鸽子隧道_[英]约翰·勒卡雷著_9787208157354

服务过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初试写作，就震惊文坛。

这是英国国宝级小说大师勒卡雷的人生故事，记下了他人生中近四十个刻骨铭心的片段，再现一个伟大作家的双重身份和多重自我。他目睹残酷战争与冷血杀伐；他跟着战地记者藏身壕沟，子弹擦着他的耳边飞过；他采访狱中的恐怖分子，却被对方堵得哑口无言；他目睹苏联巨变前后的社会，感慨万千；他见证了布罗茨基获得诺奖的瞬间，也亲历了电影大师弗里茨·朗的失意；他写下骗子父亲与自己既疏离又难舍的亲情，并苦苦思索间谍与作家的异同。

逃避与欺骗是我童年非有不可的武器。青少年时期，我们都是某种间谍，而我却早已是退役的老兵。情报世界拥我入怀的时候，感觉就像回到家一样。

前言

我的所有书几乎都曾经以鸽子隧道作为暂定的书名。这名字的由来很容易解释。那时，我正值十五岁前后，父亲决定带我到蒙特卡洛去，那是他用来赌博狂欢的场所之一。距离老赌场不远处有一座运动俱乐部，它的地基建造在绵延的草坪之上。草坪尽头有个靶场，能够正面远眺大海。在草坪的下面，有一些彼此之间保持平行的狭小隧道，排成一列，一直延伸至海边。隧道里面总是会被人放进一些在赌场屋顶孵化和圈养的活鸽子。这些鸽子的任务，就是扇动自己的翅膀，沿着漆黑的隧道飞行，直到出现在地中海的天空之下，然后便成为那些已经饱食过一顿丰盛午餐的绅士们的靶子这帮人已经站稳或者趴好，备妥自己的霰弹枪，等待着这些鸽子了。那些未被射到的，或者只是翅膀受伤的鸽子，会去做鸽子们本该做的事情：回到它们的出生之处，也即赌场的屋顶，在那里，周而复始的陷阱正等待着它们。

为何这样一幅图景，竟会困扰我如此之久，读者们也许比我自己更能评判吧。

约翰·勒卡雷

二零一六年一月

自序

我此刻正坐在瑞士山地小农舍的地下室书桌前。这间小农舍是用《柏林谍影》的收入建造起来的，位于距离伯尔尼九十分钟火车车程的山间乡村里。伯尔尼这座城市，是我在十六岁的时候，从英国公学逃离出来之后来到的地方，而且，我后来在伯尔尼大学就读。一到周末，我们这一大帮学生，有男生也有女生，其中大部分都是伯尔尼本地人，就会像洪水一样涌入高地。大家挤在山间的小棚屋里睡觉，尽情地滑雪。就我所知，我们都非常正直：男生在这边，女生在另外一边，从未遇见过出双入对的情况；或者，就算他们真有过这种事，我也从来不曾参与其中。

这座小农舍坐落在山村上方。透过窗户，如果我抬头向上望，便可以看见艾格峰、僧侣峰和少女峰，以及最为漂亮的希尔伯峰和略矮些的小希尔伯峰：这两座可爱的圆锥形冰山的尖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名为焚风的温暖南风下屈服，逐渐消融。不过，短短几天之后，便会再现出如蒙着面纱的新娘般的圣洁光辉。

在这里，我们所拥有的诸多守护神当中，还包括无所不在的作曲家门德尔松你可以跟随着门德尔松步道的箭头指向行走。要知道，诗人歌德也走过这条路，虽然他最远似乎只走到过劳特布伦嫩的瀑布；以及诗人拜伦，他最远则走到了翁根恩阿尔卑。不过，拜伦讨厌这里，声称我们这儿风暴肆虐森林的场景令我想起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们。

在这些守护神当中，我们最为敬畏的一位，毫无疑问是恩斯特·盖茨。他于一九三零年创办了劳伯峰滑雪赛，自己则赢得了障碍滑雪赛的冠军，这些都为这座小山村带来了名气与财富。曾经有一次，我甚至也疯狂到去报名参加了比赛，结果由于毫无实力和无法掩饰的恐惧，不出所料地栽了个大跟头。根据我的研究，恩斯特不满足于只作为滑雪比赛之父，他还为我们的滑雪板镶上了钢边，给滑雪板固定器安装了钢台。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这一切而感谢他。

此时正值五月，我们在短短一周之内便经历了四季：昨天下了几英尺厚的初雪，尚且没有哪个滑雪者想到要去享受一番；今日则是毫无遮拦、灼热难忍的大太阳天，积雪几乎消失无踪，春日里的花朵又忙忙碌碌地选择了盛开。然而，如今到了傍晚，呈现出佩恩灰颜色的雷雨云，已经如拿破仑的大军一般，准备涌进整个劳特布伦嫩山谷了。

而且，很可能就在雷雨之后，过去几天里让我们松了口气的焚风又会卷土重来，天空、草地、树林瞬间褪去了色彩，农舍则开始发出咯吱作响的声音，显得焦躁不安，木头燃烧生出的滚滚浓烟从壁炉里冒出来，侵袭过我们的地毯这张地毯不知是在哪个少雪的冬季，某个雨天的午后，我们在因特拉肯花了大价钱买下来的。每一处从山谷里传来的哐当轰鸣，或是短促的声响，都响亮得如同抗议者们愠怒的呼喊。所有的鸟类都被困在自己的巢穴之中，只有不听命于任何人的黄嘴山鸦是个例外。在焚风期间，不要开车，不要求婚。如果你感到头疼，或是有种想要杀了你邻居的冲动，还请宽心，这不是宿醉，这些都是焚风作祟。

这座农舍，虽然规模较小，在我八十四年的生命当中，却占有不成比例的极大分量。我在年少时期那时距离这座农舍建成还很遥远就来到了这个村庄里。先是滑雪，穿上白蜡木或者山核桃木做成的滑雪板，弄好海豹皮制作的摩擦条，方便攀登上山，然后再将皮革滑条绑好，从山上滑下来。接着就是夏天的时候，和我那位博学的牛津大学导师维维安·格林在山间漫步，他后来出任了林肯学院的院长，也是我打造乔治·史迈利内心世界的灵感源泉。

史迈利像维维安一样喜欢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像维维安一样在这片风景当中找到了慰藉，就跟我和作为自己灵感来源的德国保持着终身的、不可调和的关系一样，这些都不是巧合。

容许我絮絮叨叨地讲我那任性父亲龙尼的是维维安；在龙尼再次制造出比以往更为壮观的破产状况时，也是维维安为我筹集了必要的资金，把我拉回学校，完成了学业。

住在伯尔尼的时候，我结识了经营伯尔尼高地最古老旅馆业主的家族的后裔。多年以后，如果不是凭借他所发挥的影响力，我压根就不会被允许在这里建造这座农舍，绝对不会。那时就跟现在一样，没有任何外国人可以在这座村庄里，拥有哪怕是一平方米的土地。

同样，也是在伯尔尼，我在英国情报界跨出了宛如婴儿学步般的第一步：有人传送给我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的情报，后来也不知道传送到了谁的手上。最近，我常常一有空就寻思，如果当初没有逃离公学，或者逃去了不同的方向，我的人生又会是什么样的呢。现如今，我突然发现，我人生当中后来发生的各种事情，都是缘于一个青春期时的冲动决定：一心想着以最快也最可行的路线逃离英国，这才得以拥抱德国这个灵感来源，将它作为了我的代理母亲。

我在学校并不失败，远非如此：我是很多活动的指挥者，学校竞赛的赢家，极具潜力的金童。至于那次离家出走，同样也是慎重考虑过的。我没有咆哮尖叫，只是这样说道：父亲，随便你想拿我怎么样，我不会回去了。有很大的可能，我是把自己的困境归咎到了学校的头上顺带连英国也一起怪罪了然而，这件事真正的动机，其实是想不惜一切代价从我父亲的掌控当中逃离出来，不过，当着他的面，这点实在是难以启齿。很多年之后，理所当然的，我也看到我的孩子们做了同样的事情，不过他们处理得更加巧妙，因此也就少了许多无谓的争吵。

但这些都无法回答最为核心的问题如若当初采取了别的方式，我的人生又将走向什么样的方向。没有伯尔尼，我也许会被英国情报机构招募去当一名十几岁的跑腿小弟，做着被行业里称为东一头西一棒子式的差事？那时我还没有读过毛姆的《阿申登故事集》，不过肯定已经读了吉卜林的《基姆》，以及诸如乔治·亨提之流所写的各种爱国主题冒险故事。唐佛德·耶兹、约翰·巴肯和赖德·哈格德说的怎么可能会有错？

当然，在战争结束后不到四年时间里，我就摇身一变，成了西半球最爱自己祖国的英国人。就读大学预科期间，我们这些男孩子个个都是专家，能够从身边人当中指认出德国间谍来。我甚至算得上是我们中间非常优秀的反间谍行动人员之一。在我们那所公学，爱国主义的热情简直大到无边无际。我们参加特种部队就是穿上全套制服的那种军训每周两次。公学的年轻教师们都是刚从战场归来的，皮肤晒得黝黑，每到特种部队时间，便佩戴起他们全部的勋章，开始炫耀。我的德语老师参加过一场非常不可思议的、没有任何人知道的神秘战争。就业指导老师则教导我们为到大英帝国遥远的前哨战场去奉献终生做准备。在我们那座小镇中心的修道院内，挂满了在印度、南非和苏丹等地的殖民地战争中损毁的军旗碎片，战争结束后，这些碎片经由可爱女性之手编织成渔网，再现了其荣耀。

因此，当这种伟大召唤化身为一位从伯尔尼英国大使馆签证处走过来的、名叫温迪的三十多岁慈母般的女士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理所当然，这个不自量力的、在国外大学读书的十七岁英国男生啪地一下立正敬礼，说道：随时愿意为您效劳，女士！

比较难以解释的是，在德语这个词语对大多数人而言等同于无比邪恶的那个年代，我却选择全心全意地去拥抱日耳曼文学。正如我飞向了伯尔尼一样，这种拥抱决定了我后来生命的旅程。没有这个决定，我就永远不会在我那位犹太难民身份的德语老师的坚持之下，于一九四九年造访德国，也永远不可能目睹鲁尔区那些被战争夷平的城市；后来也不会病得像条狗一样躺在柏林地下、德军临时战争医院的纳粹国防军床垫上；或者在营房恶臭依旧时，造访达豪集中营和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然后再回到伯尔尼安宁祥和的生活中，继续拥抱我的托马斯·曼和赫尔曼·黑塞。我敢肯定，如果那样的话，我也绝对不会被派往被盟军占领的奥地利去从事情报工作，或是之后在牛津大学研究日耳曼语言文学，前往伊顿公学任教，以低阶外交官身份为掩护、派驻波恩的英国大使馆，更不会写出以德国为主题的小说了。

早期沉浸于与德国相关的那些事情所带来的影响，如今于我而言已经非常明晰了。那些经历给了我一块折中的领地；助长了我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思想，以及对于抒情表达的热爱；它逐步灌输给我的理念是：一个人从生到死的旅程，是一段永无止境的学习这不是什么新颖的观点，或许也很经不起推敲，不过我依旧深信不疑。后来，当开始学习歌德、伦、席勒、克莱斯特和毕希纳的戏剧时，我发现，不仅仅是那种堪称经典的德国式严肃与朴素令我感同身受，他们神经质一般的过激行为也同样令我心有戚戚。在我看来，在这两者之间游刃有余的诀窍就是，把其中一种特质伪装成另一种。

农舍本身已经接近五十岁高龄。我的孩子们在他们的成长时期里，每个冬季都会过来滑雪，我们在这里共度了最美好的时光。有时我们也在春天过来。也是在这里……我想，那应该是一九六七年的冬天，我和西德尼·波拉克一起度过了与世隔绝，却极为有趣的四周时间。西德尼·波拉克是电影导演，导过《窈窕淑男》《走出非洲》以及我最爱的那部《孤注一掷》。当时，我们俩正在研究应该如何把我的小说《德国小镇》改编成电影剧本。

那年冬天的雪下得很完美。西德尼从来没有滑过雪，之前也从未到过瑞士。快乐的滑雪者们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姿态嗖嗖地从我们阳台旁呼啸而过，这样一幕美妙场景，实在是令他受不了。他也很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而且一刻都不能等。西德尼希望我能指导他学习滑雪，不过，感谢上帝，我打电话把马丁·爱普叫来了：马丁是一名滑雪教练，也是一位堪称传奇的登山向导，他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独自攀登上艾格峰北坡的人之一。

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的世界一流导演，和出身瑞士阿罗萨的世界一流登山家一拍即合。西德尼做任何事都绝不会半调子，不过短短几天时间，他就成了一名很有水平的滑雪者。并且，他还满怀着另一个迫切的愿望想给马丁·爱普拍一部电影。这个念头很快就盖过了他拍摄《德国小镇》的愿望。艾格峰将会扮演命运之神。我来写剧本，马丁扮演他自己，西德尼则负责给自己绑好安全带，爬到艾格峰的半山腰进行拍摄。就这样，他先打电话给自己的经纪人，讲了马丁的事情。然后又打电话给自己的分析师，讲了马丁的事情。雪依旧下得很完美，消耗着西德尼的能量。我们认为，洗完澡之后的夜晚，是创作的最佳时间。无论是不是这样吧，反正，最后这两部电影哪部都没有拍成。

后来，让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西德尼把农舍借给了前来给电影《下半生赛跑者》勘景的罗伯特·雷德福。唉，遗憾的是我没见到他。不过，这件事之后许多年，只要我到村子里来，身上都仿佛佩戴着罗伯特·雷德福之友的徽章一般。

这些都是我回忆里的真实故事你们当然有权质问，对于一位处于美其名曰生命黄昏的从事创作的作家，什么是真相，什么又是记忆呢？对律师而言，真相就是不加修饰的事实。至于这些事实能否被发现，又是另一回事。对于一个从事创作的作家而言，事实就是原材料，并不是对他进行监工的工头，而是他的工具，他的工作就是让这些事实可以被传唱吟诵。真正的真相会骗人，如果真相确实在某处的话，那也不会是在事件表象上，而是在其细微末节之中。

真的有纯粹的记忆这种东西吗？我很怀疑。即使当我们坚信自身冷静客观，忠于赤裸的事实，不会因为自私自利的缘故进行修饰或者删改，纯粹的记忆仍然如同一块湿润的香皂一样滑溜，难以抓住。或者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一辈子都在不断混合自身经历和想象力之后，确实就是这样。

每回想起一些值得一提的故事，我就会从自己当年在报纸上各处发表的文章里摘取一段当时的对话或者描述，因为，对我而言，这些读起来依旧很新鲜，也因为之后的记忆不如当年这些文章一样清晰与锐利。比如，我对于前克格勃首脑瓦季姆·巴卡京的描述便是如此。至于另外一些情况，我很大程度地沿用了当时我所写下的内容，只是在各处稍微整理了一下，少量添加了一些补充润饰，让这些情节看起来更加清晰，或者更合时宜。

我并不希望令我的读者们认为，阅读本书便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我的作品或者，换句话说，正因为对我的作品有部分程度的了解，从而期待其中存在某些零星注释的对应片段。无论如何，请放心：我绝没有刻意去伪造任何一起事件或者一段故事。掩饰是必要的，但是，伪造，则是断然不可能的。一旦我的回忆里出现摇摆不定的情况，我都会特别加以注明。最近，有一本谈论我人生的书出版，其中仅用很小篇幅提及了一两则故事，所以，我当然很愿意自己再谈一遍，用我自己的声音来讲述，竭尽可能地倾注我自己的情感。

书中有些片段，我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重要性，可能也是因为某位主演的离世才意识到。在这段漫长的人生当中，我没有养成记日记的习惯，只有在各个地方写下的少量旅行笔记，或是随意记录了几行如今无法还原的对话只有这些留存。比如，我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被逐出黎巴嫩之前，曾与他相处过一段日子。之后，我前往他在突尼斯居住的白色旅馆拜访他，却未能见上面。又隔了几个星期，同样在这个小城里，驻扎在同一条马路上距他几英里之外的地方，他的数位高级将领遭到了以色列暗杀小组的狙杀。

拥有权力的男人和女人们，他们都很吸引我。因为这些人就在那里，而且我也很想知道是什么促使他们做出这样那样的举动。不过，在那些有他们在的场合，我所能回想起来的，不过是我在他们面前似有见地地点头，适时地摇头，以及试着讲一两个笑话来缓解紧张情绪而已。只有到了会面结束，回到我的旅馆房间之后，我才会掏出我那本写得乱七八糟的笔记本，试图把我刚才看到的、听到的理出个头绪来。

其他一些在我旅行中保留下来的、书写潦草的笔记，大部分都不是关于我个人的记事，而是记录了我在各处探险时陪伴在我身边的、保护着我的那些虚构角色。这些笔记都是以他们的角度（而不是我的角度）、他们的笔法写下来的。那次，当我蜷缩在湄公河畔的壕沟里，人生第一次听见子弹射进位于我上方的泥滩时，用颤抖的手在肮脏的笔记本上倾述愤慨之情的并不是我，而是我那位英勇无畏的、虚构出来的英雄，战地记者杰里·威斯特贝。对于他而言，被子弹击中只是日常生活必经的磨难。我曾经以为只有我在这种事情上是个例外，直到后来，我遇见了一位知名的战地摄影记者，他坦白地告诉我，只有通过相机镜头凝视战场，他才能摆脱恐惧。

好吧，恐惧从来没有离我而去，不过我能理解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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