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社团法制研究（1925-1937）_董志鹏_9787509787427

本研究为贵州中医药大学2017年博士启动基金项目国民政府时期的社团法制与社会治理（3043-043170032）的成果。
社团的兴起是近代社会组织方式演变和进化的重要特征，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是中国社会加速近代化的重要发展阶段，完善社团治理结构成为了南京国民政府实现社会控制、重塑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治理结构的分析，考察其党政二元的双轨制体系构建过程，有助于解读国民政府通过社团治理推动社会进化和实现社会动员的意图及其成效，管窥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的发展演进。
南京国民政府对党政二元社团治理结构的构建历程体现了国家与社会视域下的新型关系。在全球竞争环境中，传统的简约治理已经不能胜任，为了应对强大的外敌，近代国家必须通过对社会的重新组织来聚合和动员民间力量。自国民革命以来，国民政府对于社团始终抱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控制意图，以有限的权利让度将大量的社会资源纳入到政府的治理体制下，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不平等交换。然而，发展社团和控制社团两种意图本质上具有矛盾性，民间社团的发展必然会促进其脱离政府控制的自主意识，以官方意识为主导的法制体系终将由于内在的不协调而面临方向性的抉择。尽管南京国民政府的党政二元社团治理结构随着其政权覆亡、法统终结而成为了历史，但做为近代中国统合社会力量、直面国际竞争的有益尝试，社团治理的制度设计仍然具有筚路蓝缕的开拓意义。
董志鹏，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现执教于贵州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主要研究方向是近代社团法制史与近代中医药行业发展史，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学术刊物上发表《民初工商同业公会规则的制定与修订》、《国民政府时期中医公会法律地位的演进》、《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发展》等论文多篇。

前言

社团的兴起是近代社会组织方式演变和进化的重要特征。社团作为一种社会的子单元，具有重组和整合社会结构的功能，完善社团法制因此成为近代中国政府实现社会控制、重塑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通过对近代社团法制的纵贯考察，分析其体系构建过程和发展变化的总体历史脉络，有助于解读近代中国政府通过社团法制推动社会进化和实现社会动员的意图及其成效，管窥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的发展演进。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社团在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基础上发展而成，王朝体制下国家根据民间结社的不同性质予以差别对待，对政治性结社活动制定刑律严厉镇压，而对于经济文化类社团则在维持治安的前提下采取放任态度。晚清以来的全球化浪潮使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开始解体，近代社团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新的社会力量。清政府末期开始通过法制手段将社团纳入统治体系中，其结社法律与社团章程组合的立法设计确定了近代社团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北京政府在前清基础上拓展了社团法制的规模，结社自由成为宪法性的公理，同时职业团体也更大范围地纳入法律规制之下，社团法制体系在前清的大致框架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社团的组织活动也一时呈现蓬勃的气象。但是，北京政府在承认结社自由的法理同时，对于一般性结社行为仍基于专制统治的历史惯性进行压制，形成了约法理念与法律实践之间的矛盾。由于政局动荡加之治理能力有限，政府的法制权威受到了社团的挑战，围绕社团的法律地位、组织权限等问题，社团法制的发展过程中存在激烈的官民博弈，并常常以政府妥协为最终结果。

总体而言，民国北京政府推行的社团法制偏重于对传统的维持和承认，在管理和规范社团方面表现出较大被动性，这种维持现状的策略在民间社会的发展中难以继续。1920年代，以工人为代表的基层民众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治安警察法》等限制结社权的法规受到了强烈质疑，北京政府与民众间围绕结社权利的矛盾日趋尖锐，并随着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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