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文本与礼俗_马晓林著_9787547514702

《马可波罗行纪》是中世纪欧洲影响非常大、流传非常广的书籍之一。至今东西方学术界的马可波罗研究皆历时长久。本书从马可波罗出发，着眼于礼俗领域，运用文本比勘方法，重点利用新出碑刻史料，研究元代中国的一幅幅历史场景。

　　《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分为四个部分：导论篇全面梳理了马可波罗研究的范畴、方法，及19世纪至今的研究史；研究篇研究马可波罗所见元朝礼俗、物质文化等，聚焦中外交流，尝试解开《马可波罗行纪》书中未解之疑；评介篇评介西方学术界与本书主题相关的几部新著作；译文篇则译介了部分西方重要的论文。

　　经过深入讨论，本书一方面证明了《马可波罗行纪》在礼俗文化方面的史料价值，另一方面揭示了蒙元时代欧亚大陆多元文化交流的众多侧面。

序

马可·波罗的游记，其正式的名称是对于世界的描述（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可以称之为世界寰宇记。马可·波罗所描述的世界，其中一大半是元朝时期的中国。因此，中国研究马可·波罗及其游记者，较多的是蒙元史领域内游刃有余的学者，如杨志玖、蔡美彪、黄时鉴、刘迎胜、姚大力等先生。

作为一个从遥远的威尼斯来到中国的商人，马可·波罗对眼前陌生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之心，他从自己独特的视角，来观察元朝的中国，大到都城形制、宫廷仪仗，小到民间传说、风土礼俗，各种当事人习以为常的事物，他都仔细描述，其中许多内容都是中国传统汉族士人著作，如国史、政书、地志、文集、笔记记载笼统，甚至不屑于记录的内容。这样就为我们今天的学者观察元朝中国，提供了另一个角度的原始记录，而且是不受中国史家或文人修饰的文字。虽然马可·波罗必然有所缺漏，乃至引起一些学者怀疑他是否来过中国，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马可·波罗不仅来过中国，而且他的记录许多是真实可靠的。

然而，马可·波罗《世界寰宇记》一书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以抄本流传，而且不同的抄本之间差异还相当突出，因此也有如中国典籍一样的现象，即有些层累地造就的成分混杂其中。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受中外隔绝的限制，对于西方学者关于马可·波罗游记不同文本的整理研究缺乏收集与研究，试看文革结束时中国的几大图书馆中，大多没有1938年伦敦出版的慕阿德（A. C. Moule）与伯希和（Paul Pelliot）合著的百衲本《马可·波罗寰宇记》（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更遑论1928年佛罗伦萨出版的贝内代托（L. F. Benedetto）校勘本马可·波罗游记《百万》（Il millione）一书了。这一状况，无疑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学者对马可·波罗行记的研究。

马君晓林，由理工入文史之学，在南开大学师从李志安教授治元史，于元代国家祭祀多所用心；其为杨志玖先生再传弟子，亦关心马可·波罗来华事迹。博士毕业后，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暨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进行博士后研究，加入我和党宝海教授主持的马可·波罗行记翻译、研究项目，成为其中的活跃分子。晓林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很快进入角色，在其丰厚的元史知识的背景下读马可·波罗行记，特别是结合与马可·波罗所见中国地方社会关系密切的碑志类资料，颇多创获。他注重国际交流，几年来走访欧洲、日本，还曾到伊朗、以色列、俄罗斯、韩国等地参加国际会议，与国外同行往复切磋，并收集域外资料，尤其关注马可·波罗行记的不同文本，得以与元朝史料相发明。这可以说是继承了杨志玖先生那一代学者的优良传统，把他们已经开始而没有机会完成的学术理想，付诸实际。

近年来我常常有机会与晓林一起从事学术活动，不论在扬州博物馆，还是在京都的书店，也不论在马可·波罗所记的杭州桥畔，还是在阿拉木特的阿萨辛城堡上，都有其仙风道骨般的身影。最近，他把有关马可·波罗及其行记的研究汇集成书，征序于我。读其书，我感到十分愉快而有收获。因就马可·波罗研究之学脉与学理，略赘数语，聊以为序。

荣新江2018年8月23日于京都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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