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住宅供给与居住生活保障_陈映芳_9787313170149

　　《城市治理研究（第1卷）：赋权、住宅供给与居住生活保障》是关于城市治理研究的文集，主要阐述城市治理与多中心治理的相关理论，分析中国城市治理的现状和问题，从政治学与公共行政学的视野论述城市多中心治理的政治意义和发展趋势，指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我们共同的愿景。

　　《城市治理研究：赋权、住宅供给与居住生活保障》：
　　兰德：感谢你的总结。遗产保护不只是从事建筑材料、土地、形态方面的专业人士的研究领域，还涉及地方政府培训、青少年教育和大众宣传。这是一项集体工作，地方政府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虽然中困很多遗产地的政府官员只对旅游经济感兴趣（与UNESCO精神并不吻合），但这不影响中法交流，关键是要在中法两国找到从事同样T作的政府官员，组织他们进行对话。至于这些市长、镇长来自大城市或小城市都没关系，因为他们都面临相似的问题。
　　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过教训。2001、2002年的时候，我们在同里组织过一次江南六镇的遗产保护会议，这六个古镇三个在江苏省、三个在浙江省，它们都有自己的历史保护区（借用当时法国的概念），我们也召集了一些法国遗产保护专家和镇长参加。但会议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形成共识的深度和广度都不足。中国方面，六个古镇分属江苏和浙江两省，它们之间的竞争关系多于合作意愿，地方政府负责人对开发的兴趣远远高于保护；而法国方面我们也未能充分调动起镇长和议员的合作意愿，虽然有地方协会的参与，但缺少政治家的支持，中法双方的合作就无法走得更远。因此，此后的交流我们特别注意政府间的合作需求，比如我们在安徽乡村和小城镇发展会议中，我们邀请了法国特色小镇协会的加入（这一协会成员包含遗产地市镇的市长、议员、技术专家和社团代表），虽然中法“小城镇”的尺度相差很大（人口基数不同），但当法国市长和议员们谈到，他们是如何通过跨行政区的制度创新，形成法国特色小镇组织网络的时候，当他们谈到特色小镇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提升，以及地方协会在其中发挥何种作用的时候，我发现中方的镇长、市长们都怀有极大的兴趣，因为这是双方当前都面临的重要问题。在这个层次的交流上，中法双方都获得了更全面的视角，后续工作的推进也更为顺畅。
　　“这十几年间中国涌现了很多优秀的建筑设计事务所。”“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趋势是，最近我们对地方的关注开始从物质空间转向文化层面。”
　　杨辰：作为中国城市开发最直接的参与者——建筑师，您认为跟20年前相比，他们有哪些变化？
　　兰德：1985年以前，中国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都是由国家和地方设计院承担完成，不存在市场的概念。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在1985年以后有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851995这十年。8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经济的恢复，城市建设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规划师和建筑师开始获得更多的机会从事各种类型的工程项目。但直到1994年，中国才开始实施“国家注册建筑师制度”，即通过全国性的专业考试，个人可以获得“注册建筑师”的执业资质。第二年（1995年），个人通过审核可以成立私营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中国的建筑市场上在1949年以后第一次出现了非设计院形式一一私人事务所。
　　第二阶段是19952008年。这十几年间中国涌现了很多优秀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借助我们观察站“150名中国建筑师在法国”的项目网络，我们接触过很多中国建筑与城市规划事务所，也做过系统的研究。这些事务所大多借助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建设高潮，力图在多个层面展开自己的工作。有的事务所意识到“现场”的重要性，这在我看来是很根本的一点。因为无论在前期的基地还是后期的工地上，建筑师会接触到未来居住在此的人和建造工人，在现场做的决定和在办公室里的完全不同。有的事务所关心建造的经济和社会意义（比如深圳的“都市实践”事务所，成都的刘家坤）。有的事务所追求新的形式和建造方式，比如上海的“大舍”事务所。这家事务所不仅在建筑设计方面表现出色，他们还积极地通过建筑杂志、网络推广、建立设计数据库和组织T作坊等形式进行经验和观点的分享。在这十几年间，我认为中国比较优秀的建筑师群体在认识建筑的方式上有了突破：他们更多地从场地情况而不是从模型出发去思考问题，这使得建筑形式和建造方式更接地气。还有些事务所因为其设计的建筑形象独特而成为“明星建筑师”（比如马清运和马岩松，他们就像国际建筑师赫佐格一样），他们主要做“地标建筑”——这类建筑的作用是用引人注日的建筑形象把自己所在的区域与城市其他区域区别开来，这些地标可以是火车站、机场、桥梁、高速公路等市政设施，也可以是歌剧院、剧院、体育场等文化设施。总之，这一阶段的中国建筑师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趋势：一种是对于当地条件的关注，一种是更加国际化。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