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志林》，又名《志林》，是苏轼所作的一部笔记体杂著。书中内容十分博杂，涉及北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书共二百零二则，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前四卷）为杂记，分为记游、怀古、修养、疾病、梦寐、学问、命分、送别、祭祀、兵略、时事、官职、致仕、隐逸、佛教、道释、异事、技术、四民、女妾、贼盗、夷狄、古迹、玉石、井河、卜居、亭堂、人物二十八类；第二部分（卷五） 为论古，共收入十三篇史论文章。

《东坡志林》是苏轼在屡遭贬谪、颠沛流离的岁月中，随手作文而成的一部笔记体杂著。前四卷为杂记，大多是其随手所记亲身耳闻目睹之事，篇幅短小，然而内容博杂，真实有趣，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以及史料价值。第五卷为论古，借古喻今，针砭时政，是苏轼“有为而作”的史论文章，其中颇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在艰辛备尝之余谐谑纵浪，涉笔成趣，全然不失对人生的乐观豁达，可见苏轼之襟怀磊落与洒脱可爱。

　　前言
　　《东坡志林》，又名《志林》，是苏轼所作的一部笔记体杂著。宋代出现了许多以杂记、随笔、漫录为名的笔记体著作，后世统称为笔记，这是一种非正式的、私人闲谈性质的新的文学体裁，内容包括轶事、琐言、风俗人情、游记、文论、书信、经史考证、典故、杂感等等。“志林”体最早为晋代虞喜所创，《晋书·虞喜传》说虞喜“为《志林》三十篇”，内容多为杂论、故事。苏轼作《东坡志林》后，使得“志林”体在宋代流行一时，并对明代的小品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东坡志林》的写作年代集中在北宋元祐（1086—1094）、绍圣（1094—1098）年间。书中内容十分博杂，涉及北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书共有二百零二则，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前四卷）为杂记，分为记游、怀古、修养、疾病、梦寐、学问、命分、送别、祭祀、兵略、时事、官职、致仕、隐逸、佛教、道释、异事、技术、四民、女妾、贼盗、夷狄、古迹、玉石、井河、卜居、亭堂、人物二十八类；第二部分（卷五）为论古，共收入十三篇史论文章。
　　苏轼是眉州眉山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其父苏洵，母程氏。苏轼与其父苏洵、弟苏辙皆擅长文学，被后人并称为“三苏”，苏轼更是被说成是“雄视百代，自作一家”的文学大家（宋孝宗《御制文忠苏轼文集赞并序》）。但纵观苏轼的一生，可谓命运多舛。嘉祐元年（1056），苏轼二十一岁，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同离开蜀地，前往京师。第二年，苏轼参加科举考试，作《刑赏忠厚论》，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欧阳修本欲擢为第一，但因怀疑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避嫌疑，将苏轼置为第二名。此时其母程氏突然病故，苏轼兄弟遂与父亲一道返回蜀地，为母守丧。嘉祐六年（1061），苏轼复中制科三等，这是有宋以来的第二人（第一人为吴育），引起京师轰动，人称“百年第一”。其后，苏轼先后任大理寺评事、凤翔府判官，入判登闻鼓院。治平三年（1066），苏洵去世，苏轼又回乡为父守丧三年。还朝时，正值王安石开始变法。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欲变革科举、兴学校、设三司、行青苗法，苏轼上书一一反对，引起与王安石的冲突，苏轼只好请求外放，于当年至元丰二年（1079），分别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当时，朝臣分为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新党与反对变法的旧党两派（后者在元祐年之后被称为元祐党），两派围绕变法斗争得非常激烈，苏轼由于其反对变法的政治观点，被归入旧党。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向宋神宗上《湖州谢表》，因在表章中流露出失意情绪，被新党人抓住把柄，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又搜罗剔抉他的其他诗作，收集所谓证据，以此污蔑他对朝廷不忠。苏轼当年就被御史台逮捕下狱，后经多方营救，乃至王安石亲自出面为其求情，方免于一死，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为御史台的别名）。出狱后，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在黄州时，苏轼以纵情山水自适，并买城东坡地种田补贴家用，自号“东坡居士”。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哲宗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元祐。因哲宗年幼，神宗之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对王安石变法一向持反对态度，她在听政后立即重新启用旧党，并将此前王安石变法的措施全部推翻，这一时期史称“元祐更化”。苏轼也在此时被召回京，任礼部郎中，他在短短几个月内接连升迁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这是苏轼仕途中最为一帆风顺、春风得意的时期。但旧党得势后，不但废止一切新法，而且尽逐新党人物，平日热衷于排斥异己、结党营私，苏轼对此颇有微词，于是又不能见容于旧党，元祐四年（1089），不得不以龙图阁大学士的身份外调知杭州。苏轼治理杭州六年，深得民众爱戴。当地大旱，饥疫并作，苏轼请求朝廷免除供米三分之一，又以赐度僧牒换米赈灾。第二年春，苏轼再次减价粜常平米，遣人分发粥饭、医药，救活灾民甚众。他在杭州期间，还整治西湖，疏浚湖底，筑堤坝防洪，杭民将西湖长堤名为“苏堤”，以纪念苏轼治理杭州造福于民的功绩。元祐六年（1091）三月，苏轼离开杭州短暂回朝，八月，又赴颍州任知州。这一年冬天，颍州雪灾，冻死者众多，苏轼对小民之艰辛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他竭尽全力纾解民困，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于梦中论《左传》，获得“以民力从王事，当如饮酒，适于饥饱之度而已。若过于醉饱，则民不堪命，王不获没矣”的感悟。其后，他又在扬州、定州等地出任知州。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新党重新执政，开始对旧党人物打击报复，苏轼又被新党目为旧党而遭到贬斥。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往广东惠州，绍圣四年（1097），苏轼已六十二岁，又被贬至海南儋州安置。直到徽宗即位后，苏轼才被调往廉州，任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0），徽宗大赦天下，苏轼复任朝奉郎，得以北归京都，不幸的是在途中染病，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卒于常州。
　　《东坡志林》全书写于苏轼颠沛流离的贬谪岁月里，但“志林”之名，最初仅指卷五“论古”，并不包含其他随手记下的杂感文章。元符三年（1100）苏轼《与郑靖老书》中说：“《志林》竟未成，但草得《书传》十三卷，甚赖公两借书籍检阅也。”而其子苏过也说：“东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三篇。”可见《志林》即今卷五“论古”，是苏轼正式的创作，他本人对此也较为重视，将《志林》与自己的另一部经学著作《东坡书传》相提并论。现存五卷本《东坡志林》中的前四卷并不是苏轼的正式著作，而是在苏轼去世后，由后人将苏轼生前所写的一些杂记、题跋之类搜集、整理而成。
　　南宋时期，就有多种《志林》版本流行，到了明代，十三篇的《志林》与杂感笔记被人合编为一书，书名仍为《东坡志林》。虽然《志林》的大部分内容只是些随意记之的杂感文字，并无精心经营布局的结构章法，也没有固定的体例，但仍有其独特的价值。明代陈继儒评论《志林》说：“此是活东坡也。”明人赵用贤《刻东坡先生志林小序》评价此书说：“皆纪元祐、绍圣二十年中所身历事，其间或名臣勋业，或治朝政教，或地理方域，或梦幻幽怪，或神仙伎术，片语单词，谐谑纵浪，无不毕具。而其生平迁谪流离之苦，颠危困厄之状，亦既略备。然而襟期寥廓，风流辉映，虽当群口见嫉，投荒濒死之日，而洒然有以自适其适，固有不为形骸彼我，宛宛然就拘束者矣。”而明代性灵文学代表，“公安三袁”的袁中道《答蔡观察元履》则说：“坡公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珂雪斋集》卷二十四）
　　苏轼的笔记、杂感小文与其长篇大论的“高文大册”各有千秋、相得益彰。其一，这些文字本身即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如《记承天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此段文字极其纯净，洗尽铅华。《世说新语》记载王子猷乘兴雪夜访戴逵，兴至而归，苏轼之月夜访张怀民，论风雅趣味，与此相类。但《记承天夜游》是在苏轼被贬黄冈期间所作的，在人生遭遇重大挫折的背景下，还能有如许淡泊情怀作此文字，与前者相比，更为不易。苏轼虽然屡遭贬谪，艰辛备尝，但却不失对人生的乐观豁达。绍圣元年（1094），他被贬到惠州，居无定所，暂寄于松风亭中，可谓穷困潦倒之极了，但他却在文中说自己因为时常外出游玩，不意而得“杖履所及，鸡犬相识”之趣。而第二年搬到行馆居住，处境稍有改善，他又感叹自此“得江楼豁彻之观，忘幽谷窈窕之趣，未见其所休戚。峤南、江北何以异也！”（见《别王子直》条）无论身在岭南江北，境遇失意得意，天地之间处处皆有江楼之豁彻、幽谷之窈窕，何处春江无月明？文中表达了随遇而安，无处不可得安宁的淡然之情。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幸、无奈，他常常以诙谐、打趣的方式应对。在湖州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逮捕下狱，命悬一线，生死未卜，而当出门告别之际，家人正悲痛欲绝，他却出人意料地甩出一个笑话，引得妻子不由失笑，而他则趁机出门，从而化解了一幕他不愿意见到的生离死别场景（见《书杨朴事》条）。这一类文字，其实是《东坡志林》价值最高的部分，正如赵开美评价的那样：“片纸只字，无非断圭折璧。”（《仇池笔记》序）苏轼性情的真挚可爱于此跃然纸上，其中表现出来的高尚人生境界，足以令人景行行止。
　　其二，《东坡志林》记载了宋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广泛涉及北宋时期的政治、风俗、宗教信仰乃至医学、科技，可谓无所不包。这些记录展示了宋代社会丰富多彩的画卷，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宋代社会史、思想史极具参考价值。明代王圣俞在《苏长公小品》中说：“文至东坡真是不须作文，只随笔作记便是文。”唯因随笔作记，故能广泛撷取他个人以及周围人生活中的细微琐事，不刻意为之，更显其自然真实，而尤足可贵。书中记载的一些朝野轶事，虽是闲谈，但完全可作为对正史的补益，如《曹玮语王鬷元昊为中国患》记载曹玮劝王鬷提防西夏元昊的言论，为苏轼亲从其弟苏辙处听来，王鬷之孙为苏辙的女婿，故此条可信度很高。《宋史·王鬷传》也收入此事，大概即从《东坡志林》撷取而来。
　　在苏轼之前，笔记一类文体，大多只为士林、官宦立传，如《世说新语》、《唐语林》等，很少注意平民百姓的言行，《东坡志林》则记载了大量民间的异闻轶事，且专立“四民”的条目，这迥异乎传统题材。《东坡志林》收录东坡平生所见的逸闻、琐言，无论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有片言可取者都采录之，这是《东坡志林》一书的最大特色。如《记张憨子》记载了黄州一位奇人张憨子的故事：“黄州故县张憨子，行止如狂人，见人辄骂云：‘放火贼！’稍知书，见纸辄书郑谷雪诗。人使力作，终日不辞。时从人乞，予之钱，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觉有垢秽气。其实如此，至于土人所言，则甚异者，盖不可知也。”《录赵贫子语》写苏轼结识的一位民间修道者赵贫子，史传未载此人，苏轼不但记录了他的言论，而且承认自己与其有过交往。书中诸如此类的文字，显示出苏轼对寻常百姓生活的关注以及亲近民间的姿态。
　　《东坡志林》对北宋时期的科技、医学发展也有所留意，书中专设“井河”类、“异事”类与“技术”类。“井河”类的《筒井、用水鞴法》详细记载了宋时四川盐工用筒井取井盐之法；《汴河斗门》则考证了唐、宋两代开封城外汴河两岸兴修水利工程、灌溉田地的情况。“异事”与“技术”类则记载了北宋时期的医学发展，如《记道人问真》介绍了针灸中新兴的“指针法”，《单骧、孙兆》收入了一桩医官入宫为宋仁宗诊病的医案。此外，在“修养”类里还有一些气功导引养生的内容。今天看来，这些都是宝贵的古代科技史、古代医学史的历史资料。
　　苏轼一贯主张“诗须要有为而作”（《题柳子厚诗》），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也说苏轼在外放杭州、湖州时“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东坡志林》中除了一些个人杂感、记异以及考证名物的内容以外，有不少篇章就属于“庶几有补于国”的有为之作，这主要集中于卷四中的“人物”类以及卷五“论古”十三篇。这些文章往往是针对朝政的借古喻今之作，如《司马迁二大罪》，虽然表面上批评的是战国时候的商鞅，汉代的桑弘羊、司马迁，但实际上是在抨击王安石变法。此外还有像《游士失职之祸》一文讨论朝廷用人政策的得失，《赵高李斯》一文主张实施法律上的宽刑政策等。在《东坡志林》的杂感部分，也有一些“托事以讽”的小文。如《治眼齿》，借自己治眼病的机会，引用张耒的话说：“治目当如治民，治齿当如治军。”军、民属性不同，治法也要分别对待。治民，当让民众休养生息，以无事为上，如治眼病；治军，当令军队多演练，多打仗，以军法约束，如同治齿病时要让齿多活动。这是从治病联想到治国的大道理了。
　　《东坡志林》也有一些纯粹的史论，这些史论文章受到了当时经学风气的影响。与固守章句家法的汉学不同，宋人治经好疑经传、疑古，往往不拘一格，以己意解经，这是宋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东坡志林》中的一些经史考证文章，也有疑古、自出己意的特点，如《元帝诏与<论语>、<孝经>小异》，苏轼发现《汉书》中所引的《论语》、《孝经》与当时通行本有别，认为通行本有些词句可能是后儒擅改的。他考证说：“皆与今《论语》、《孝经》小异……疑为俗儒所增也。”《东坡志林》中的史论许多都带有“翻案”的性质，如《赵尧设计代周昌》谈到汉初名臣周昌、赵尧，二人都是为历代史家所称许的贤臣，苏轼对二人的评论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他们只是表面上忠于朝廷，实则“安能为高祖谋”，所为完全是出于私心。《颜蠋巧于安贫》说一向以安贫乐道闻名的颜斶实际未曾闻道，而只是“巧于居贫”，擅长在生活中自寻乐趣罢了。再如俗论以为，桓范、陈宫多智有才，可惜明珠暗投，由于错逢其主而遭不幸，苏轼《论桓范、陈宫》则说二人既不善察人，又不知避祸，不可谓有智之士。苏轼还评论“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说：“刘伯伦常以锸自随，曰：‘死即埋我。’苏子曰，伯伦非达者也，棺椁衣衾，不害为达。苟为不然，死则已矣，何必更埋！”苏轼说刘伶的旷达不够彻底，假如他真的旷达至此，那么死则死矣，连负锸自随以埋也没必要了，“死即埋我”这句话这说明他对生死还是有所在意的，既然如此，又何必嫌棺椁衣衾为负累呢？诸如此类的史论，苏轼所发的见解都是颠覆性的，读来令人耳目一新，给人以不小的启发。
　　《东坡志林》还记录了当时各地的一些风俗，如《记女仙》讲述了广州一带崇拜紫姑神的信仰，《猪母佛》则描述了蜀地一带尊奉猪母佛的祭祀活动。有的篇章还记载了一些自然界的异象，如《池鱼涌起》就记录了发生在眉州的一次龙卷风。《东坡志林》有不少这样的记异条目，对于此类道听途说的异闻，苏轼同样认真地查阅经典，作出详细的考证，东坡学者之本色可见一斑。
　　《东坡志林》最早见于著录者，为一卷本与三卷本两种。一卷本为南宋左圭《百川学海》(咸淳本)丙集辑录的《东坡先生志林集》，但内容仅有十三篇史论文。三卷本《东坡志林》另有《东坡手泽》之名，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著录《东坡手泽》三卷，并注云：“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谓《志林》也。”《大全集》指的是福建麻沙书坊刻印的苏轼《大全集》，陈氏既谓《手泽》与《志林》为同一书，可见《大全集》合辑本《志林》亦当为三卷，与《百川学海》一卷单行本不同。但麻沙本《大全集》、三卷本《手泽》已佚。今所见《东坡志林》除一卷本《志林》外，第二种为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赵开美（赵用贤之子）刊刻的《东坡志林》五卷本，清张海鹏嘉庆九年（1804）重刻，次年复辑入《学津讨原》。第三种为明万历间商濬《稗海》收录的《东坡先生志林》十二卷，但内容并未收入《志林》的史论部分。该《志林》出现的年代晚于比五卷本，内容与五卷本有不少出入，比后者多出近二百则，多出的部分从他书中辑佚而来的。
　　五卷本《志林》并非宋代旧本，在明万历以前未见记载，且其内容也有真伪杂糅的问题，有些篇目系从《东坡纪年录》、《类说》等书掺入，甚至个别文章有可能并非苏轼原作，如卷二《记刘梦得有诗记罗浮山》，文理不清，词句鄙俗，不太像是苏轼的作品。不过相对而言，该书大部分篇目还是比较可靠的，故多为古今学者所取。本书所据《东坡志林》的版本为涵芬楼依《学津讨原》本排印的赵开美五卷本《志林》，并参考了1981年中华书局王松龄点校本以及2007年中华书局刘忠林的评注本。本书在前人对《东坡志林》校注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苏东坡全集》以及孔凡礼《苏轼文集》、《苏轼年谱》以及《宋史》，宋代各种笔记、史料文献，对五卷本《东坡志林》重新注释。在此过程中，纠正了此前校、注本的一些疏误之处，并对全书二百零二条内容作了点评。注评工作前后历一年而成，虽自感尽力，但疏误之处亦在所难免。今《东坡志林》注评业已完稿，但愿此书的出版能对苏轼的研究稍有裨益，也恳请学术界的各位同仁以及广大读者多加赐教，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