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可视化：一场诉讼技术的“启蒙运动”
蒋 勇 天同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
过去，“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的说法在坊间颇为流行，甚至得到了一些律师的认同。更有甚者，还有个别律师打着“在法院有关系”的旗号，向当事人自我标榜。
这让许多怀抱着法庭梦进入法学院的学子们灰心了。他们发现，法庭似乎远不如此前想象的那么神圣，甚至成了灰色关系和混乱的代名词。律师们之间寒暄，常常有人说：“我现在进步了，只做非诉业务，早就不做诉讼了！”越是拥有法律信仰的律师，却似乎越是想要逃离法庭。
这让我们觉得很不甘心。
作为专业人士，法律专业能力是律师的立身之本。如果打官司只是打关系，律师的价值何在？如果我们因此逃离法庭，是否也放弃了最初那个关于法庭和公平正义的梦想？
更重要的是，在法院的工作经历让我意识到，有时候，是律师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让法官作出了对当事人不利的判决。在抱怨法官不采纳说理，怀疑法官枉法裁判之前，律师们是否真的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已经做足了工作，把律师的专业能力发挥到了......？
在尽职尽责穷尽所有技术手段之前，我们没有资格怨天尤人。
十多年前，我们就相信，诉讼领域表面上看是大家争相逃离的是非之地，实际却是法律服务市场的巨大“蓝海”。在这片“蓝海”中，诉讼律师将获得超乎想象的发展空间。甚至，当律师的工作方式率先发生改变，诉讼环境或许也会因此不同，整个法律生态圈都会被大大改善。
因此，在天同所成立之初，我们就坚定地把业务领域定位在了民商诉讼上。我们希望用更加符合律师专业精神的方式做诉讼，探索更好的诉讼技术，重新定义诉讼。
诉讼可视化正是我们探索更好的诉讼技术的一个典型例子。
我们相信，法律工作的本质是信息的传递与处理。人类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眼睛，对眼睛来说，它更容易理解的是图形而不是文字。因此，在天同所成立之初的2003年左右，我们就开始推行“两张图”工作法，即每个案件要画两张图，一张“案件事实图”，一张“法律关系图”；2009年前后，经天同辅庭律师们实践，我们把这一工作法归纳为“用图表说话”；2011年，我们指派了一位年轻的辅庭律师系统性地梳理天同律师在这方面的实践，总结出了“用图表说话”的基本规律，并将其上升为处理每个案件时的基础工作方法；2012年初，我在微博上首次提出天同“三大诉讼法宝”，把诉讼可视化列为“三大诉讼法宝”之首（另外两大“诉讼法宝”是案例大数据和模拟法庭）。
这样的诉讼技术帮助我们更好地说服法官。我们曾代理过一起股权纠纷案件，三十多本案卷，事实情况非常混乱，其中有两家公司的名称竟然完全一样。在庭审中，我们提交了一张以公司组织结构为基础的事实情况图。法官一直把图放在手边，不时地对照着翻阅案卷，开庭效果非常好。
这样的诉讼技术帮助我们更好地保障办案质量。我们把画图表这样一件看似个性化极强的工作细细拆解开来，总结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画图，对于不同类型的案件应该画什么图，如何配合需要阐明的不同核心观点设计不同的图表结构。在面对新的案件时，律师们就可以在这些规则的指导下很快画出高质量的图表，高效地向法官传递信息。
这样的诉讼技术也帮助我们获得客户的更多理解。过去，客户总觉得律师的工作全凭一张嘴，没有技术含量可言。诉讼可视化则让律师的工作也变得可视化起来，从而帮助客户理解律师的工作，清楚地认识己方诉求所在。
但是，我们也深切地认识到，对诉讼认知的改变是不可能单单通过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努力完成的，这需要更多律师同行的共同努力。因此，从2011年底开始，当有关诉讼可视化的实践日益成熟，我们便通过讲座、培训和“天同开放日”等形式，向律师同行传播和分享。
在刚开始的阶段，我们遭遇了不小的质疑。一些律师说：“律师学这些所谓的诉讼技术有什么用？反正法官也不会听你的。”
这其实又回到了最初的那个困境：律师因为觉得法官凭关系断案而不提升自己的诉讼技术，法官因为律师没有充分说理而不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而这又会进一步坐实律师的固有印象——法官是凭关系判案的，甚至因此用过激的方式对待法官和法庭的裁判结果，抱怨和怨恨越来越多。这无疑是一个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死结。
近十年运用诉讼可视化的实践让我们相信，律师主动迈出改善庭审效果的第一步，我们就有可能化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当我们运用图表更好地在法庭上说理，我们的主张就能更好地被法官理解，获得他们的认可。而这样的认可，又会进一步激励着我们在诉讼技术上更深入钻研，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在法庭上说理，更有机会获得法官的认可。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随着越来越多的律师同行开始学习诉讼可视化并且在法庭上运用，他们也同样得到了许多正向反馈。
苏州的一位青年律师曾经发微博：有一次，他在法庭上使用了诉讼图表，法官在庭审结束后亲自把他送到法庭门口，对他说：“你们现在办案子都画图吗？要是以后律师办案子都像你们这样，那我们法官就轻松多了。”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律师开始发现，当法官看到律师工作方式的变化，体会到律师的用心，他们的确更容易接受律师的观点。事实上，绝大多数法官都会对律师在传递信息、分析案件上做出的努力表示欣赏，并且乐意在法律专业层面上与律师深入探讨。
这让越来越多的律师有了探索并实践诉讼技术的热情。诉讼可视化、法律检索、模拟法庭成为了热门的诉讼技巧，许多律师不断地写文章，做分享，切磋这些方面的技艺。我们发现，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激励着天同律师不断追求诉讼技术的良性循环，正渐渐扩展到整个律师行业。
甚至，法官们也开始加入到运用诉讼可视化技术的浪潮中来。一位中级法院的院长曾经在全院法官培训会上说，现在律师界在推广诉讼图表的工作方法，这值得借鉴，以后我们法官办案讨论中也提倡使用图表。一些法院甚至明文要求，对于需要在审委会讨论的案件，法官必须制作图表，以利于更清晰地说明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
当我们开始系统性地向律师同行讲授诉讼可视化的技术，我们甚至收到了许多来自法院的邀请。作为律师，我们竟然有机会走进法院，向法官们分享可视化的技术，这在此前是难以想象的。
这让我们怀疑，“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究竟是无法改变的司法现实，还是因为互不信任而被夸大的刻板印象？我们明明清楚地看到，当我们表现出律师应有的专业技巧和专业态度，法官也会以一种更加专业的方式与我们交流。法官和律师一样，其实都对法律技术求知若渴。
这或许正是我们研究和应用诉讼可视化的最大意义所在。
虽然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方法，却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基石。它让我们发现，法官与律师并非只有要么灰色关系，要么截然对立的二元关系。当律师和法官因为法律知识和法律技术被联系了起来，因为位置和视角的不同而心生的罅隙也会因此被弥合。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们被引导着，在日常工作中践行对法律的共同信仰，法律职业的归属感和使命感也因此渐渐浮现。
回首诉讼可视化在这十几年里从无到有，再到在全行业内逐步普及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它完成了法律行业内一次至关重要的诉讼技术启蒙。
从数据上来看，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5万名律师听过我的现场演讲，超过3万名律师前来参加过“天同开放日”，超过1万名律师接受过有关诉讼可视化的专门培训。除此之外，关于诉讼可视化的文章和小范围的讨论交流更是不计其数。
可以说，从来没有哪项技术曾经如此深刻地影响过一代律师，并且真正让追求诉讼技术的信念在法律人的意识中扎根了下来。它让更多法律人看到了诉讼在“打关系”之外的更多可能性，并且愿意为了这样的可能性共同努力，重拾法庭的光荣与梦想。
当然，诉讼可视化这门技术仍然有可以完善和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同时，它也还只是我们可以挖掘的法律专业技能的“冰山一角”。在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还有太多类似的规律值得深入总结和探讨。我们不妨先从律师的角度，研究审判规律，探讨律师可以在法官裁量过程中的哪些环节发挥作用，刻意地提炼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形成可被推广的技术。而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成熟，我们将可以借助更先进的技术手段，探索诉讼技术的更多可能性。
此次《诉讼可视化》的出版，与其说是对过去诉讼可视化技术发展的阶段性总结，更不如说是一份面向未来的邀请。
我们希望邀请你和我们一起参与到诉讼可视化技术的学习和研究中来，并且持续在实践中探索更多、更成熟的诉讼技术，不断提升法律工作中信息传递与处理的整体效率。
我们希望和大家一起，把这场诉讼技术的“启蒙运动”进行到底，实现诉讼技术的全面升级。
我们相信，当诉讼技术愈加成熟，愈加普及，更好的法律生态圈也必定可期。

这是一本写给法律人的图表书
陈耀权 天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这是一本写给法律人的图表书。
在天同创所之初，我们就尝试通过更加形象、准确和可视的方式，来呈现复杂的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这样的尝试，让我们在法庭上获得了超乎预期的精彩效果。正因如此，在我们2010年出版的《北京天同律师事务所案例精选》中，就记载了我们在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某二审案件中，实际使用法律关系图来赢得客户、决胜法庭的过程。
如果说，当我们在十年前开始使用图表这一工具来描述案件事实、分析法律关系时，人们对于图表之于法律人的作用还心存疑虑；那么，当本书酝酿之时，法律图表这一工具已经成为法律人的基本技能而被全国各地的法律人普遍使用。
法律人需要图表书吗？这一我们在进行可视化研究之初最为担心的问题，时至今日，我们的答案是：需要！毋庸置疑！
之所以能够如此肯定地回答上述问题，是因为，所有的法律人——法官、律师、法务及其他法律工作者——工作的本质及核心都是：信息的处理与传递。
可视化，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信息的处理与传递。
以诉讼业务为例：每一位诉讼律师会根据自己对案情的了解、对证据的分析、对法律的理解和对判例的检索等等，在脑海中通过法律逻辑的推演，将这些素材进行加工处理，成为律师的法律观点，这是信息的处理过程；而诉讼律师将形成于脑海中的法律思维，通过文字、语言等方式有效地传递给同事、客户、法官乃至对手，这是信息的传递过程。
文字作为信息处理与传递的基本方式，在上述过程中占据着不可撼动的核心地位。但文字作为人类文明创造之结果，每个人对于文字的理解均受制于后天的学习积累。正因如此，人类对于文字的处理方式，需要大脑将文字转化为该文字所代表的内在含义，再进行思维转化及传递。而图形则恰恰相反，对事物的图形描述早于文字描述数千年，图形本身即代表着形象化的、具体的事物与信息，因此，人类大脑对于图形有着天然的偏爱。这就像看到蔚蓝的天空，人们的心情会豁然开朗；而看到文字描写的“蓝色”或“Blue”，人们需要在脑海中勾画出美丽的天空，才会对情绪有所影响。
正是基于上述人类思维的天然倾向性，在信息处理和传递过程中更多地使用图表因素，能够帮助我们提高信息处理效率，减少信息传递异化。这一规律，在法律业务领域格外重要。因此，在诉讼案件中运用图表，是我们在长期办理民商事诉讼案件实务中不断实践、改进的一种工作方法，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自2012年起，我们开始陆续向业界介绍、推广这种方法。在此过程中，不断有业内同行向我们建议，能不能把我们的工作方法总结成书，对外出版，以便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学习和掌握这项实用的技术。这也是我们写作本书的初衷。
但当我们提笔撰写本书时，却发现写作这样一本图表书，远比绘制图表难得多。因为我们在绘制图表时，离不开多年经验积累带来的“感觉”，依赖和围绕个性化的案件事实本身，有时可能自然而然地跳过了梳理思维的过程。换言之，我们更多关注绘图的结果，而不是过程。
但书的写作恰恰相反。首先，我们要脱离案件情况，纯粹地关注图表本身和制图的各个环节；其次，我们在写作时要不断逆向思维，从绘制完成的图表中抽丝剥茧，寻找图表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归纳某一类图表的共性，梳理绘图的步骤，寻找绘图的技巧。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有过激烈的讨论甚至争吵、有过困惑和质疑。但最终，通过写作这样一本书，我们发现绘图时一切曾经以为理所应当的环节和思路，其实背后都有严密的逻辑支撑。这本书将要呈现给大家的，就是我们经过反复推敲，对绘图过程的详细拆分和解读。
本书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第一章至第四章
为图表制作方法论，旨在告诉大家，如何将纷繁复杂的案卷材料转化成简单明了的图表，即诉讼可视化应该怎么做。我们认为，诉讼可视化方法论分为四步：第一步应明确图表呈送对象，并根据对象的不同选择合适的图表类型、确定图表主要内容以及决定是否绘制图表；第二步为选择合适的图表类型，即根据案件核心要素为时间、关系或数据选择相对应的时间图、关系图及数据图；第三步为确定内容，即通过全面罗列、逻辑整合及精简内容的方式，确定在图表中展现的案件事实；第四步是更好的表达，即让图表在简明美观的基础上，突出核心观点。
第五章悉数典型纠纷类型的可视化应用。虽然我们在讲述绘图方法时不得不暂时脱离个性化的案情，但我们同时也乐于发现，案件事实本身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因此，我们可以围绕借款担保、建设工程、房地产开发、公司诉讼等几类典型纠纷，归纳我们处理此类案件时，经常遇到的问题和难点，进而总结出通过图表解释和说明这些问题和难点的方法。
第六章由图表的实战案例组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该章我们力求真实再现如何运用上述方法制作一张图表，其中也包含了绘图者的心路历程。这一章是将绘图方法融会贯通的关键，也是我们在可视化研究过程中，对自己此前工作的反思和总结。
最后，我们也不会停止进步的欲望，在第七章我们与您一同期待可视化可能面临的科学进步和技术突破，并从图表技术、全新界面和远程互联等方面共同畅想诉讼可视化的未来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