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告白_（印度）利皮卡?佩拉汉_9787550288843

　　这是一段在冲突中探求接纳，在绝望中发现希望的异乡生活告白。成长于孟加拉国的利皮卡．佩拉汉，随其英国籍犹太人丈夫里欧搬进耶路撒冷──一个蕴含丰富文化、备受争议的神圣之地。面临新环境的冲击，两人婚姻一度岌岌可危。陷入矛盾难解“以巴冲突”中的佩拉汉，从个人经验出发，以婚姻生活为轴线，进而观看周遭，体认当地人们的对立与仇恨、矛盾与误解；记录下文化之冲突，生活之龃龉。失根的灵魂试图找到归属，在内心世界与外在环境交互激荡中，尽管模糊，仍试图在这座繁复的城市里勾勒出和解与希望之图像。

　　听说我的The Unlikely Settler（《耶路撒冷告白》）一书要出简体中文版，我非常高兴。这本书是我在耶路撒冷的回忆录，它记述了我在那个中东最受关注的城市的生活。该书已在台湾以繁体中文的形式出版，而现在，它将面向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广大读者—真是荣幸之至。

　　出版方如此大力地推广The Unlikely Settler，真是不敢当。这本书概括了我八年来在耶路撒冷的生活、工作和养家糊口的经历。在此，我要向广大的中国读者们解释，为什么应该对这本书感兴趣。

　　The Unlikely Settler是一本关于政治的书，可它同时也是非常个人化的。一开始这是我代理人的主意，她让我把个人化的东西加入到政治日记里。她劝我说，我们可不想再出一本会淹没在茫茫书海中的关于中东冲突问题的书。没过多久，她就说服了我。

　　将个人化的东西混合进政治内容里，这样一来，熟悉巴以现状的读者和不了解巴以现状的读者，就都能看懂了。

　　那个“unlikely settler”不是别人，正是我。2005年夏天，我来到了西耶路撒冷一座旧式阿拉伯房子的门前。就像带有阿拉伯特征的房子出现在没有阿拉伯籍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周围全是犹太人的地区一样，我的出现显得有点格格不入。我是两个带有南亚血统的孩子的母亲，也是一个无神论者，我却来到耶路撒冷，和我的犹太家人一起生活。当时，我是BBC伦敦新闻编辑部的记者，为了去我家人想去的地方，我休了长假。

　　我首先是一个母亲，其次才是一名记者。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带着恐惧和好奇，观察着这座城市。这八年里，有挑战，也有激动。在此期间，我既要养家，还要了解这个对我半推半就的城市。我和家人一起目睹了两次加沙之战、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汽车炸弹袭击、持刀袭击、检查站枪击等造成的创伤，从此，这个城市对我的影响开始加深。这种创伤已经从政治层面渗透到了个人层面，我也是后来才发现这点。

　　The Unlikely Settler里的故事是从我第三个孩子在耶路撒冷出生开始，以倒叙的方式讲述的。在我之前，有很多外来者想要在这座城市定居。多年以来，我也渴望成为这里的一分子，而他的出生证实了这一点。

　　一开始，这个城市像谜一样，让我困惑不已—宗教民族混杂；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之间展开了房地产争夺战，前者因为被剥夺了公民权利而深感不满，后者相信《圣经》上所说的土地是上帝赐予的。后来，我着手开拓自己的空间、领地和舒适区。最后，我觉得我做到了—我的孩子们长大了，我学了希伯来语，这里的文化和复杂性在我身上扎了根。我不再是带着一点南亚斯多葛学派思想的西方自由主义的产物。

　　我无法再像局外人一样站在外围，我要加入那整个吞没了我的家庭和地区的日常的战争。我受到了挑衅，我要还击。我对这座城市享有权利。

　　也许最能吸引中国读者的地方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试着加入耶路撒冷—那座城市以自己的方式展现着特有的世界大同主义。走在雅法大道（Jaffa Road）上，你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阿拉伯人、埃塞俄比亚人、印度人、苏丹人、美国人、波兰人、俄罗斯人、北非人、阿富汗人……和中国人。那里有一个小社区，里面住的是中国籍犹太人和那些在英国管辖期间来到这里并定居的商人。雅法路上的“曼达林”（Mandarin）是以色列最古老的餐馆，它是联结这座城市不同人群的通道。大家都在试图对这座城市、这个地区宣告自己的权利。乍一看，它可能拥挤不堪，可是它容纳了所有的局外人，并让他们在困难中生存了下来，有史以来，它不都是如此吗。在中世纪的地图上，耶路撒冷被标记为世界的中心。

　　我如今居住在伦敦，但我经常回去。作为记者、电影制作人和作家，我的大部分工作都在那里。最后，我讲一件我最近去以色列编辑一部BBC纪录片时发生的逸事。我相信，接下来的故事，会让你对那奇怪的领地争夺行为和那历来就有的根深蒂固的偏执、好斗与不安的心理有所了解。

　　飞机上人很多。我的座位在后排，挨着厕所，我被两个人挤在中间。我挤了出去，想看看过道是否空着，或者前排是否还有靠窗的座位。最后，我找到一排，座号是23DEF，旁边坐着一个睡着了的女人。问题是，她占了三个座位。于是我问乘务员，她是买了一张座位的票，还是买了三张座位的票。我得到的回答是“一个—靠窗的”。

　　我试着轻轻叫醒她，可是没有反应。于是我就在她座位旁等。过了一会儿，她起身上厕所，我就坐到了靠着过道的座位上。

　　她回来的时候，我把脚偏到一边，好让她过去。可是她突然朝我大喊：“我需要睡觉，你没看见吗，我需要睡觉，我需要三个座位。”

　　“看到了，但你还是可以睡啊—你还有两个座位。你只买了一张座位的票，对吧？”我说。

　　“我不想坐在你旁边，你想要我怎么睡，抬起脚，放在你身上吗？”

　　我很惊讶，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坐在那儿，因为亲切的乘务员会过来解决问题。

　　她还在大声喊叫：“我失去了两个兄弟，我还在服丧期—还在为其中一个服丧。他们一个在黎巴嫩战争中死了，另一个也在最近的加沙战争中死了。我需要三个座位。我需要睡觉。你走开。”

　　“她没有义务离开。”乘务员杰拉西莫斯过来对那个女人说，可是，那个女人和一个极端正统派的戴着帽子的黑人男子吼着将他的声音压了下去。

　　“我一直看着你，你移到那里，现在又不让这个可怜的女人睡觉。”他对我说。

　　“有话好好说。”我用颤抖的声音对那个女人和那个极端正统派男人说。她突然把脚伸过来，开始大叫：“我说过很多遍了，我说我需要睡觉，可你就是不让。”那个女人准备睡在三个座位上。这时候，我真的相信她会说到做到—把她的脚放到我腿上。

　　这时，杰拉西莫斯说：“抱歉，在这个航班上，我见过很多这种情况，很抱歉让您受到这样的侮辱，不过，请您别生气，我再为您找一个座位好吗？”

　　于是杰拉西莫斯把我换到了一对友善的夫妇旁边。他们让我坐在靠过道的位置上。看到他们似乎比我还受伤的样子，我心里顿感轻松。我听到那个极端正统派男人继续说道：“我一直看着那个女人，她是故意这么做的，故意让这个可怜的女人睡不着觉。”然后，他又问那个可怜的女人：“你的兄弟是什么时候死的—刚刚牺牲的那个？”

　　满怀喜悦与责任的人生新页

　　在耶路撒冷的第五年，我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该在哪里产下第三胎？该回伦敦吗？我们头两胎都在那里出生，我丈夫也希望我回伦敦生产。还是在伯利恒（Bethlehem）？有朋友推荐那边的圣家医院。抑或在耶路撒冷？因为我在那里遇见了一位我非常喜欢的犹太教正统派妇产科医师。

　　我试着不把伯利恒排除在外。我们许多旅居此地的友人—包括记者与外交官—都选择前往巴勒斯坦管辖的城市生产，以免给他们在中东的工作与生活造成各种潜在问题。我参观过伯利恒的医院，当地环境优美，有美丽的花园环绕，且拥有顶尖的新生儿医疗技术。产房宽敞通风，还能看到古老的丘陵景观。但出生在伯利恒听起来实在太老套了。若在此地生产，仿佛注定会生下一个心怀怜悯、乐于牺牲奉献的孩子。这个孩子一出生便会背负许多期望。伯利恒是巴勒斯坦出生率最高的城市之一，照理说，这片土地现在应该已住着成千上万位心怀怜悯的使徒。倘若宽恕真是这片土地的核心价值，那么耶稣诞生地四周的丘陵间应能望见和平如繁花盛开，而非只见充满仇恨的前哨站。我的目光不自禁望向散落于伯利恒土地上的以色列定居点丑陋的建筑。这地方实在太不祥了，我不能在这里生产。

　　于是我选择去原先就认识的那位医生那儿看诊。他住在西岸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但他的诊所位于耶路撒冷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区—米阿?西阿利姆住宅区（Mea Shearim）。

　　“你怎么可以妥协于政治立场，跑去找犹太移民A医生看诊？你不觉得你这样是在支持以色列占领吗？”我的丈夫里欧这么对我说，他是位中东事务专家。

　　“在哪里生产比较舒服，应该由孩子的妈来决定。”我如此回复。

　　他盯着我，无言以对。里欧替一个致力解决中东纷争的智囊团工作，好几个难以成眠的夜里，他彻夜研究入境叙利亚时海关检查护照可能会碰上什么麻烦。他担心，一旦护照上载明出生地为“耶路撒冷”，会让我们的孩子在阿拉伯世界旅行时受到影响。

　　我的背景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出生于孟加拉国，多元的宗教背景只会让我们在叙利亚秘密警察眼中更显复杂。我从小在祖母强烈的印度教文化中成长，偏偏我父亲笃信伊斯兰教。我没接受父亲的一神论信仰，反而偏爱祖传的“异教徒”信仰，这种行为在伊斯兰教国家眼里恐怕不大妙。

　　首次来耶路撒冷不久后，我便认识了这位犹太教正统派的妇产科医生。我当时正在替BBC（英国广播公司）做一些新闻报道，《女性时刻》节目正在研究所谓的“犹太不孕症”，他们要我为此做个专题。犹太律法严格规定来月事的女子须遵循“净化仪式”，因此每个月从女方月事第一天开始，伴侣间须禁止性生活两周，为此犹太教正统派女性常无法自然受孕（虽然我遇过某位犹太教祭司对此戒律网开一面，他对年轻男子于此期间召妓多有所宽容）。这导致许多女人错过排卵黄金期。我的医生对这条被犹太律法认可的戒律大加谴责，他认为这剥夺了健康女性的受孕权。许多女性为求怀孕而打排卵针，但这有时会导致严重的心脏疾病与高血压。他主张这项关于女体净化的条文应予以修改，但在这个婚姻法皆由犹太教法庭定义的国家，此观点争议性颇高。身为犹太教正统派信徒，他能有此主张，比起那些无宗教信仰的医师有此主张来得更意味深长。从他候诊室里极端正统派的犹太教女性数量看来，想必他的医术风评极佳。这些女子来他诊所看诊是相当勇敢的行为，因为她们处在一种男女间连握手或甚至单纯的眼神接触都不被允许的文化里（部分极端正统派男性正鼓吹要设立男女分别专用的人行道）。对于虔诚的正统派女子而言，找男医生看诊颇不寻常。

　　当我发现自己有孕时，脑海中就浮现出这位妇产科医师的名字，在《女性时刻》节目专题报道后，他针对同一主题写了本书，并在一份主流国家报上连载。我觉得找认识的医生看诊较为舒服。此外—虽然我永远不会对里欧坦承—一想到一个在耶路撒冷诞生的孩子就能让叙利亚还有其他封闭的阿拉伯政权感到不安，就带给我一种邪恶的喜悦，这得归因于我童年时与伊斯兰教错综复杂的关系。我认为，既然我跟世界多数人一样有权批判以色列的“殖民”政策，那我便同样有权拒绝顺从某些专横的阿拉伯政权幼稚的要求，好比我的衣着、我该与谁交谈，或是我该在哪里生下我的孩子。

　　那位犹太移民医生令我着迷不已，他家住朱迪亚沙漠（Judean desert），通勤上班时，他的安全帽底下总戴着一顶无边犹太礼帽。每回我来产检时都对候诊室里的男男女女感到好奇：戴着假发、一身黑长裙的女人，还有头顶黑帽、两鬓留着卷曲发束的男子（我的孩子们都戏称那两束鬈发为“curly-wurlies”），信仰虔诚的他们总摇头晃脑地读着每日经文。对我来说，候诊室充满令人愉悦且性感的氛围。我跟这些仪容端庄、脸色苍白的女性坐在一起，就我所知，她们的身体被认为只是丈夫的财产，但是在这家诊所里，当诊间门一关，她们就得躺在男性妇科医生前（双腿架在诊疗椅的脚蹬上），毫无保留地暴露自己，而她们的丈夫只能在门外祷告。在我的想象里，此举正是这些女人沉默的复仇，是属于她们的小小冒险。

　　我的外表在候诊室里显得不大寻常，在一群从未晒过太阳、皮肤白皙的极端正统派犹太女子中间，我的孟加拉国肤色显得格外黝黑，此外，我的穿着、说话方式、阅读内容也都与众不同。我总穿着长袖衬衫与长裙，打扮力求低调。某天有个女人不断指着我的衣装，一开始我以为她是对这件连衣裙的褶饰图样着迷，但接着她开始猛点头，我以为她可能是在进行某种特定的祷告，才需要如此激烈地摆动头部。她就坐在我对面，我一脸困惑，但还是摆出礼貌的微笑，最后她起身坐到我身旁，毫不迟疑地拉起我的连衣裙领口。我才意识到这件连衣裙的领口剪裁会让人露出些微乳沟，这在我眼里无伤大雅，但显然会冒犯室内其他男性。当我翻阅《经济学人》周刊时，我也觉得自己冒犯到他们，仿佛应该拿起候诊室入口桌上叠放的黑色镀金公祷书来读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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