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十年旅日观察的思想结晶。
《友邦还是敌国？》作者求学日本多年，对日本的政治、文化有深刻的认识，他的中日双重文化背景，能够克服学界对中日问题的一些惯常看法，深入到双方尤其是日本近现代的文化渊源和历史深处，梳理演化日本当代的意识形态。
2、充满张力的概念辨析。
《友邦还是敌国？》试图在战后世界秩序的变动过程中，重新思考中日关系。作者拈出友邦与敌国这组具有冲突意味的概念，作为全书试图解析与超过的对象。
3、以日本为方法的独特思考方式。
《友邦还是敌国？》作者有意将观察角度置于日本内部，力求将日本作为中国自我认识的方法。这种视角不只是对沟口雄三等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以中国为方法的颠倒，更是一种理论创新。本书以日本为方法，指向的却是以中国为本位的立场，并以此展开对历史认识、东亚秩序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自 序
如何超越国家间的敌友认识？
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2012年涉及领土归属的钓鱼岛问题出现危机后，双方的对立逐步升级，许多国际问题的观察家们甚至开始认真讨论两国发生偶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这种状况让人感到错愕：双方此前40年间以友邦即中日（或日中）两国互为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为口号的交往，竟然导致了双方互为潜在敌国这一暗淡局面的出现。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时刻，这种局面的出现给我们提出了怎样的问题与任务？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只有再次回到历史进程中重新审视自我，才能将问题的形成机制揭示出来。显然，1945年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是我们开始这种反思的一个恰当起点。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战建国中，中华民族浴血重生，再次成为世界史的主体民族，而世界秩序亦由此幡然一变。今日我们所见之总体性的和平，在其起点处有着中华民族为此付出的代价与曾经获得的荣光我们曾经是这个世界秩序的缔造者。
然而，在战后直至今日的世界秩序变动的过程中，这个新生的中华民族必然要不断面对全新的问题与挑战。中国的国内战争（19461949）与朝鲜战争（19501953）的爆发，急剧改变了东亚乃至全球的世界秩序。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剧变：从缔造者转变为挑战者。近年中日关系所呈现出的困难状况，只有将其置于这种世界秩序的转换与世界史民族的自我证成的过程，才能得到恰切的认识与应对。我们首先要有世界民族的自我意识。
那么，作为具体的现实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日本近年的对华政策？进一步追问，我们应当怎样面对当下东亚乃至世界自身？如果严肃地审视当下的现实，我们就不难注意到我们的处境具有某种特别之处成长中的中国一方面正在对世界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来自世界的多种压力，这种况境意味着什么？不拘答案如何，只有准确地把握这个世界，中华民族作为主体民族才能进一步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并最终参与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有鉴于此，在本书中，我们将以中日两国的相互认识为案例，通过他者的眼光，将问题的症候描绘出来。我们将重新审视中国成长过程中遭遇的问题，从而再次将抗战建国的世界史意义呈现出来。
关于我们面临的现实状况，兹举一例说明。在今日海内外的新闻媒体中，我们常会看到诸如中东问题、伊拉克问题、阿富汗问题等多种关于问题的说法。这一说法本身很少用于当今世界的大国，因为问题本身具有麻烦、有害，因而有待解决等消极含义。然而作为例外，我们常常会在日本的中国论中看到中国问题这种表述。在一些当代日本学者和政治家的认识当中，中国的发展（或者说崛起）充满了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地区秩序的安定，因此日本的繁荣与和平有赖于中国问题的解决。
无须说，这个中国问题的说法对我们而言显得有些刺耳。但正因为如此，它激发了我们对自身的发展状况的思考。比如，对于我们自己面临的最大问题，即现代国家建设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是否形成了清晰的目标认识以及与其相辅相成的目标约束机制？中国将如何顺利融入并建构这个世界的秩序，无论这其中包含着怎样的相互误解？对于这些问题，在本书中我们统称其为世界认识的问题。对21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而言，这一问题之重大不言而喻。
因为问题重大，所以我们必须谨慎地加以分析。为此，本书将致力于下述个案问题的具体分析仿照前面的说法，我们将致力于分析日本问题，即对中国的成长与发展可能带来不确定性因素的日本问题。具体而言，此处的日本问题不是指日本自己所设定的诸如成为正常国家、成为政治大国、摆脱战后体制等国家目标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如修改宪法、历史认识等具体问题，而是意味着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与日本交往的问题。在战后东亚世界秩序的背景下，中国与日本的交往方式，也就等同于与世界的交往方式。
这种主题设定将导致我们在展开论述时要面临特别的困难。其中，民族主义无疑是主要的约束性要素以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的近代世界体系，必然造成国家间或敌或友的关系。这种国家观念以人类作为生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感为代价，支配了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世界史进程。
从今日世界社会的现状来看，民族主义正在耗尽其历史的正当性，因为它正在成为人类文明继续发展的障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系列新变化，诸如世界政治秩序的重新组织、自由贸易的迅速展开、国际法的进一步制定与落实、传媒与互联网技术的发达等，将人类的普遍联系与共同属性凸显了出来。在国家、人民相互关联的世界中，世界秩序正在形成全新的性格。显然，这也正是中日关系的世界秩序背景。这种以普遍交流为特征的秩序，正在消解并替代曾经充满国家间对立与敌意的世界秩序。
因此，如何克服民族主义的思维方式，从更大的区域范围乃至世界全体的角度看待安全、和平与繁荣问题，成为所有国家，尤其是大国所必须面对的问题。面对问题，我们只能求助科学的分析，而非情感的好恶。正因如此，本书将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待相关问题，致力于将友邦与敌国观念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揭示出来。在政治的层面上，只有继续克服敌友这一陈腐的观念，我们才能主体性地推进世界秩序的转换，世界社会也才能看到人类文明的继续发展。
最后，要再次强调的是，经过数十年的奋斗，现代中国如今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正置身于这一大时代的情境当中。这种具有人类史意义的状况要求我们具有高度的时代自觉与历史使命自觉。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理解中国发展的世界史意义，也才能确保我们自己的健康成长。
2015年2月1日
于昆山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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