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网球”一词最早的记录里并未提到为此项运动设计的球鞋，而仅仅描述了运动本身。网球和它的大表兄击剑一样，都是最早要求参赛者穿专业球鞋的运动。
1451 年，英国埃克塞特主教埃德蒙德·莱西在评价此运动时用拉丁语说道：“网球就是一种将球掷来投去的贱民运动。” 他强忍愤怒，与我母亲提起我儿时那双快散架的匡威网球鞋时的态度，如出一辙。莱西主教在法令中用到的“tenys”这个白话字眼让人联想到法院案宗中某些形容，透着一股酸臭气—“辞藻粗俗的诽谤，空口无凭的侮辱，非法出格的争端”。
但在埃克塞特的圣玛丽教堂里，新来的神职人员早已将修道院里带顶棚的走廊占为己用，和镇上的年轻人打起了球赛。那个年代的网球赛和现在比起来，更为暴力喧闹：一拨人攻，一拨人守，不立网不设界，竭尽全力才能赢得比分，猛地一掷，球入发球方一侧场地尽头的看台，得分。这项运动最初由地中海的修道士发明，带着救赎的意味：进攻一方是天使，防守一方则是魔鬼。比赛关乎死亡与来世。网球如同徘徊于善恶之间的灵魂，挣扎着试图跻身天堂；而撒旦的使者则奋力拦截。灵魂被揪扯得支离破碎，犹如我的网球鞋。
生性好斗的巴洛克画家米开朗琪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是这项运动的狂热爱好者。因在网球场剑刺对手，他在流亡中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日子。事发之地至今仍保留着街名“网与球之街”，以纪念当年那场纷争。卡拉瓦乔因此被判决斩首于罗马，但侥幸逃脱，后辗转于那不勒斯、西西里和马耳他岛等地。除了受人委托的创作之外，他在工作间隙还绘制了一批以斩首为题材的血淋淋的画作，而画中的被斩首者的面容竟是画家本人，令人毛骨悚然。卡拉瓦乔将这些画作寄给了教皇及其手下，象征性地服罪以求宽恕。38 岁那年，画家终于被恕罪，但在途经埃尔科莱港返回罗马的路上，被马耳他骑士团派来的杀手刺死在托斯卡纳沙滩上。虽然他执刀剑像拿画笔和球拍一样顺手，但是梅毒导致的精神错乱以及铅中毒使得他无力还击。也就是说，正是这场莱西主教口中的“非法出格的争端” 令他丢了性命。
几年前我参加了某个书展。这个书展和其他三十多万个书展一样，每周在西班牙语各国举行。当地的一位文学评论家认为我不可理喻，按捺不住给我写了一篇檄文。因为没有时间和精力细读完我的作品并逐段分析，他只得在博客中写道：“这位作家居然穿着双破网球鞋就来书展了，他怎敢以此面貌示人？”这话可真是“空口无凭，非法出格”！
那些自诩权威的人士对网球以及网球鞋的批评和鄙夷司空见惯。我对正值青春期的儿子的那双阿迪达斯也时不时表示不满，就像开空头支票一样随意。我们痴迷网球鞋，甚至在雨天都穿它们上街，对别人来说就是一种折磨。权势阶层恨之入骨，但网球鞋也对他们的呼来喝去置若罔闻。
当这部书以西语首次出版时，我的挚友，一位加拿大作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父亲。老人万分欣喜，因为他一直认为虚构类文学欠室内网球一部小说。他不懂西班牙语，但是他的法语和意大利语都流畅得很，所以读起这部我用母语写成的小说丝毫不成问题。他从西班牙订了一本，并在字典的帮助下读完了。身为作家，我对此感到无比荣幸，虽然我并不确定朋友的父亲是否喜欢这本书。他给我写了一封信，长达六页：他试图将我从个人想象中拯救出来，在信里指出我为此书编造的所有违背自然规律的、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以及种种臆想出来的网球规则。由此封信可以证明，阅读才是真正的艺术，写作却不是。这封信是对忠诚的美好见证：儿子的朋友便是自己的朋友。关于小说中的一些情色场景，他写道：“现在我可算知道你为什么和我儿子是朋友了。”这句话指明了，我和我朋友是一丘之貉。如果老人之前和我相识，他会原谅我的缺点，就像原谅他儿子那样。另外，这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权威感。这种权威感并非源于年龄或者地位（我也年过四十，已为人父），而是来自第一手知识。书中的人物打的是一种规则不明的古老室内网球（pallacorda），但是那种留在身体里的记忆，那种将球拍握在手中、网球弹向地面的手感，令我朋友的父亲以现实主义之名作出如上断言。但本书中唯一真实的，是构成这部小说的字字句句，还有印着黑字的张张白纸。它们在读者脑中所勾起的，是由各种移动着的物体组成的、私密而独特的景观。而这些物体只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并不存在。小说所描述的一场球赛仅仅和小说有关，和现实无关。就算如此，我们还是试图断言（就像我朋友的父亲那样），纸上的某些事情是为了令人信服而写，某些却不是。就好像是一个网球从小说人物的手中落下，从书中弹出来逃到地面上，滚到我们的网球鞋旁，停住。
在英国文艺复兴喜剧《向东方去！》的开场中，一个叫水银的仆人步入舞台，身披斗篷，脚穿便鞋。这是一双用厚实的羊毛毡做底的拖鞋，也是我们网球鞋的鼻祖。水银的主人见年轻人穿着如此不堪，担心他一不留神便堕落到与无耻之徒、赌棍和刺客无异的境地，就掀开了他的斗篷。而水银腰间，却别着一柄剑和一只球拍。那些看见别人穿运动鞋便以为可以窥见其本性缺陷的权威人士，这不又多了一位：母亲、父亲、评论家、主教，和主人。
当皮鞋的鞋面不再光鲜，我们将它们送到鞋匠那里令其焕发新生，而翻新后的外表往往带着伤感，如同经过整容手术后的面庞。网球鞋则是独一无二的：一旦破损便无法补救，它的价值就在于那些疤痕，那些我们走错的路留下的疤痕。我人生中的第一双匡威鞋便经历了突然死亡。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母亲已经将它们丢了出去。
在墨西哥，形容某人过世，我们会说“他的网球鞋被挂起来”，或是“拽着他那穿着网球鞋的双脚，把他拖出门”，我并不认为这种说法是个巧合。我们就是我们，不断垮掉，彻底完蛋。我们穿着网球鞋。我们弃善趋恶，从幸福飞向责任，抛开嫉妒，投向性爱。灵魂被球拍从网球场的一端击向另一端。这，就是发球。
有关“网球”一词最早的记录里并未提到为此项运动设计的球鞋，而仅仅描述了运动本身。网球和它的大表兄击剑一样，都是最早要求参赛者穿专业球鞋的运动。
1451 年，英国埃克塞特主教埃德蒙德·莱西在评价此运动时用拉丁语说道：“网球就是一种将球掷来投去的贱民运动。” 他强忍愤怒，与我母亲提起我儿时那双快散架的匡威网球鞋时的态度，如出一辙。莱西主教在法令中用到的“tenys”这个白话字眼让人联想到法院案宗中某些形容，透着一股酸臭气—“辞藻粗俗的诽谤，空口无凭的侮辱，非法出格的争端”。
但在埃克塞特的圣玛丽教堂里，新来的神职人员早已将修道院里带顶棚的走廊占为己用，和镇上的年轻人打起了球赛。那个年代的网球赛和现在比起来，更为暴力喧闹：一拨人攻，一拨人守，不立网不设界，竭尽全力才能赢得比分，猛地一掷，球入发球方一侧场地尽头的看台，得分。这项运动最初由地中海的修道士发明，带着救赎的意味：进攻一方是天使，防守一方则是魔鬼。比赛关乎死亡与来世。网球如同徘徊于善恶之间的灵魂，挣扎着试图跻身天堂；而撒旦的使者则奋力拦截。灵魂被揪扯得支离破碎，犹如我的网球鞋。
生性好斗的巴洛克画家米开朗琪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是这项运动的狂热爱好者。因在网球场剑刺对手，他在流亡中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日子。事发之地至今仍保留着街名“网与球之街”，以纪念当年那场纷争。卡拉瓦乔因此被判决斩首于罗马，但侥幸逃脱，后辗转于那不勒斯、西西里和马耳他岛等地。除了受人委托的创作之外，他在工作间隙还绘制了一批以斩首为题材的血淋淋的画作，而画中的被斩首者的面容竟是画家本人，令人毛骨悚然。卡拉瓦乔将这些画作寄给了教皇及其手下，象征性地服罪以求宽恕。38 岁那年，画家终于被恕罪，但在途经埃尔科莱港返回罗马的路上，被马耳他骑士团派来的杀手刺死在托斯卡纳沙滩上。虽然他执刀剑像拿画笔和球拍一样顺手，但是梅毒导致的精神错乱以及铅中毒使得他无力还击。也就是说，正是这场莱西主教口中的“非法出格的争端” 令他丢了性命。
几年前我参加了某个书展。这个书展和其他三十多万个书展一样，每周在西班牙语各国举行。当地的一位文学评论家认为我不可理喻，按捺不住给我写了一篇檄文。因为没有时间和精力细读完我的作品并逐段分析，他只得在博客中写道：“这位作家居然穿着双破网球鞋就来书展了，他怎敢以此面貌示人？”这话可真是“空口无凭，非法出格”！
那些自诩权威的人士对网球以及网球鞋的批评和鄙夷司空见惯。我对正值青春期的儿子的那双阿迪达斯也时不时表示不满，就像开空头支票一样随意。我们痴迷网球鞋，甚至在雨天都穿它们上街，对别人来说就是一种折磨。权势阶层恨之入骨，但网球鞋也对他们的呼来喝去置若罔闻。
当这部书以西语首次出版时，我的挚友，一位加拿大作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父亲。老人万分欣喜，因为他一直认为虚构类文学欠室内网球一部小说。他不懂西班牙语，但是他的法语和意大利语都流畅得很，所以读起这部我用母语写成的小说丝毫不成问题。他从西班牙订了一本，并在字典的帮助下读完了。身为作家，我对此感到无比荣幸，虽然我并不确定朋友的父亲是否喜欢这本书。他给我写了一封信，长达六页：他试图将我从个人想象中拯救出来，在信里指出我为此书编造的所有违背自然规律的、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以及种种臆想出来的网球规则。由此封信可以证明，阅读才是真正的艺术，写作却不是。这封信是对忠诚的美好见证：儿子的朋友便是自己的朋友。关于小说中的一些情色场景，他写道：“现在我可算知道你为什么和我儿子是朋友了。”这句话指明了，我和我朋友是一丘之貉。如果老人之前和我相识，他会原谅我的缺点，就像原谅他儿子那样。另外，这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权威感。这种权威感并非源于年龄或者地位（我也年过四十，已为人父），而是来自第一手知识。书中的人物打的是一种规则不明的古老室内网球（pallacorda），但是那种留在身体里的记忆，那种将球拍握在手中、网球弹向地面的手感，令我朋友的父亲以现实主义之名作出如上断言。但本书中唯一真实的，是构成这部小说的字字句句，还有印着黑字的张张白纸。它们在读者脑中所勾起的，是由各种移动着的物体组成的、私密而独特的景观。而这些物体只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并不存在。小说所描述的一场球赛仅仅和小说有关，和现实无关。就算如此，我们还是试图断言（就像我朋友的父亲那样），纸上的某些事情是为了令人信服而写，某些却不是。就好像是一个网球从小说人物的手中落下，从书中弹出来逃到地面上，滚到我们的网球鞋旁，停住。
在英国文艺复兴喜剧《向东方去！》的开场中，一个叫水银的仆人步入舞台，身披斗篷，脚穿便鞋。这是一双用厚实的羊毛毡做底的拖鞋，也是我们网球鞋的鼻祖。水银的主人见年轻人穿着如此不堪，担心他一不留神便堕落到与无耻之徒、赌棍和刺客无异的境地，就掀开了他的斗篷。而水银腰间，却别着一柄剑和一只球拍。那些看见别人穿运动鞋便以为可以窥见其本性缺陷的权威人士，这不又多了一位：母亲、父亲、评论家、主教，和主人。
当皮鞋的鞋面不再光鲜，我们将它们送到鞋匠那里令其焕发新生，而翻新后的外表往往带着伤感，如同经过整容手术后的面庞。网球鞋则是独一无二的：一旦破损便无法补救，它的价值就在于那些疤痕，那些我们走错的路留下的疤痕。我人生中的第一双匡威鞋便经历了突然死亡。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母亲已经将它们丢了出去。
在墨西哥，形容某人过世，我们会说“他的网球鞋被挂起来”，或是“拽着他那穿着网球鞋的双脚，把他拖出门”，我并不认为这种说法是个巧合。我们就是我们，不断垮掉，彻底完蛋。我们穿着网球鞋。我们弃善趋恶，从幸福飞向责任，抛开嫉妒，投向性爱。灵魂被球拍从网球场的一端击向另一端。这，就是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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