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年谱？著述篇_习之_9787552242515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本项目是五卷本《吴晗年谱》的第三部，记录的是从吴晗1915年立地成诗至1966年给侄儿的*后一封信函，共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有史可查的所有吴晗著述活动。除了涵盖《吴晗全集》*卷至第十卷的吴晗著述，还搜集了近三百篇遗落的吴晗著作。这些遗作有些散落在历年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中；有些散落在北京市档案馆馆藏的档案文献中；还有一些则搜集于民国时期的报纸杂志及其他学者的专著中。本书的整理出版，是对吴晗的学术及至著述生涯*全面的概括。

年谱是按年月日逐项记录谱主的人生经历、功业事迹及其时代背景，是史学的重要体裁之一。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说：年谱，一人之书也；族谱，一家之史也；方志，一州之书也；地理，天下之书也。四部之书治，而天下记载各有统帅矣。可见，年谱虽是记载某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但同其他类型的史籍一样，也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习之先生编著的《吴晗年谱著述篇》是其多卷本分类《吴晗年谱》中的一部。这部年谱记述了吴晗从六岁（1915年）至五十七岁(1966年)五十年间的一千三百余次著述活动，既有学术著述活动，也有政务著述活动，在每次著述活动之下，加有按语，予以评说。它旁征博引，拾遗补阙，考据辨析，披沙拣金，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完整的吴晗著述年谱，必将成为了解和研究吴晗治学道路、学术地位和革命历程、政务活动的必读书籍。
拜读这部书稿，一位杰出的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的光彩形象不禁又浮现在我的面前。吴晗先生是我国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积极拥护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此后，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明代经济、社会、政治、军事、民族、文化、中外关系等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取得卓越成就。正是他的一系列明史研究论著，对现代明史研究起到了开辟作用，为后来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20世纪30年代直至今日，明史领域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是在他开创的基础上进行的；凡是研究明史的人，都不能不阅读他的著作。他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宗师。
吴晗先生是新中国历史科学的出色建设者。他的学术贡献并不只限于明史研究，而是扩展到整个历史学科和其他文化领域。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是我国现代最早的史学界民间学术团体史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还是我国现代最早的报纸史学专刊《益世报史学》的主编。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更对历史科学的建设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其中最著名的是主持新中国史学三大工程的实施。所谓史学三大工程，即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标点《资治通鉴》、标点二十四史和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他以极大的热忱、出众的组织才能和丰富的学识，同专家们一道，使这三大工程建设取得了优异成绩。他还热情参与重大学术理论问题的讨论和争鸣，对资本主义萌芽、农民起义、历史主义、历史人物评价、道德与继承、清官、历史剧以及学风、治学方法等问题都撰文发表了见解，对历史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吴晗先生是文史知识普及的大力倡导者。在新中国学术大师中，他是最注重文史知识普及的一位，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提高民族素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地理小丛书语文小丛书等是文革前编辑出版的几部大型文史通俗读物，发行量之高，读者面之广，罕有与之相媲美者。他不仅是文史知识普及的倡导者、组织者，还是亲自实践者，一生撰写了大量的普及性读物，即使是学术著作，也都写得如同行云流水，虽然学术底蕴深厚，但读来并不感到艰涩难解，难怪人们又称赞他为著名散文家。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倡导的知识普及，既注重通俗性，更注重科学性，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当下那些戏说历史的所谓的通俗读物截然两样。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堪称普及读物的楷模。
吴晗先生还是一位勇敢的革命者、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彭真同志对他的一生做了这样精辟的概括：吴晗同志从一个勤奋治学、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历史学家和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道路是本世纪我国知识分子前进的光明大道。大体来说，1937年前后，他已由一位酷爱文史的少年修炼成为年轻的明史专家；1937年至1948年年底，他先后在昆明和北平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民主斗争，锻炼成为一位有猛虎之称的民主革命斗士；1948年底至1949年初，经过共产党的培养和革命斗争的磨砺，他基本上完成了由爱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1949年至1966年，他一直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特别是北京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吴晗先生的一生是在史学园地上辛勤劳作的一生，是在追求光明的道路上不断前进的一生。无论是历史学家的吴晗，还是社会活动家的吴晗，都是非常优秀的，这就决定了为他编写年谱是很有必要、很值得的。
我1962年迈入门墙，有幸成为吴晗先生的弟子。作为他的学生，面对他精深丰厚、难以企及的学识，每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之感，也曾有过为先师编撰年谱的念头，但始终未敢执笔，而现在习之先生则完成了这一艰巨的工程，不能不令我敬佩和感激。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习之先生退休前是一家国企的厂长，并非专业史学家。他出于对吴晗先生的敬重和对文化事业的热爱，以带病之躯，不畏艰辛，锲而不舍，历时数载，终于撰成多卷本《吴晗年谱》，堪称学界之佳话。他为这部《吴晗年谱著述篇》向我索要序文，我虽不敏，但为他编著《吴晗年谱》的事迹所感动，还是草成此文，聊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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