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于 2017 年在国内再版后，依旧得到许多读者的共鸣，进入了凤凰好书榜、新浪中国好书榜等榜单。在与读者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读者特别在意的是鲁迅对朱安的态度，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自然观点也不同。我欢迎不同观点的碰撞，一本书出版后，解读的权利就交给了读者，作者不应过多干预。这些年，在各种场合与读者交流，经常会遇到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如一个年轻女孩儿问我：在现今的时代里，朱安这样一个传统女性，对读者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位女性读者告诉我，读了这本书后，她获得一种幸福感，看到这么不幸的人，她发现自己的那些烦恼真的不算什么。所以，她觉得这是一本治愈的书。的确，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中国妇女长期以来的压抑，她们曾经活得如此沉重和沉默。当然，更多的读者也从这本书中窥见了鲁迅的沉重与抗争。
时隔多年，时过境迁，人事很多变化，此次再版我认为还是很有必要的。在这一版里，表述更加准确和规范，如时间的表述，之前对公历和农历没有特别加以区分，可能会使读者产生误解；这版农历年月日全部用汉字，公历全部用阿拉伯数字。此外，一些细节也得到修正，如朱安遗物单中的烟筒，此前我理所当然以为这是跟朱安使用的水烟袋有关的物品，但在北京生活的热心读者告诉我，此烟筒应该是冬天取暖的火炉的配件。此外还有不少文字修改，这里不一一赘述，总之这一版无论在装帧上，还是内容上，都有较大提升。
短短几年，我们的性别观念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版的读者会有什么样的感想？我很期待。在此，我由衷地感谢所有为本书的写作提供帮助的师友，以及为本书的出版付出心血的编辑人员！如果这本书能打动更多读者的心，引发更多的思考，我将深感欣慰！
2024年8月于上海
【后记】
我用蜗牛一样的速度爬行到现在，才终于完稿。总算可以长长地吁一口气了，回首过去的这段时间，我常常想到一句俗话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不是巧妇，因此，这本书可以说写得很吃力，很痛苦，但同时我又感觉非常值得， 因为这是我心里酝酿已久的一本书。
我选择写朱安这样一个人物的传记，绝不是偶然。多年前，还是在复旦读书的时候，关注的是女性文学，自然也阅读了不少国外的女性主义经典著作。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山崎朋子的《望乡底层女性史序章》（即电影《望乡》的原作，中译本于 1998 年出版），这本薄薄的小书，让我看到自己应该努力的方向。我暗暗决定，今后要像山崎朋子那样，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对女性的命运加以关注和思考。
毕业后，从事鲁迅研究方面的工作，一直在这个领域里努力着。一晃好几年过去了，我似乎已经把读书时的志愿淡忘了。但另一方面，有一个题目始终盘旋在我心头，那就是朱安。毋庸讳言，眼下名人的婚恋成为一大热点，鲁迅与朱安的包办婚姻也难免成为众说纷纭的话题，但我之所以打算写朱安，并不是想凑这个热闹，更不是为了争论鲁迅与朱安在这桩婚姻中究竟孰对孰错。向来我们只把朱安看成包办 婚姻的牺牲品，一个没有时间性的悲剧符号，认为她的一生是极为单薄的，暗淡无光的。真的是这样吗？有人说，黑 暗也能发出强烈的光，朱安站在暗处的一生是否也有她自己的光？
但构想归构想，真正动笔时，我还是感到不小的压力。 首先，我想一定会有人质疑 ：为什么要为这样一个毫无光彩的女性写一本传记？会不会影响到鲁迅的高大形象？对此， 我确实也有过犹疑。让我感到欣喜的是，当我说出自己的打算时，无论是鲁研界的一些前辈，还是我的同行们，都很鼓励我，认同我，并给予我许多建议和帮助。这使我信心倍增，同时，也使自己没了退路总不能雷声大雨点小，让大家对我失望。
其次，我也知道写朱安的传记，资料是个难题。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朱安的生平资料很匮乏，有关于她的种种细节绝大部分都失落了。而各种各样的回忆或说法，很多也是自相矛盾的。不过，我并不同意有些人的看法，认为朱安的一生乏善可陈，没什么好写。其实，朱安六十八年的人生也经历了许许多多，在鲁迅去世后，她默默地熬到了抗战结束，现在留存下来的当年的报道，让我看到了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妇人。她生前托人代笔的一封封书信，读来只觉得凄切入骨，令人心生感慨……在翻阅这些旧资料的过程中，她的形象在我的眼前晃动着，她的一生在我的脑海里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当然，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倾听这样一位女性的心声。 虽然山崎朋子的《望乡》被我奉为典范，但其实，它走的是 口述历史的路子，不是我所能效仿的。以往的女性传记， 都是精英知识女性的传记， 起码有一些自述性的文字，从中可以解读她们的内心世界。而朱安不同，她早已不在人世，又是个不识字的女人，作为一位彻头彻尾的旧女性，我们连弄清她的生平细节都有很多障碍，更不用说对她的处境感同身受，进入到她的内心深处。
由于以上原因，写到半当中时，我有过动摇，也有过自我怀疑。不过，更有许多可回味的片段。
这两年，为了钩沉有关朱安的史料，我利用各种机会，去踏访朱安足迹所到的地方，向绍兴和北京两地的鲁迅研究 者求教，搜集各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我渐渐地体会到在鲁迅纪念馆工作的好处，就是可以经常与绍兴和北京兄弟馆的同行进行交流。每次去这两个地方出差，我都可以向他们讨教，从而不至于多走弯路。
我记得在绍兴，跟着周芾棠老先生寻访朱安娘家丁家弄。其实前一天我也曾去过，可谓一无所获，但是跟着周老先生，一个下午，我们跟当地的住户聊了许多，而且打听着 打听着，最后居然找到了当年朱家的房客！那天我跟在他后 面，才真正地有了实地采访的感觉。那一次，幸亏有周老先 生陪伴，不然我这连绍兴话都听不太懂的外乡人，是很难和 老住户们随意攀谈的。现在想想，那回我连照相机都忘了带，实在是不够专业！我决定，等这本书出版后，一定要再去丁家弄，找到俞先生、王先生和周阿婆，跟他们合影留念。
我还记得绍兴鲁迅纪念馆裘士雄先生的大办公室，他在这里每天埋头著述，出版了一部部极具绍兴地域特色的著作。他自称是以书养书，即拿到某本书的稿费后，再自费出版另外的书。这使我肃然起敬。作为鲁迅研究者，裘先生早年通过对朱氏后人及邻里的走访，记录下关于朱家台门的情况，抢救了不少资料。听说我打算写朱安传，他把自己留意搜集的资料提供给我参考，并特别指出，对待鲁迅和朱安的包办婚姻，一定要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问题，而不能片面地得出结论。虽然，我未必能达到他的要求，但写作中始终记着他的告诫。
朱安后半生住在北京。去年 11 月去北京，我遇到了曾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保管部工作的叶淑穗老师，她向我介绍了许多有关朱安的情况。叶老师说，朱安是西三条故居的最后 一位女主人，只要是她在故居的生活用品，都保存了下来， 除了一些穿得很破烂的小脚鞋，凡朱安生前用过的，如水烟 袋、衣服、新的小脚鞋等， 都保存了下来，包括她为鲁迅守 孝的衣服也都在。朱安很矮，比常人都要矮，她的衣服很窄小，有些是用鲁迅母亲的衣服改的，很瘦很瘦的。朱安后 来也有可能是死于胃癌，她有一个老保姆，原来住在附近， 叶老师曾去找过她。据这位老保姆说，临终前朱安胃很疼。 我询问朱安是否擅长做手工活，叶老师认为，有很多材料表明，朱安不大会绣花之类新式的手工，她的手工活很粗，可能会做鞋子或鞋垫等。遗憾的是，要看到朱安留下的遗物 需要很多审批手续，我虽然很好奇，但也只能作罢。
叶淑穗老师在搜集资料方面也给了我不少指点，她告 诉我，《世界日报》访问朱安的材料是很好的，真正写朱安生活的材料很少，但是世界日报社相关工作人员从保护鲁 迅文物的角度出发，去看望了朱安，目睹了她的生活状况。 当时，她特意去图书馆抄录了下来，她还抄录了许多朱安的 家信……可以感觉到，叶老师对于北京时期的朱安不仅很了解，而且也很关心。我从她这里了解到许多活生生的细节， 也由衷地感到，正如叶老师等所说的，对朱安的问题，要从历史出发，看问题要全面，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轻率地下结论。
朱安的一生，前四十年在绍兴，后二十八年在北京。 照理，轮不到我这个外乡人来写，多亏有鲁迅研究界前辈热 心指点，有许多同行相助，今天才有了这本十多万字的小书。无论是善意提醒我的人，还是在搜集资料上给予我帮助的人，我都将一直铭感在心。
我要感谢的人很多，而我尤其要感谢的是王锡荣副馆长。当我忐忑不安地把拟就的提纲交给他，准备着被他泼冷水，不料他很支持我们提出个人的研究计划，而且很鼓励我 们突破成见，发表自己的想法，在鲁迅研究的道路上踏出自己的印迹。同时，他也给了我许多切实的建议，指点我多向鲁研界的前辈虚心求教，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史料，以客观地反映朱安的一生。他还提醒我，过去大多是站在鲁迅的角度来叙述，希望我能站在朱安的角度，多挖掘朱安的内心。他的一席话使我有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遗憾的是，我虽然尽力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但显然还做得很不够。
需要指出的是，我馆从去年起设立了专项课题，用于 支持个人的研究计划，我的这本传记也列入了这一课题。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我们部门的同仁。写作是一件耗费心力和 时间的事，如果没有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人往往会变得浮躁，也很难静下心来做事。我很庆幸，置身于浓浓的学术氛围里，与同事们平时既能够互相切磋，也能彼此体谅。这都为我完成此书创造了条件。
所以，我也感到很惭愧，最终我只能写到这个程度。现在想来，如果我多一点刨根问底的勇气，也许会有更多发现。但现在只能是这样了。
感谢王锡荣副馆长、裘士雄先生，他们在百忙之中审 读了我的原稿，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特别是指出了一些史实性的错误。绍兴的顾红亚女士为我复印刊登在《绍兴鲁迅 研究专刊》上的资料，在此也表示感谢。
有一句自谦的话叫抛砖引玉。如果我的这块砖 能够引来美玉，那么，我就做一块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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