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西方学术体系引入中国以来，儒教、孔教是否是西方话语里面的“宗教”问题，一直争论不断。《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作者认为，在这些争论过程中，人们最常犯的毛病，就是以二元对抗思维模式简单地以“是”与“否”来回答。其实，历史上儒家的“教”不仅仅是狭义的教育之教，更有教化、宗教的含义。《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国大陆发生的儒教活动及其思想理论，以及波及海外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形成了持续的文化传承和复兴运动，对于当下中国建设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体系，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代以来，否泰相交，民族国家遭遇千古奇变，文化传统破坏殆尽，现在正逐渐回归大中至正之道。中国文化的复兴是全面的，儒家文化的复兴也是这样。《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接续李申的《中国儒教史》，梳理了儒教百年来的纷争历史，在此基础上勾勒出儒教现代传承与复兴的历程，对于当下建设中国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体系，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韩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联理事及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著作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论》、《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儒教问题：争鸣与反思》、《孔学述论》、《中国文化通论》、《儒家人文精神》等。
自序 我的儒教观
绪论 清末民初的社会变化与儒学衰微
一、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
二、儒学的衰微和民族精神的危机
第一章 康有为孔教说述评
一、儒学、儒教与孔教的概念
二、康有为提出孔教说的动因
三、康有为孔教说的目的
四、康有为创教之经过
五、康有为孔教说的内容剖析
1.康有为在比较中阐释孔教的特征
2.康有为通过“我注六经”来构建孔教的“神学”思想体系
3.康有为孔教说与政治维新和专制体制的关系矛盾与冲突
4.康有为孔教说的价值
第二章 清末民初孔教复兴活动及其争论
一、清末民初孔教活动述论
二、孔教活动引发的争论
三、梁启超——多变的孔教观
第三章 辜鸿铭：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中的孔教观
一、学贯中西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二、中西文明比较，确立中华文明主体性
三、中西文明融会，寻求人类文明道路
四、儒学是否为宗教的探讨
五、孔道与孔教
六、良民宗教
七、对传统儒教（孔教）以及近代孔教派的历史反思
第四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孔教的批判
一、陈独秀孔教非教说及对孔教的批判
二、胡适的儒教非教与实用主义的宗教观
三、蔡元培的儒教非教及哲学、美育代宗教说
四、鲁迅等对“封建礼教”的批判
第五章 新文化运动中学衡派的孔教观
一、学衡派孔教观的现实原因和内在动因
二、吴宓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中的孔教观
三、梅光迪“复兴孔教”与融通孔耶
四、柳诒徵论孔道与孔教
第六章 段正元论儒道与孔教
一、段正元对道的阐释
二、段正元对儒道的认识
三、孔教：万教归儒，儒道真行
四、道与教：修道之谓教
第七章 香港孔教学院：现代民间儒教的基地
一、香港孔教学院与汤恩佳院长
二、汤恩佳先生的孔教儒学思想
1.全面把握孔子儒家思想
2.多角度地论证孔教思想
三、香港孔教学院的孔教理念和实践
1.香港孔教学院参与多元宗教对话
2. 香港六大宗教领袖座谈会：历史·信念·共识·影响
四、香港孔教学院与大陆儒教派和海外新儒家的比较
第八章 儒教在越南的传播和现代转换
一、儒教在越南传播的历史、作用及其特点
二、越南近代社会与儒教地位的变化
三、越南的现代化与儒教的现代作用
第九章 新加坡儒学和孔教
一、儒学孔教在新加坡的历史传承和发展演变
二、新加坡的儒学伦理教育运动
《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
辜鸿铭以其学贯中西学的经历和视野，试图在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中，赋予传统的儒教一种宗教感，以加强其收摄人心的力量。中国儒学或儒教是不是宗教？这就是用西方狭义的宗教概念来理解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根本难点。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怎么量，都在似与非似之间。关于儒学与宗教的概念及其社会功能的异同，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进行了反复的论证：他认为西方哲学家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儒家的文化哲学、道德规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西方人“未能讲其学说变为宗教或等同于宗教，其哲学并没有被普通民众所接受。相反，儒学在中国则为整个民族所接受，它成了宗教或准宗教。我这里就广义而言，而非欧洲人所指的狭义宗教。”[1]辜鸿铭认为传统的儒教在古代儒生那里就是一种宗教，但这一种有理性的人的宗教，即“所有有理性的人对此达成默契、决不谈论的宗教。”[2]这就是说，传统的儒教就是一种以理性为主而能够发挥宗教功能的“宗教”。“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对于宗教的需要，是因为他们拥有一套儒家的哲学和伦理系统，是这种人类社会与文明的综合体儒学取代了宗教。人们说儒学不是宗教，的确，儒学不是欧洲人通常所指的那种宗教。但是，儒学的伟大之处也就在于此。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使人们不再需要宗教。”[3]正是由于儒学不是严格狭义的欧洲那样的宗教，但同时又具有欧洲宗教同样的社会功能，所以，辜鸿铭又进一步指出：“就广义而言，我认为儒学、基督教、佛教同为宗教。……儒学与欧洲人心目中的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仍有不同。这不同之处在于，欧洲意义的宗教是教导人做一个善良的（个）人，儒教，则进一步，教导人们去做一个善良的公民。基督教的教义这样发问：人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而儒教教义却是这般提醒：公民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儒教认为没有个人的生活，作为个人，他的生活与他人及国家密切相关。关于人生的目的，基督教的答案‘是给上帝增光’。儒教则认为人生的主要目的，是做一个孝顺的儿子和善良的公民。……总之，欧洲人心目中的宗教，企图使每一个都变成一个完人，一个圣者、一个佛陀和一个天使。相反，儒教却仅仅限于使人成为一个良好的百姓，一个孝子良民而已。换言之，欧洲人的宗教会这么说——‘如果你要信教，你就一定要成为一个圣徒、一个佛陀和天使。’而儒教则言到——如果你能够象孝顺的儿子和善良的臣民那样生活，你就入了教。”[4]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说佛教、基督教是“个人的宗教或称教堂宗教”，而儒教则是“社会的宗教或称国教。”“孔子对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是给了人们真正的国家观念。孔子正是为了赋予人们真正的国家观念而创立了儒家。在欧洲，政治成了一门科学，而在中国，自孔子以来，政治则成为一种宗教。简言之，孔子对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即在于他给了人们一个社会宗教或称为国教。”[5]儒学和基督教、佛教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人的宗教或者称他们为教堂的宗教，而前者是社会的宗教或国家宗教。儒学的真正伟大之处就在于给人以正确的国家理念，并把这种理念上升为一种宗教。也就是说，从狭义的宗教概念来衡量，儒学决不是宗教。然而，若从造成的社会效果（即功能）来说，儒学又与宗教是一样的，与基督教、佛教没有区别，而可以视为广义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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