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从1982年以来，我在《辞书研究》及其他刊物上发表了大约70万字的有关辞书理论和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已编成两本集子，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分别出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名《汉语辞书论集》，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名《辞书评论集》。
用“评论” 这种刊物名或学科名作辞书研究书名，我还未见。我是希望用这个名称来进一步引起辞书学界的重视，就像文学界重视文学评论一样。通过评论来探讨文学创作和美学的规律，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
这个集子的大部分是应命之作。文学作品创作中有“ 遵命文学”一说，大约是说该作品的写作本非作者的意愿，而是遵他人之命而为之，例如本集中的序、评，计有17篇就是这样。书评和序跋类文字写好不易，有些大手笔的序跋常常引起我浓厚的兴趣，如清王引之《经传释词》阮元序，不过五百来字，将该著的写作缘起和学术价值说得清清楚楚，其中的一些文字读来令人击节称叹：
高邮王氏乔梓，贯通经训，兼及词气。昔聆其“ 终风” 诸说，每为解颐，乃劝伯申，勒成一书。今二十年，伯申侍郎始刻成《释词》十卷。元读之，恨不能起毛、孔、郑诸儒而共证此快论也。
在《经义述闻序》中写道：
国朝小学训诂远迈前代……哲嗣伯申继祖又居鼎甲，幼奉庭训，引而申之，所解益多，著《经义述闻》一书。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
有些序跋则写得较长。如朱起凤的《辞通》，除吴文祺的前言外，有章炳麟序、胡适序、钱玄同序、刘大白序、林语堂序、程宗伊序、夏丏尊序和自序，计九篇。一书而九序，或说缘起，或评学术，或就词例而申发自己的见解，对《辞通》这部三百万字的煌煌巨著热烈称赞，阐发声音训诂之理。胡适称赞《辞通》“是比较个体的例子而求得一个通则”，“他的方法是很可佩服，很可效法的”；他所成就的“是王国维先生所期望的‘ 小学上未有之事业’”。刘大白以“首尾”“首施” “ 首鼠” 等词为例，剖析双声叠韵的规律，称赞朱丹九先生这部书是一部“伟大的著作”；林语堂谓“此书在今日实为我国文字学之宝藏”。一书之序竟达50页之多，且每一序都有可读之处，耐人寻味，给人启迪。有称扬，有批评，有商榷，对所序对象有透彻了解，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这是我们写序跋，进行评论要做到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辞书评论集》有三篇长文，一篇是《〈说文解字〉在词典学思想史上的伟大贡献》，一篇是《〈汉语大字典〉通论》，一篇是《〈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对词典学理论的贡献》。就这三篇，已可构成一本集子。
我从事《汉语大字典》的编纂，无意专研《说文》，却写作了有关《说文》的五六篇文章，除本评论集所收的《〈说文解字〉的产生及其由来》《〈说文解字〉在词典学思想史上的伟大贡献》之外，还有《转注研究的研究》《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的假借理论和实践》《安子介汉字分析的几个问题》《通假问题》，如果再扩大范围写几个专题，就是如陆宗达先生那样的又一种《说文解字通论》了。
我介绍、讨论的重点是《〈汉语大字典〉通论》和《〈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对词典学理论的贡献》。这两篇是遵命之作。1990 年9月，历时整整15年的《汉语大字典》编纂工程如期完成。在8卷本出齐以后，编纂处决定出一本论文集，在全国组稿，并规定每篇论文不得超过8000 字，而给我下达的任务是对《汉语大字典》进行全面的总结，字数不限。时间紧迫，仅有一个月时间，我日夜兼程，以每天4、5 千字的速度完成了任务。责任编辑每隔3、4 天来取一次手稿，所以至今，我家里是没有这两篇文章的手稿的。和8卷本《汉语大字典》装帧一样的《汉语大字典论文集》60余人写作、700余页，我一人竟占了120页。
好汉不提当年勇，况且我当年并不是好汉，无勇可言；而现在已是耄耋老朽，回忆起往事，似乎还能引起一点乐趣，所以在这篇自序中又拿当时引起一片喝彩的两篇文章来说事。
《〈汉语大字典〉通论》对《汉语大字典》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我把《通论》的纲目抄录如下：
一、汉字楷书单字的汇编——《汉语大字典》的价值观
（一） 收字
（二） 收词
二、历史地、正确地反映汉字形音义的发展——《汉语大字典》的辉煌成就和鲜明特色
（一） 字形——三千年文字演变的一览表
（二） 字音——现代、中古和上古音的综合反映
（三） 字义——字义孳乳史的生动描写
三、释义篇——《汉语大字典》的精彩之笔
（一） 义项论
（二） 语词对译论
（三） 释义层次论
（四） 释语中有被释字论
（五） 序列论
四、书证篇
（一） 书证
（二） 引例
五、名物篇
（一） 释名与释物——语文性和百科性
（二） 异名和异体
（三） 释义的位置
六、虚字篇
（一） 体系问题
（二） 注释模式
（三） 值得研究的问题
七、通假篇
（一） 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实践
（二） 《汉语大字典》通假义处理的历史评价
（三） 通假字的破读和注音
八、平衡篇
（一） 性质
（二） 所涉及的方面
（三） 《汉语大字典》的失衡现象
（四） 必要的措施
九、《汉语大字典》对清以来训诂成果的利用
另一篇长篇论文《〈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对词典学理论贡献》是可以第十篇列于《通论》的。
写作自序，把目录抄录下来，似觉不妥。但在我是想证明这个“通论”处处是谈的学术问题，形、音、义、例、名物、异体、虚字、通假、平衡及《汉语大字典》系统的人进行的理论研究都谈到了。
有些问题是有针对性的。如有人对《汉语大字典》的收列56000字，且有许多讹字表示不解，认为没有科学性和规范性，《通论》写道：
科学性和规范性对词典（不是字典） 而言，应当是在庞大的词库中根据一部词典所确定的类型特征和宗旨所作的慎重选择……在文献材料中收字几乎不存在科学性和规范性问题，见字必录一般都不会有错。
目前《汉语大字典》对众多的讹字取承认态度说明了这一点。
在谈到文字的由繁趋简或由简趋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趋简作为方向的演变规律时说：
按照机械的规范观点，凡有别于初形者，均属谬误。而事实是约定俗成的伟大力量却不顾这一切，只要是大家习用了，承认了，也便天经地义地正确了。这就是规范，这就是科学。
接着《通论》又写道：
并不是说《汉语大字典》在她的价值原则指导下就可以不顾科学性、规范性原则滥收字。笔形和笔画微异的字，楷化不全的字，现代书刊的一些生造字（ 包括本有其字的“ 方言新字”）、错字都在排除之列。
针对有人说《汉语大字典》是死语言词典，《通论》给予了有力的辩驳，并运用了十分生动贴切的比喻。
《汉语大字典》的收字是“并吞八荒、包举宇内”鲸吞式的，是由“汇编”性质和帮助查阅研究者“阅读和研究古今著作”的宗旨决定的。就像一座汉字的历史博物馆，所收藏的物品，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毫无用处，却有收藏、陈列、观赏和研究价值。《通论》这样的论述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力求具有相当的哲理和思辩意味。
“释义篇”在《通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义项论、语词对译论、释义层次论、释语中有被释字论、序列论五论组成。
王力先生曾提出“明字义孳乳，分时代先后” 的描写语义史的主张，这是编出理想的字典的重要标志。《通论》在“字义——字义孳乳史的生动描写”一节举宇字的13个义项作了图示，使“ 宇” 这个字概念的扩大和转移得到了生动说明。《通论》接着指出：“语义史的描写的理论分析和现实存在往往有差距。例证的时代先后与字义孳乳的逻辑规律往往不能一致，并举“管” 字例，绘出该字字义的扩大、缩小、转移图作了说明。在这一篇，《通论》又指出“原信息和感受信息的统一性原则始终只能是一种理想”，“ 语义的客观性和释义的主观性在字义的诠释中要求得完全的协调一致是困难的”。王力先生对词典十分关注，他的一些观点、主张常常被人引用。我崇敬王力先生，但却不赞同他的某些观点，曾在《试论王力的词典学思想》一文中对这些观点提出了批评，在《通论》“语词对译论”“释义层次论” “ 释语中有被释字论” 以及“ 序列论” 中又以《汉语大字典》为例，论述了与王先生不同的观点。这些可以说就是《通论》的理论和学术性之所在。
评论不是介绍，不是商业广告宣传，和辞书的用户教育写作也不相同。从实践到理论，从具体到一般，把辞书编写的带规律性的方面一一揭示出来，是辞书评论的责任。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是评论者的素养。
这一点一经说出就会引起议论： 就数你有素养， 别人就是扯淡。
我写评论不算多，但看过的多。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 文献或辞书评论，或贵古而践今，或崇己而抑人，或谓今是而昨非，在现今某些序跋评论中又反映出罗列优点的商业气息。我曾留心过一部大成语词典的自我介绍，说是每一成语的第一个用例都出自源头作品，而我查的结果却是大部分不是。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主自序编，主编接受了。我们的责任是向读者负责，向人民负责，任何的不实宣传都是要不得的。
《〈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对词典学理论的贡献》是又一篇评论长文。我的愿望是梳理一遍《大字典》系统的理论成果。这样的梳理的前提是全面掌握资料，每一位《大字典》的成员或虽非《大字典》成员而所写论文属《大字典》范围的成果，我都从《辞书研究》和其他刊物上找来阅读。由于涉及的人多，关注这篇文章的人也就很多。看了这篇文章，大家纷纷向我拱手表示称赞。如果不看全部有关文章，是写不出这种效果的。
《大字典》系统的人对工作中所涉及的形、音、义、例以及编纂法诸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对《汉语大字典》的编写起到了指导作用，例如严学宭先生的《怎样注音、订音和正音》（《辞书研究》1980年3期），至今还使人感到亲切。《贡献》写道：
严文对审音的三大项目（即注音、订音、正音）的含义作了明确的解释： 注音的研究对象是现代汉语不再通行的字，它们绝大多数仅有反切和直音。这种字的注音原则是“ 依据汉语语音历史的演变规律，结合反切上下字和被反切字北京音变情况，细细审辨”，“ 折合成现代北京音”。订音的研究对象是古代字韵书里繁多而复杂的一字异读现象。对这类字的注音要看异读是否区分了意义、词性和构词。区别了的要折合今音，否则只订定一种读音，其他异读舍弃，以减少语音分歧。正音的研究对象是因误读而产生的异读。作者认为，对这种现象要考虑“习非成是”、“约定俗成” 的原则，择一而定，使其音读规范。
《汉语大字典》编写的成功，与这种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是密切相关的，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汉语大字典》所走过的道路，所研讨过的种种学术问题，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这本评论集就要出版了，我十分感谢校领导、文学院和高等人文研究院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对我长期的关爱和支持，杨祖希先生在看过《大型辞书注疏材料的运用》后，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加以勉励，将这篇文章列为要目首篇。此后我在《辞书研究》上发表文章畅通无阻，用本名和化名发表了不下30 篇。巢峰先生、鲍克怡先生、徐庆凯先生都是令我尊敬的学者和友人；陈琦、徐祖友、王慧敏同志是我的忘年交朋友；责编郎晶晶为出版这本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使不当的措词，不规范的格式得以改正，在此我谨表示深深感谢。1982年元月，我曾率湖北同仁访问华东地区各《汉语大词典》编写组，也拜访了《辞书研究》编辑部，后来又受聘为特约撰稿人、学术委员，直到现在出版文集，我和《辞书研究》的亲密关系已达38年之久。我谨祝愿《辞书研究》越办越好，上海辞书出版社更加兴旺发达。
2018年11月21 日
于武昌沙湖之滨湖北大学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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