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安放的婚姻-(旧女性与新文人的婚姻往事)_熊辉_9787511727268

　　五四时期的女性处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期，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社会变革，以及新旧文化交替期的婚姻变故，成为了她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然而由于封建传统的束缚，这些女性的命运大都具有不可选择的被动性，其中大多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按照旧式礼俗步入了婚姻殿堂。

　　然而她们的夫君或东渡日本，或负笈欧陆、英美，从此她们与夫君各自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所有试图修好婚姻的努力都成枉然，长夜漫漫，唯有青灯相伴。星移斗转，韶光易逝，这些女性在无望的等待中憔悴了容颜，但孤独的处境与绝望的心情从来不曾改变。

　　《无处安放的婚姻：旧女性与新文人的婚姻往事》并非刻意挖掘民国文人的野史轶事，并非要制造商业卖点，在文化荒芜的年代激起人们的阅读兴趣。作者意在让当今的读者了解到，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有那么多女性为社会发展做出了牺牲，而她们的牺牲不能被后人视为无谓。

　　深入开掘这几位旧式女性被遮蔽的内心，以及她们对生活、爱情、婚姻乃至生命的深沉思考，从另一角度去剖析民国初年社会的发展变迁，同样是本书的写作旨趣。

　　《无处安放的婚姻：旧女性与新文人的婚姻往事》：

　　乱世的婚礼虽然简单，但繁琐的礼数却不能免除。

　　按照中国过年的风俗，张琼华和郭沫若结婚的时间正好是大年。在四川一带，保持着正月十五“送年”的习俗，一是表明春节结束了，生活从喜庆中开始恢复平静。二是将家中请回过年的祖宗送走，让他们也回到阴间正常生活。但1912年的大年十五，因为是张琼华和郭沫若结婚的大喜日子，家家户户不再把“送年”当作大事儿，而是更乐意去沙湾或苏溪分享新人的喜气。

　　在汉族传统的节日里，正月十五也是元宵节。元宵节是青年男女相会的节日，古时小姐平日待字闺中，很少出门，借元宵节灯会烟火之名外出，为自己物色如意对象。因此，正月十五这天也被赋予了自由恋爱的色彩，成为旧社会少男少女们相会的日子。宋人那首《生查子·元夕》词，其中的诗句云：“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该词虽然略带感伤情绪，但抒情主体借元宵节与有情人相会却是实情。如果这天不是张郭的婚期，而是自由的元宵佳节，不知初次见面的二人，是否会借着朦胧的焰火，在月光下私订终身？十五结婚，但十四是张家最热闹和忙乎的一天。

　　正月里来是新春，但嘉定府的春天来得偏晚，张琼华和郭沫若结婚的时候，晚上还能感觉到丝丝冷意。柳絮还没有飘飞，秃枝上斑鸠的清脆叫声划破了乡村的宁静，张家也早已热火朝天地忙碌开了。第二天女儿就要出嫁了，他们必须为她收拾打扮，把嫁妆打理妥当。好多亲戚朋友前来道喜送行，主人家要大办宴席款待客人。

　　张琼华出嫁前，要收拾好自己的房间，听从母亲的劝导，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出嫁无疑是彻底失去了在娘家的身份，张琼华此去郭家，她以后再也不属于张家人了。想到在家生活二十二个年头的各种往事，想到以后未知的生活，张琼华心中自是惆怅万分。

　　由于郭家与张家隔得较远，在交通不便的时代，张琼华要在婚礼当天上午赶到郭家拜堂，必须头天晚上出门走一段路，中途歇息一晚，第二天早上起来再接着前行。所以，张琼华实际上比一般的姑娘要早一晚离开娘家。而郭家迎亲的轿子，也必须头天出发，第二天一早接上新娘往回赶，才能保证中午之前将新娘迎娶到家。

　　抬着新娘的大花轿进了沙湾，唢呐和锣鼓的声音一阵高过一阵，不必说，婚礼的高潮就开始了。花轿到了厅堂前，郭沫若提着鞭炮在花轿前转三圈，目的是为了辟邪。待花轿抬进前堂，放在礼堂的台阶下面，郭沫若家的小辈要向轿门磕三个响头，新娘才会走出轿来。这似乎预示着婚后，新郎要忍让新娘，要肯向新娘低头，然而这个仪式的初衷在旧社会始终无法实现，没有几个女性能控制住夫君，让他们臣服于自己的三寸金莲。

　　正是这个迎接新娘下轿的仪式之后，郭沫若与张琼华之间的不幸婚姻开始了。张琼华的身子刚挪出轿门，郭沫若便看见了一双小脚，他的心里马上犯起了嘀咕。还好，此时他无法看见张琼华的全部长相，因为她头上顶着厚厚的盖头，让他保持着勇气走完后面的婚礼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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