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成长为国学名家
（一）浙东—少年
范文澜，字仲沄，号芸台，于1893年11月15日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旧式书香家庭。先辈世代读书，父亲范寿钟，继承祖业有地三十亩，本人科场落第，居家治学，相当博学，亲自教育子弟。叔父范寿铭，自清末至民国初年，先后在河南任辉县知县、河北道尹，喜研究金石学，著有《循园金石文跋尾》等书。范寿铭对范文澜青少年时代影响不小，范文澜在自传体文章中他是“和蔼可亲的叔父”，与“严肃可怕的父亲”正相对应，范文澜以后来到北京求学，再后来又在河南汲县教中学、在开封教大学，都和叔父有直接的关系。
范文澜自幼在私塾读《四书》，又由父亲自教五经、古文和《泰西新史揽要》等，并教写策论文章，准备将来应举。1905年，清朝废科举，兴学堂。1907年春，十四岁的范文澜进入县立高等小学堂，插入三年级。范文澜平常极少谈论自己的经历，他说过：“我不愿回忆过去，因为过去没有什么值得留恋。”1940年他初到延安不久，曾应《中国青年》杂志社的要求写了自传体文章《从烦恼到快乐》，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叙述他自童年至到达延安之前的经历。从这篇文章中我们读到，同范文澜历史著作的严谨、深沉，以及他处处留给人们谦虚、温和的印象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童年和少年时生性特别好玩和淘气，这实在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他这样叙述他好玩的童年：
我生在旧社会所谓“诗书门第”的家庭里。父亲性格极严肃，对儿子们很少表示喜笑的和蔼态度。母亲当然亲爱得多，但儿子们怕她，不比怕父亲差多少。这样，挨打挨骂的危机到处潜伏着，只有“小心翼翼”“循规蹈矩”避免一切可以招致打骂的行动，才能获得眼前的和平。
现在想来，不能埋怨父亲母亲对我的过度管束，因为我的过度好玩，实在使爱我者为之惊惧不安。我那时候觉得什么都是好玩的。池塘里摸虾蟹泥鳅，有一次几乎淹死。乱草堆捉蟋蟀，时常被蜈蚣黄蜂螫伤，有一次几乎被蝮蛇咬死。爬树探鸟巢，上屋顶乱走眺望，送子观音殿偷小菩萨，大雪天在雪地赤脚奔跑，制造戈矛（削尖的竹竿木棍）炮弹（鸡旦壳装石灰）等武器和邻舍儿童打架。诸如此类的玩闹，害得父母担忧生气，花钱请医生，向受害者道歉，等等麻烦苦恼，怎能不使他们讨厌头痛呢。
在父母面前，装得十分恭顺，“无懈可击”，一出监视范围，就雀跃鼠窜，畅所欲为。玩的时候，决没有想到闯祸的后果，挨打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的不再玩。客观方面，打骂与玩是联系着的，主观方面，打骂与玩是两件不相干的事。所以我相信，打骂制度，毫无用处。
童年时代的玩耍嬉戏，决不妨碍日后能成长为大学问家，而严厉的打骂，也无法改变儿童好玩的天性，这是我们读了这段自述自然留下的强烈印象。自七岁入私塾后，在老师的严厉管教之下，活泼的儿童变成了终日背书和受罚的机器人，老师冷酷无情的体罚，给幼小的范文澜造成肉体上和精神上无尽的痛苦，少儿的乐趣被残酷地剥夺了：
我七岁进书房，老师姓赵，据说他的“坐功”在蒙师群中很著名。的确，他从不生病，从不告假回家去，除了年底放一个月假，其余三百多天，总是像机器人一样，依规律教书。我开始读司空图《诗品》，接着读《大学》《中庸》等所谓“四书”“五经”。我记忆力很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似乎还好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那一套，真觉得唠唠叨叨，纠缠不清，背书挨打，总是为了注文欠烂熟。心里怒骂“朱熹是什么东西，造出这许多狗屁，让我吃苦，非烧掉你不可”。
书房学生共三个人——我，我的哥哥，还有一位堂阿哥——在赵老师严格“管教”之下，三个活泼儿童，也都成了机器人。赵老师夏天爱睡午觉，我们三人约定午睡时间，提高嗓子，拼命朗诵。如此日久，赵老师自动放午假，让我们暂时休息。春秋冬三季读夜书，瞌睡得要死，赵老师放轻脚步，从后面轮流猛击瞌睡者头部。这在书房术语，叫做“吃栗子块”。老师紧握着右拳，中指节凸出成三角形，三角尖击头，照例起块像栗子大。每天夜里，老师的拳忙着送栗子块，学生的头忙着吃栗子块。油灯暗淡，书声高低断续，栗子卜卜作响，这就是书房里大小四个机器人的工作。
在科举制度下，世世代代训练出一批又一批不会独立思考，只会死记硬背、生吞活剥古老经书和拼凑八股文章的“机器人”，根本不考虑儿童的接受能力和兴趣爱好，更无丝毫尊重儿童人格和改进教育方法的意识，而认为无情的体罚就是训练死记硬背的惟一手段，严重摧残儿童的身心健康，这种情景拿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实在感到残忍！（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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