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汉语文化研究（第二辑）_四川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编_9787569007916

　　《国际汉语文化研究（第二辑）》以服务于国际汉语教学和中华文化传播为宗旨，以汉语国际传播之汉语教学、中国文化输出和中外文化对话三个方面为核心，提倡学科交叉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重视语言与文化研究的融合。该书内容分为海外特稿、对外汉语、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其他。

　　在人类自身的能力中，语言大概是最能彰显其特点的。人类群体从口语到文字符号的创造不仅构成了各具特点的语言系统，也使特定群体拥有了体貌之外最为重要的同一性（identity）①。语言的这一神奇作用是其他任何文化形式都难以替代的，因而不难理解，《淮南子》中的名句“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就比较典型地表达了早期汉人对语言神秘性的膜拜态度。各区域的人类群体在其最早的地理定位时期，一般都有两种大致相同的生存方式，一为适应性，亦即适应其外部条件；二为创造性，亦即在此条件下创造可能性；二者构成了自然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发展路径。②但需要提及的是，这两种发展方式均与语言的生成和演进同步。可以说，语言在其中发挥了无可估量的文化作用，同时也构成了最为凸显的文化特征。这是因为，“语言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有关系”③。换言之，语言本身亦是文化难以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每一种语言都附带了与其密切相关的文化标识，后者又往往构成文化象征，而语言的魅力和复杂性也正在于此。
　　毋庸赘言，语言随着群体的社会性生活不断产生着变化，在经验／知识的生产中，语言是不可剥离的构成性要素。人们无论是对现存文献的把握抑或解释，还是对自身的认知和领悟进行言说，都需要对语言本身的意指以及语言背后的涵盖范围进行透视，亦即需要对语言本身进行系统的研究，“事实上，每一门科学至少包含了一种语言内容，即会涉及与其理论和观察有关的语言”①。在语言与文化并置的历史进程中也逐渐形成语言自身的学术系统。直至今日，语言学（Iinguistics）以及相关的范畴依然是人文社科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分支。关于语言在今天的重要性，当属法国思想家德里达说得最为透彻，“不管人们如何理解，语言问题也许从来就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问题。但与今天不同的是，它过去从来未像现在这样渗透到形形色色的全球性研究领域以及在意向、方法和思想体系方面千差万别的话语之中”②。
　　众所周知，各国语言文字的共性之一多围绕文字的形、音、义之间的交织关系展开，而其中历史沿革的方式，尤其是技术条件以及与其他文化的交往融合，会使不同的语言系统具备历史阶段的独特性。例如，考古发现的“楚帛书”和“汉帛书”等古代书写材料就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而竹简则从战国时期沿用到魏晋时期。由于当时书写成本居高，中国古代汉语中的一字多义、字功能大于句法等特点是一种历史性使然。而后，从竖排至横排印刷的历史也是由东西方交流所引发的。概言之，书写工具和载体是语言文字形成特点的一种外部确定性条件。然而中国书写文字的这一特点又恰好最能表达古代中国人对天、地、人的观察和解释。因为对世界万物而言，以少总多、以简驭繁、语简意远或言近而旨远、虚实相生等方式是最为有效的表达，同时也最能使读者通过有限的文字符号接近事物本身。从《易经》《老子》《庄子》到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论述中，人们可以发现大量极富特点的中国语言观，而中国律诗本身的意象特征也充分利用了中国书写文字以象形为基础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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