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秀，女，1963年生，湖北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199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2年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后出站，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自1985年以来一直从事政府预算和会计领域的教研工作。2002年获评教授，曾任财政系主任、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现兼任中国预算研究会学术委员，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理事，湖北省财政学会理事，武汉市预算会计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市审计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财政厅政府采购评审专家，预算绩效评价专家，武汉市人大常委会特聘预算专家。主持和参加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以及全国人大、财政部、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民政部、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等20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重要课题的研究。出版《政府预算机制研究》《国家预算管理》《预算会计学》《地方财政》等多部著作和教材，在《管理世界》《财贸经济》《财政研究》《税务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多项研究成果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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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英决策模式
1.社会存在两大集团
决策主体是有权力的少数人托马斯·戴伊和哈蒙·齐格勒指出，精英决策模式的假设前提是：社会上存在两大集团，一个是有权力的少数人，另一个是没有权力的多数人。两大集团的势力是不均衡的，集团间的矛盾会比较激烈。
在精英决策模式中，决策主体是有权力的少数人，只有这些少部分人才有权为社会分配价值，他们是垄断国家权力、执行政治功能的由少数杰出人物组成的统治阶级，如长老、首领、执行官、立法官、法官、行政官员、地方议会议员、专制君主等权威角色的承担者，占统治地位的精英们决定了公共政策，然后由政府官员和机构加以实施。少数的统治者与杰出人物不是被统治的群众代表，他们主要来自社会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那个阶层。
2.公众的地位被动。自上而下沟通与决策
精英决策模式认为，精英集团对支撑社会制度的基础准则有一致的认识。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的存在就依赖于精英集团的这种共识，它们反映了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政策方案只有与此相符才可能进入政策议程，得到决策层的认真考虑。因此，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精英把握政策制定的主动权，公共政策完全由精英来决定，然后由行政官员及其机构加以执行。公众（或者说群众）是麻木的，信息闭塞，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公众的要求及行动对公共政策不会产生决定性作用。实行精英决策模式，精英与公众的沟通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上而下的，公众情感往往被操纵在精英们的股掌之中，公众对精英价值观的影响微乎其微，精英决策模式的极端形式是独裁。、在民主政治发展还不够充分的过程中，公众掌握的决策、必需的知识和技能还十分有限，同时代议制民主走向直接民主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精英在政策决策过程中仍起着主要作用甚至是决定作用。精英模式认为，公共政策的变革和创新是知识精英们对其价值观重新定义的结果，出于维护社会制度的需要，精英阶层往往怀有浓重的保守主义情结，所以公共政策的变化必然是渐进性的而不是革命性的，通常，公共政策尽管经常会被修改和补充，但极少会出现被替换和取代的情况。渐进式改革将以现行社会制度最小牺牲和最小混乱的方式对威胁社会系统的重大事件做出必要的反应。
三、集团决策模式
集团决策模式认为，集团是个体的集合，是有共同利益需要或理想追求的一些个人正式或非正式的联合组织形式。公共政策实际上是集团斗争中相互妥协的结果，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一种平衡产物。在集团决策模式中，政府在政策过程中能够起的作用只是组织不同集团进行讨论、对话、协调等沟通活动，尽量缩小各个集团在公共政策期望上的差别，在相互妥协、协商的基础上，确定政策目标，选择各个集团都能接受的政策方案。
集团决策模式中存在多个不同的社会团体，它们经常会围绕不同的利益、权力、价值进行竞争。集团成员资格的相互重叠会使任何孤立的集团难以偏离社会的基础价值观，从而对平衡的维系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中有许多人既是这个集团的成员又是那个集团的成员，所以一个集团在提出自己利益要求时就必须考虑避免对这些人的利益造成伤害。这样集团间的矛盾与冲突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集团决策模式认为，各个团体都有权参与政策决定的过程。在实行民主政治的社会中，由于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会形成多种利益团体，要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就必须让不同的团体平等地参与政策制定。集团之间的竞争能够使任何单个集团的势力得到有效的控制，并使所有集团能够在相对基础上做到势均力敌，形成相互制约，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体系的平衡。
一般而言，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均正式地或非正式地结合成某一个团体，以便向政府提出他们的要求。社会中的个人只有在成为集团成员并为集团利益进行活动时，才能够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公众成为集团成员后参与公共政策的程度会提高。在集团决策模式中，公众参与决策的程度较精英决策模式来说要高。
集团决策模式认为，政策制定过程的核心是各种政策利益期望的平衡。各个利益集团对政策方案的理解、期望存在差别，只有让它们竞争、妥协，并最后达到平衡、均势、协调，这时选出来的公共政策才是合法的，在实施中才能贯彻下去。也就是说，在集团决策模式中，一旦出现矛盾，大多是比较重要的大的矛盾，较精英决策模式中的矛盾要尖锐，会涉及一些根本性的实质性的问题。
集团决策模式则认为，公共政策实际上是集团斗争中相互妥协的结果，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一种平衡产物。制约这种平衡的力量来自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影响。毫无疑问，公共政策往往更倾向于影响力较大的利益集团，集团决策模式把注意力集中到集团作用上，并以此分析、处理社会中各种利益间的关系，具有启发性。公共政策的相对稳定依赖于集团斗争均衡状态的持续。一旦这种状态被破坏，公共政策就会发生变化，待到新平衡形成、新政策随之出现。任何利益集团政治影响力的减弱或增强都会延伸到政策的制定领域，从而导致公共政策不同程度的变化。其变化的方向无疑更靠近力量增强集团的要求，远离力量减弱集团的要求，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平衡。
精英决策模式与集团决策模式都是集团（或是团体）的决策，基本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那些集团的利益，也反映了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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