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细品先贤韬略，纵览往世兴衰，看清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和走向。
★ 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和全局视角，将中华民族独有的谋略智慧精彩呈现。
★ 用文学的语言，通俗写史，带领读者身临其境，体会运筹帷幄的魅力现场。
★ 以史为鉴，在历史的镜前，找到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智慧。
★ 春秋，是人的智慧大放异彩的时代。迭兴的霸业，是人的权谋践履；瑰丽的学说，是人的智略高扬。滥觞于春秋后期的诸子百家，已经超越了某个国家和地区的局限，开始从理论的高度对社会的前途进行整体设计，对人类的归宿进行终极思考。它们是人类的大智慧、大韬略。
一
公元前770年的一天，一队车马从西周都城镐京匆匆起程。迫于犬戎铁蹄的威胁，周平王要告别西京，迁都东京雒邑。然而这位新即位的国王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要告别的不仅仅是他的祖辈们苦心经营过的一个都城，而是在告别着整整一个时代。那犹在耳际的烽火台上褒姒的笑，那尚未凝固的骊山脚下幽王的血，已使得周平王头上的那顶王冠失却了往昔的尊严和光辉。他现在要去的是一个被孔子称为礼崩乐坏的时代，是一个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变为自诸侯出，再变为自大夫出，三变为陪臣执国命的王权陵替的时代，是一个射王中肩的郑庄、九合诸侯的齐桓、作宫践土的晋文、称雄西戎的秦穆、问鼎中原的楚庄、后起勃兴的吴越交相竞霸的时代，是一个一统的禁锢被打破、多元的政治方兴未艾的时代……
宗法统治秩序的破坏，使靠礼法维持的国家之间的平衡为兼并和战争所替代。大国争霸、小国图存，成了自始至终凸现在春秋历史舞台上的一大主题。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了一场场荡人魂魄的生死大搏杀。据鲁史《春秋》一书所载，列国间的战争四百八十三次，朝聘会盟四百五十余次。春秋之初，成型的封国尚有一百三十一个，经春秋一世的混战吞并，至战国开始时，只剩下秦、楚、齐、燕、韩、赵、魏七个大国和十多个奄奄待毙的泗上小侯了。
当春秋三百年的历史一步步地走出这个结果时，我们看到了刀光剑影的武力抗衡，我们更看到了五彩纷呈的智慧角逐。
二
外在权威的动摇，启自于人的内在自觉。人开始从松动的宗法制的锁链中，从王权一统的禁锢中走出来，人从历史的帷幕后走到了前台。
战争打破了有序，兼并制造着混乱，为人的潜能发挥、人的智慧迸发提供了丰沃的社会土壤。在这个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面临着生死抉择的特殊年代里，人们把韬略方计提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一言可以丧国，一言可以兴邦，几乎成了时人的口头禅。延揽人才，成了想有所作为的统治者们的当务之急。穷巷之中、瓮牖之下，留下了访士求贤者的身影与足迹。叫卖的商贾、驱车的马夫、结草的老人，一一开启了他们智慧的锦囊。山野鄙夫登上庙堂，罪囚家奴出入帷帐，布衣为国相，饭牛及大夫，是春秋时代涌现的奇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春秋人。这就是孔子的天生德于予的人，这就是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人，这就是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这就是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这就是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人，这就是鲁迅先生所称道的中国的脊梁。
齐桓公曾把这种人形象地比作霸主的船骥。的确，任何一位霸主都不能须臾离开这些能济河致远的船骥。如郑庄公有公子突、公子忽，齐桓公有管仲、鲍叔，晋文公有舅犯、郭偃，秦穆公有百里奚、由余，楚庄王有孙叔、沈尹，吴王阖闾有伍员、文义，越王勾践有范蠡、大夫种。就是一些中小国家也不乏这类卓异特立之人，如郑国的子家、子产，鲁国的季文子、曹刿，宋国的华元、向戌，卫国的石碏，随国的季梁，虞国的宫之奇等。在春秋短暂的三百年间，出现了那么多璀璨夺目的明星，他们云谲波诡的权谋和他们功效卓尔的智略，大大地启迪了后世的智慧，成为人们永久效法的典范。
在穿过黑暗的奴隶制隧道后，历史惊奇地发现：人的潜能无限，人的智慧无涯。
三
春秋，是人的智慧大放异彩的时代。迭兴的霸业，是人的权谋践履；瑰丽的学说，是人的智略高扬。滥觞于春秋后期的诸子百家，已经超越了某个国家和地区的局限，开始从理论的高度对社会的前途进行整体设计，对人类的归宿进行终极思考。它们是人类的大智慧、大韬略。
孔子的仁学，从人的血缘亲情，即人的心理情感中寻找维系社会的支撑点。老子的道学，则是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在人与天地万物的和合中，寻找理想的郅治之世。积极进取的孔学和清静自然的老学，分别代表着人的两种不同层次的需要，成为中国历史中交融互补、不可或缺的两大显学，它们与后来东渐的佛学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干。《孙子兵法》，总结了前人的用兵经验，提出上兵伐谋的主张，从而把谋攻提到军事上最重要的地位。
在旧的奴隶制土崩瓦解，新的封建制尚未确立的春秋一代，除了继之的战国能与之媲美外，中国古代历史上再也没有哪一个朝代有过如此宽松的环境和思想的自由。因此，几乎中国所有的学说和思想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活水源头。春秋，这个被西方学者誉为人类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它产生了所有我们今天依然在思考的基本范畴。(［德］卡尔·雅斯贝尔斯：《人的历史》，转引自《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40页。)春秋，这个永远为后人仰止的黄金时代，它思想的光辉依然洒落在我们今人的屋宇窗前。
四
纵观春秋一代的韬略，有一个颇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在周天子势力日益缩小，王权统治已名存实亡之时，日渐壮大的诸侯霸主却屡屡打出了尊王的旗号来。而诸侯霸主们并无多少尊王之举，无非是口里嚷嚷，所行都是与王权相悖的霸业之实。尊王与霸业的矛盾，却在霸主们的手中奇迹般地统一起来了。尊王喊得最厉害的齐桓公，霸业也最鼎盛，削王的霸业竟离不了尊王的旗号。尊王在这里既是一种道德，又是一种韬略。这不仅是春秋时代，同时也是整个中国古代韬略文明的一大特色。
以孝亲事君为核心的伦理型文化，决定了古代中国成了一个上演道德剧的舞台。道德渗透于一切领域，繁衍在中华土壤上的谋略文化，自然也不例外。毋庸置疑，伦理道德在引导谋略的价值取向上有着积极的意义。汤武的仁义之师，管仲的节制之兵，这类以理服人、以德柔天下的心战、政治战成为谋略追求的极致。
由于敬老忠君伦理道德的深刻浸润，使中国古代的谋略文化，尤其是政治谋略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风貌。它们或打出君王的牌子，如春秋霸主们的尊王和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或亮出尚古的旗号，如历代的复古尚古思潮从孔子的吾从周至近代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这些说明了道德对谋略具有深刻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谋主们不得不借助强大的道德力量，来推行自己改革的谋略主张。由于谋略采取的不是直奔主题，而是曲线迂回的方式，因而使得中国古代的谋略主张少有摧枯拉朽式的锐意进取，而多是柔风细雨般的温和改良。
在黑白两色伦理的关注下，人们首先关心的是谋略的道德性质：是善?是恶?是否合理?而往往忽略了谋略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况且善恶标准只是相对的，在当时看来是合理的，从长远来看也许并非如此。历史上常常就是那些超常越轨的谋略，成就了大业，推动了历史前进。因此，一味地追求谋略的道德意义，其结果有可能是，那被道德标准所裁汰掉的，也许正是有着鲜活生命力的谋略。宋襄公的义战便是一个显例，大司马公孙固前后提出趁楚军半渡和未摆好战阵时出击的谋略，被宋襄公的道德标准一一裁汰。泓之战，实际上成了宋襄公的无谋之战。
就伦理道德本身而言，它是对人的操行的规范，要求人们循规蹈矩，体现出僵硬的有序性。就谋略艺术本身而言，它追求的是不囿常规、出奇制胜，体现着灵活的无序性。显然，道德的规范与谋略的追求有扦格。而一旦道德标准凝固化、绝对化，那么这种矛盾就更加尖锐起来，伦理道德便成了禁锢人的智谋的牢笼。召忽死于忠君，伍尚死于孝亲，从史书记载的有关材料来看，召忽和伍尚亦非等闲之辈，可惜的是他们最终没能走出这座牢笼。
就在有人以身殉道时，有人却走了出来，得到了另一片施展才谋的新天地。管仲没有追随召忽，伍员没有效法伍尚，九合诸侯、助吴弱楚，便是他们的谋略之花结出的硕果。
在伦理至上的中国，谋士们不仅需要超人的智慧，或许更需要超人的勇气。古如是，今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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