意也最为显明，用夸张的设定从勺子融化重铸，到全社会各行业的盲目消耗更新嘲讽愈演愈烈的消费主义将最终毁灭文明、使人重归燧石取火。
三、面具之后的声音
也许值得提醒一下，这本书标题的意思并不是某人戴面具度过的日子，而是日子本身戴着面具。有点让人费解，是的，但应该是那时候富恩特斯对墨西哥的观察和感受，在别处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之后，发现自己的祖国是如此面目模糊，仿佛隐藏了不愿示人的样子，或者秘密。
于是这里面情节性强一点的故事几乎都以死亡和困境告终：查克莫尔控制下的主人被溺死、古宅里的临时房客被幽闭、百无聊赖的一个普通人被兰花附身劈开、一张嘴也让人无处可逃。感觉略中二，我能想象他截住朋友、逼人读完还追问怎么样怎么样的情景，但如果真的钻到他眼睛里去感受这些东西，会发现他其实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害怕，不知道怎样去面对更古老、异质的文化及其原本蓬勃的生命力。
由此可以看出富恩特斯的身份认同：白人、资产阶级、受过良好的西欧文化教育。这固然使他在书问世的时候被大加挞伐，但这不是问责的时候，他不能改变自己土生白人式的命运，也不能反抗已有的经历，重要的是，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恐惧和担忧？
如果我能带着这个问题回到2010年马德里美洲之家的讲座，也许可以向富恩特斯当面提出这个问题，放到现在揣测，我能想到的解释只有陌生，他对西班牙语单一语言环境的陌生，对墨西哥底层人民的陌生，对因为政治正确被保护而终究萎缩的原住民文化的陌生。但他除了记录又能做点什么呢？似乎是无能为力的，或者可为之事不在他的人生规划里。
反过来看，一旦回到政治经济话题，他立马汪洋恣肆起来，《为麦利一辩》，多怪异的小说！通篇都是暗语，放到文学的框架里简直无比冲击这是给我看的？不懂……哎等等，好像……什么意思啊？哦……请大家相信，译文读起来莫名其妙，原文也绝对好不到哪儿去，全部是一个词的表演，腾挪幻化、斑驳变化，相当考验人的词汇学或者至少语文功底；这个词同时还是一个自限的圆圈，就这样自我审查，就这样不出来，反而比抨击冷战、揭露洗脑更发人深思；而归根结底，这个词又不存在。我想如果让富恩特斯再学计算机语言，他还能写出一篇全是0和1的小说来。
最后一篇，每次读，眼前总有融化的银锭和动画片一样字母飘向空中的画面。虽然是把消费生产的模型提取出来做了夸张的处理，现实感还是让人瞠目结舌，五十年代初的墨西哥消费主义已经达到那个程度，还是富恩特斯真的具有这样的穿透力？炸弹需要即时引爆吗？我不知道，但让各种编码传递的知识灰飞烟灭呢？如果图书音乐全部电子化，人只以搜索方式做科研，只靠听书和别人的解读来吸收知识，消解真的只需要咔嗒一声。当消费成为社会最大甚至唯一的驱动力，淘宝和跑腿小哥正在极大地改变我们和下一代人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有没有消费伦理可以有所约束，让每一次咔嗒都能回到不那么原始的默会知识？
如此想来，戴面具的日子何止是墨西哥的50年代初，不就在中国的当下？当然，我没有富恩特斯二十六岁时的斗志和笃定，我只是举着他面具的另一个声音。感谢每一位读者的选择和信任，出版这样一个小薄本在当时当地是容易，在此时此地却有诸多困顿。富恩特斯（Fuentes）这个姓是一个西语词，复数形式的源泉，我希望，对卡洛斯·富恩特斯的传阅和讨论可以最终汩汩涌动起来。
于施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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