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多瑙河畔的小说之声（中译本前言）
高 兴
罗马尼亚人，巴尔干半岛的一个异类。它实际上是达契亚人与罗马殖民者后裔混合而成的一个民族，属于拉丁民族。历史上，长期被分为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和特兰西尔瓦尼亚三个公国。作为弱小民族，长期饱受异族侵略、统治和凌辱。十九世纪起，借助于几次有利的发展机遇，罗马尼亚文学出现了几位经典作家：诗人爱明内斯库、剧作家卡拉迦列和童话作家克莱昂格。真正意义上的罗马尼亚文学始于那个时期。一九一八年，罗马尼亚实现统一，进入现代发展时期。
由于民族和语言的亲近，罗马尼亚社会和文化生活一直深受法国的影响。一到布加勒斯特，你就能明显地感觉到法国文化的影子。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布加勒斯特甚至有小巴黎之美称。那时，罗马尼亚所谓的上流社会都讲法语。作家们基本上都到巴黎学习和生活过，有些干脆留在了那里。要知道，达达主义创始人查拉是罗马尼亚人，后来才到了巴黎。诗人策兰，剧作家尤内斯库，音乐家埃内斯库，雕塑家布伦库西，文学家和哲学家齐奥朗，也都曾在罗马尼亚留下过自己的人生印迹。
统一给国家和文化的发展注入了异常的活力。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罗马尼亚文化，包括哲学、文学和艺术，曾出现过空前的繁荣。一九四七年年底，罗马尼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紧随苏联，全面推行苏联模式。极左路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给整个国家带来了灾难。文学自然也无法幸免。文学评论家阿莱克斯·斯特弗内斯库在其专著《罗马尼亚当代文学史：19412000年》中形象地说道：文学仿佛遭受了一场用斧头做的外科手术。罗马尼亚文学因而出现了严重的断裂。言论和创作自由得不到保证，不少作家只能被迫中断创作，有些还遭到监禁，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一阶段，黑暗又荒诞，被罗马尼亚文学界称为苦难的十年。
六十年代中期，罗马尼亚文化生活开始出现相对宽松、活泼和自由的可喜景象。享有世界声誉的罗马尼亚小说家诺曼·马内阿曾在随笔集《论小丑》中比较客观地描绘了这一时期的情形：
在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五年这相对自由的十年里，罗马尼亚并不繁荣，也不能说人们在日常生活里毫无拘束。但是关于那个时期的记忆里有一种振奋人心的东西：用轻快的拉丁语哼唱，动听而有趣；你可以更自由地四处走动，更自由地谈论别人和书。仿佛就在一夜之间，人们和书籍一起死而复生了和谐的交谈、快乐的聚会、忧郁的漫步、令人兴奋的探险，一切都回到了生活中。这种变化，并不像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是回应领导阶层政策的变化而重新出现的政治热情，而是把政府的政治日程抛在一边短暂地回到简单的生活乐趣中。在这个国家里，人们一直喜欢的是歌声，而不是祈祷和庄严的宣誓。这个时期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微乎其微，但它对艺术和文学的影响却延伸到了之后的十多年里。我们利用一切机会接触西方的艺术和思想运动，在一些社会和政治问题上，我们可以保持比较独立的立场，可以用个人的方式表达观点。
这一时期已被史学家公认为罗马尼亚的政治解冻期，有罗马尼亚评论家称之为布加勒斯特之春。
可惜，始于六十年代初的开明时期没有一直延续下去。进入七十年代，当局逐步加强文化和思想控制，粗暴干涉和限制创作自由，试图将文学当做御用工具。文化再次面临严峻的时刻。
极富意味的是，八十年代的罗马尼亚文学竟始于一起重要的文学事件。一九八○年春，马林·普雷达的三卷本长篇小说《世上最亲爱的人》出版，轰动了整个罗马尼亚文坛。人们争相购买传阅，报刊纷纷介绍评论，一时间，几乎所有阶层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世上最亲爱的人》。然而，残酷的命运未能容许作者充分地享受成功的喜悦。小说出版仅仅几个月后，作者竟出乎意料地去世了，年仅五十八岁。于是，这部罗马尼亚二次大战后最受欢迎，最为流行的长篇鸿作便成了作者的临别之言。
《世上最亲爱的人》在形式上似乎并没有什么创新。引起评论界关注的则是它巨大的容量。表面看来，这是一部描写爱情悲剧的小说，但仔细一读，读者便会发现这实际上是一部无所不包的鸿著。整部作品就象一座庞大的立交桥，各种阶层的人物，各种社会环境中所发生的事情都在此交汇通过。在这部长达一千二百页的作品中，作者的笔自由驰骋，从主人公的书房到斯大林的办公室，从大学教研室到作家联合会的会场，从酒吧到妇产科病房，从监狱到灭鼠队，就这样成功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苦难的十年中整个罗马尼亚社会的全景。作者意在通过描写特定时期中一个普通人的悲剧来揭示整个民族的悲剧，因为个人的命运是和整个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的。在罗马尼亚，描写苦难的十年的作品比比皆是，但以文学的形式如此全面地反思那个不正常的时代则为普雷达首创。小说家实际上承担起了历史学家的重任，而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说过这样一段话：艺术是抗拒不完美现实的一种方式，亦为创造替代现实的一种尝试，这种替代现实拥有各种即便不能被完全理解，亦能被充分想象的完美征兆。这段话适用于所有在黑暗中生活或生活过的作家和艺术家。在黑暗中生活，也就是在禁忌下生活，也就是在夹缝中生存。夹缝中的生存需要勇气、坚韧和忍耐，更需要一种有效而智慧的表达。时至八十年代，罗马尼亚小说已经成为一股成熟而又难以阻挡的力量，在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着自己隐秘却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毕竟处于欧洲文学的包围之中，毕竟有过六十年代的敞开和储备，即使在专制时代，罗马尼亚的文学生态也并不像如今某些西方人士所描述的那么糟糕、恶劣，并没有出现过如中国文革那样万马齐喑的极端局面。用小说家格奥尔杰·克勒齐恩的话说，那时，虽然压抑，但还可以忍受。文学，我们说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始终在那片国度拥有着属于自己的空间，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优秀的作品和优秀的作家一直在不断地出现。
一九八九年年底，像东欧其他国家一样，剧变之风暴同样降临罗马尼亚。剧变后，罗马尼亚开始朝市场经济转变，文学不断地被边缘化，不少作家的创作也陷入困境。这是个相当艰难的过渡时期。全球化和商业化同样冲击着罗马尼亚文化。在资本横行的时代，诱惑和困惑，机遇和挑战，几乎同时存在着。如何保护自己的特色和个性，如何体现小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如何为陷入困境的民族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是许多罗马尼亚作家正在思考的问题。
罗马尼亚现当代小说就在如此的历史、文化和政治风云中走过了百年发展历程。
综观罗马尼亚二十世纪小说，长篇小说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许多作家都以长篇巨制获得影响和声名，从而奠定了自己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利维乌·雷布雷亚努的《伊昂》《绞刑森林》和《起义》，米哈伊尔·萨多维亚努的《马蹄铁·尼古阿拉》《安古察客栈》《斧头》，马林·普雷达的《莫洛米特一家》和《世上最亲爱的人》（三卷本）、乔尔杰·博勒耶泽的《两天的世界》、尼古拉·布雷班的《患病的动物》、欧金·乌力卡罗的《乌村幻影》等长篇小说就是绝好的例子。
这些优秀的小说家除去长篇小说，同时也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短篇小说。此外，在百年历程中，有一批作家，立足于主流之外，不求名利，只顺从文学和内心的呼唤，孜孜不倦地从事着短篇小说的创作。他们将笔触伸向日常生活，伸向内心和情感世界，关注普通人物，关注所谓的琐碎题材和微小主题，或者充分调动想象，以象征和寓言手法迂回地反映生活和世界。他们重视文学形式，重视叙述角度和手法，重视语言的各种可能性，把艺术价值放在首位，同时也并不忽略社会效应、道德力量，以及同现实的连接。通过文学探索和实验，表达对自由的向往，对日常灰暗的抗衡，对教条、空洞和专制的反叛，也是他们创作的重要动力。安东·霍尔班、诺曼·马内阿、阿德里安娜·毕特尔、勒兹万·彼得雷斯库、米尔恰·内德尔丘、斯特凡·阿果彼安、索林·普雷达便是他们中的代表性作家。尽管文学追求相似，但他们各自的写作又呈现出了强烈的个性色彩。有些人选择寓言体写作，曲折地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比如阿果彼安的《兵法》。有些人深入内心挖掘、探幽，呈现种种令人惊异的内心和情感世界。比如安东·霍尔班的《祖母正在死去》、欧金·巴尔布的《新娘》、诺曼·马内阿的《毛衣》、欧金·乌力卡罗的《爱情故事》和索林·普雷达的《正方恋》。有些人注重语言和形式革新，用独特的视角和手法来贴近社会和人心，以小见大，反映现实景况。米尔恰·内德尔丘就是这类作家的杰出代表。有些人善于将现实和梦幻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亦真亦幻的艺术氛围，往往既具有诗情画意，又充满人生蕴含，颇为耐人寻味。比如斯特凡·勃努内斯库的《从前的暴风雨》和玛丽娅-卢伊扎·克利斯戴斯库的《克洛丽丝》。还有些人用轻盈、幽默和讽刺的手法表达精致的思想和微妙的情绪。比如格奥尔基·施瓦茨的《小小说选》和贝德罗斯·霍拉桑捷安的《精美食品四道》。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也听出了各种语调，感到了各种气息，看到了各种风格。反讽，神秘，幽默，魔幻，沉重，哲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派，等等等等，正是这些写作上的差异，让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对于文学而言，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多么的重要。而不同的声音的交融，便让文学有了交响乐般的丰厚，以及马赛克似的绚丽多彩。
我向来对大国文学和小国文学这一概念保持警惕甚至怀疑的态度。大国，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文学的优越；而小国，也并不见得就意味着文学的贫乏。事实上，在读了太多的法国文学、美国文学、英国文学之后，我一直十分地期盼能读到一些小国的文学，比如非洲文学，比如北欧文学，比如中东欧文学，其中当然包括罗马尼亚文学。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文学中，或许还有一种清新的气息，一种质朴却又独特的气息，一种真正属于生命和心灵的气息。而全球化背景，恰恰极容易抹杀文学的个性、特色和生命力。
然而，语言的障碍却明显存在着。因此，我不得不承认大语种文学和小语种文学这一现实。这一现实，更多地体现的，是文学在流通上的尴尬。这也就让小语种文学显得格外难得和珍贵。而罗马尼亚文学无疑属于小语种文学，或者，更严谨地说，非通用语种文学。
爱，孤独，温情，迷惘，时空，寻找，婚姻，家庭，生存，抵抗，战争，异化……所有人类的普遍主题，在这些小说中，你都能发见。当许多作家在解构意义时，罗马尼亚一些作家却在努力地建构意义，建构诗意，建构文学本身的魅力。这是个动人的姿态。文学是能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增添魅力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魅力的一部分。
《裸浴场上的交响音乐会罗马尼亚20世纪小说精选》中，有几篇作品创作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也有几篇创作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多数作品都创作于近三四十年。由于版权、资料、篇幅等因素限制，不少重要作家的代表性小说没能收入。因此，需要说明的是，这部选集显然无法全面反映罗马尼亚二十世纪小说的面貌。它只是个相对的、带有遗憾的、敞开的选本。但通过它，我们多多少少能听到一些来自多瑙河畔的小说之声，多多少少能对罗马尼亚二十世纪小说有一些真切的了解。
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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